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今天上海市中部有一条偏西北东南走向的远古时代的自然堤，谓之冈身，即今天的金山、闵行、奉贤、嘉定一线,它就是古时的海岸线。

　　距今6000到45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上古至秦汉的遗迹，都只在冈身迤西发现，说明今日上海地区成陆是很晚的。今考古发掘在浦东严桥发现唐代的陶片，当时该地可能是小渔村，说明大约到了8世纪的唐代，浦东才成陆。

　　上海的前身应当是唐代华亭县（治所在今松江县）的青龙镇，它是吴淞江下游的起点，也是繁华的港口，今天的上海市区当时还只是吴淞江下游支流上海浦旁的一个渔村。北宋，渔村逐渐发展成繁华的港口，天圣年间，官府设立上海务，收取酒税。

　　自宋代以来，吴淞江下游泥沙淤积严重，水道逐渐变窄，同时海岸线日渐东移，青龙镇离海口越来越远，失去了作为港口的地理优势。扬帆而来的船舶改由上海浦入江，并于今市区外滩迤南十六铺一带的江岸下锚，使上海务一跃成为当地最大的港口。南宋咸淳年间，政府在此设立上海镇，这是上海纳入地方建制之始。所以，上海地区民间长期流传着“先有青龙港，后有上海浦”的谚语。

　　上海的崛起，是由于吴淞江河道在11至12世纪的摆动，这种摆动使一度繁荣的青龙镇永远地衰落下去。上海的兴起，得益于长江三角洲腹地从13世纪开始引种棉花，以及不断兴起的棉花种植技术的革新。棉花是三角洲地区的大宗农产品，从元朝至明朝的300年间，上海地区的农业、棉纺织业日益发展，逐步取代了渔业和盐业。明初，因吴淞江泻水不畅，太湖下游之水移泻于上海的另一条河流黄浦江，加之官方的疏导，黄浦江越来越宽，后来上海浦也被黄浦江浸没，黄浦江终于取代吴淞江成为纵贯上海地区的第一大江。

　　上海县的航运也日益发展，而上海线世纪大运河衰落以后，每年从江南运往北方的贡米改由海路运输，从而更刺激了上海城市商业转输功能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上海开埠之前，上海的政治地位一直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城址即今南市区豫园所在地，旧城被圆形的城墙环绕，一条十字街构成主要的马路，街道又窄又短,与城北的洋房高楼相比，很难想象它也曾是上海。但是，开埠以后的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只用了短短的20余年，到同治四年（1865年）上海就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对外和国内贸易的首要地位。

　　从开埠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为止，上海对外贸易额始终占有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将近半数。同治八年（1869年）6月2日的《北华捷报》用“对外贸易的心脏就是上海，而其他口岸不过是血管罢了”来形容上海在全国港口城市中的地位。

　　上海的地理区位极其优越。它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门户。从我国沿海航线看，上海正处在中国沿海南北洋航路的中间，位置十分适中。上海位于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的出海口，富饶的长江流域为它提供了广阔的经济腹地。

　　上海的经济腹地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长江三角洲，二是长江下游苏、浙、皖三省，三是整个长江流域，四是整个中国。所以，研究上海史的罗兹·墨菲形象地描述上海的地理条件说：“上海城市，从地形学上讲，位于从西面和北面向它汇合的华东低地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长江及其支流，把中国特产丰饶的核心地带百川注入的水源收容下来，最后都倾泻到黄浦江口。”

　　清同治三年（1864年）湖北官书局刻印了《南北洋全图》，其中《南洋全图》、《北洋全图》详细绘出以长江为分界的航路及口岸。这个形成于19世纪50至60 年代中期的东南沿海城市交通网络，主体是以上海为轴心的展翼式沿海航运体系。

　　以长江为轴线，南侧一翼为南洋航线，连通浙、闽、粤、桂和安南诸港；北侧一翼为北洋航线，连接苏、鲁、直隶、盛京、朝鲜、日本。同时，上海又是越洋至欧美大洲的航运枢纽。长江航道和上述沿海航线形成一个T字形框架，对上海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譬如：长江中游地区的出口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在清朝前期，曾经人为地规定只开广州一口独揽海外贸易，长江中游地区生丝、茶叶等物资的出口，不得不翻越五岭山脉，才能到达惟一准许与外国人商贸的广州港。但是，由于长江沿岸的开放，使全流域的物资得以经由长江的天然航道，运抵上海。

　　良好的交通网络使上海在清朝末叶构建起一张庞大的贸易网络。约有40多个港口与上海有着密切的物资交往，与上海内贸往来的重要港埠大都集中在沿海或沿江地区，它们成为上海对内贸易的重要纽带，其中内地的汉口、华北的天津、东北的营口、华南的广州是上海埠际贸易的四大支柱。

　　通过这些港埠牵系及其级差市场，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总汇的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国内商品流动网络，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内贸网络。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已经集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工业加工业中心于一体，跃居中国首位都市了。

　　上海自建置以来，一直是一个人口不多的蕞尔小县，即使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埠以后的十多年间，人口仍较稳定。然而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上海人口迅速膨胀，增长幅度之大，史无前例。

　　在蜂拥移民上海的人群中，尤以避乱而来的难民为多。自咸丰元年（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后，太平军在广西转战，挺进两湖，并沿江东下，咸丰三年（1853年）3月定都天京。咸丰十年（1860年）底摧毁清军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向以苏锡常为中心的苏南、以杭嘉湖为中心的浙北和以甬绍为中心的浙东发动进攻。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事征服，引发了一股庞大的难民潮流向上海。

　　随着太平军向天京以东的镇江等地逼近，镇江、扬州富户携资远徙，一时间，“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移徙苏郡，又由苏郡移及上海”，形成了一股“搬移者始自关外旋及苏州，十去其七，渐及上洋”的人口流动潮。据《上海法租界史》载，到咸丰三年（1853年），“叛乱事件把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赶到租界里来”。

　　在苏南，咸丰十年（1860年）6月，太平军占领江苏省城苏州，该省的“藩臬各官俱奔上海，制台亦逃上海，预为浮海之计”，形成了“苏省新署官僚，皆集上海城内”的局面。就是连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也报道了苏州陷落之后，“整个帝国军队全部星散，所存的主要官员都逃至上海”的事实。跟随大批官僚远逃的是富户豪族，时称“此际富绅多受厄，难民逃遁似禽飞”。

　　苏州周围的百姓更是纷纷向东面的上海一带逃亡，据载，在太平军占领苏州前后，“镇江以下难民陆续来松者已不下万余人”。继苏州之后，太平军又陷昆山、太仓等地，“逃难人民不计其数，往南路去。”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上海社会更呈现出一种畸形繁荣的局面。由于战争的影响，内地许多原料产地通往广州的路径被切断，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丝、茶叶等原料只有通过长江水道运往上海，再由上海输出。同时，太平军占领江浙一带后，采取了正确的贸易政策，允许外商同太平军占领区进行正当的丝茶贸易，从而使这一时期上海的出口贸易额不但没有因战争而减少，相反，却以不小的幅度上升。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上海由于难民的涌入，人口膨胀，致使各类商业需求量激增，商品流通频繁。特别是江浙一带大量避难绅商携资来沪，无疑更刺激了经济的繁荣，所谓“商人集则商事兴，绅富集则金融裕”，即是这个道理。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也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远近避难者的涌入，是“上海市面兴盛的第一步”。

　　商业的繁盛，一方面产生了更多的就业、谋生机会。例如，随着全国外贸重心向上海的转移，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外国洋行纷纷建立，据统计，咸丰二年（1852年），上海的洋行已有41家，而到咸丰四年（1854年），激增到120多家。洋行的增加，则意味着对买办、通事、杂役等人员的需求量增加。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这些机会，对于因外国廉价工业品竞争而难以维持生计的广大乡民来说，肯定是一种诱惑。

　　另一方面，商业的兴旺，战争所造成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使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投资利润极高的地区之一，上海成了中外投机者、冒险家的天堂。以房地产为例，据当时任法国驻沪领事的爱棠所说，在法租界，“地皮价格抬得很高，最初每亩地卖二百两已经被认为很贵了，现在即使卖一千二百两，买主还是争先恐后”。其中的价格差之大，足以使嗜利如命的商人趋之若鹜。

　　西方人尤其如此，正如沪上报纸所云：“上海在贸易上既然具有这种便利的条件，因而传到国外的消息是，不论在违禁品贸易或在合法的商业方面，人们都可以冒险发财，因此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大批外国人涌到上海这个地方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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