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有一本书，向世界第一次介绍了中国的红色政权，真实、客观、立体的人形象跃然纸上；有一本书，无数的中外人民受之感染，在革命、建设、改革年代选择与中国风雨同舟。这就是埃德加·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名《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9月14日，习给关心中国的国际友人的亲属回信，斯诺就是这批国际友人最为中国人民熟知的一位。读了几遍手里不同版本、不同语种的《西行漫记》，结合其他党史、文史信息，发现有多位与徐汇颇有渊源的人物，共同促成了斯诺的延安之行和书作的问世。徐汇地区中西交融的文化底蕴，与革命时期特殊的华洋杂居的政治缝隙，漏下的几抹光晕共同促成了斯诺的传奇。

　　斯诺是第一个在红色区域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在多位人士的帮助下，他冲破了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新闻封锁。他首先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搜集关于长征的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宁夏南部的预望县，这里是和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最后他冒着炮火，折回保安，回到西安。《红星照耀中国》的问世打破了政府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告诉全世界正直的人民“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

　　在这段值得为世界新闻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所铭记的重要旅程中，诸多徐汇人为这部经典巨著的写成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徐汇人有的在行前为斯诺与中共中央穿针引线，或在路程中为斯诺安排交通；有的在采访过程中担任重要翻译，或在采访完成后冒风险签发新闻稿件。这些人有员，也有民主人士；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些在徐汇生活、工作、或者抗争过的人，或是因为对中共的亲近感，或是因为对新闻求真的价值追求，或是因为员的信仰，共同协助斯诺铸就了《西行漫记》这本书。

　　斯诺在《斯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说：“到1936年6月，我听到了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在西安指挥剿共的张学良元帅，与达到了秘密的停战协议。一位朋友（指黄敬）告诉我，在他的帮助下，有可能到陕北和甘肃省去旅行一次，当时红军主力正由全国向那里集中。我去到上海，再次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我求助于她，宋庆龄很快做了安排。”

　　斯诺与宋庆龄、员徐冰联系，表示希望进入红区采访。宋、徐二人通过秘密关系与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联系，转答了斯诺的情况。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收到报告后即向、周恩来汇报，并得到许可。徐冰作为斯诺的一个老朋友，把一封给的介绍信交给了斯诺。徐冰曾在1935年参加北平一二九，以新闻工作者和学者的身份与斯诺结识，两人成为好友。

　　在获得的介绍信后，宋庆龄又联系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在上海的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牧师先到西安，为他进入陕北进行联系安排。因为董健吾与当时各方均有交情，且与张学良和陕北方面都认识。宋庆龄与董健吾商量他与斯诺在西安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方法。除了接头暗语外，宋庆龄还在自己的一张名片上写上两句英语诗，盖上骑缝章，一半交给董健吾，一半寄给斯诺。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对他与董健吾在西安的相见做了生动描述。董健吾到西安后，以“王牧师”身份住进西京招待所，他用暗语与斯诺问答“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也用预定的暗语回答：“是我好朋友，”然后双方出示宋庆龄的名片，拼对无误，顺利接上关系。

　　董健吾落落大方的气度、漂亮纯正的英语、广见博识的谈吐，以及对国内外局势的精辟见解很快折服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对董健吾做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在以后的那个星期，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证据做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1936年6月，在董健吾的护送下，斯诺与美国医生马海德到达西安，再由张学良让东北军掩护进入陕北苏区的中心保安县。他只有一封给苏维埃主席的介绍信，内心不免恐惧，但他认为，为了探明“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人或者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有哪些地方不同？”，还是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

　　毛主席曾动情地评价过董健吾：“我总算才明白，当年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如今解放了，他本人却悄悄隐匿了起来，而我们这些熟人，他谁也不来找，真是一个怪人。”

　　我们常说隐蔽战线上的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在龙华烈士陵园长眠的董健吾用自己的一生为这句话做了注解。

　　1936年7月初，斯诺按计划在西安换乘东北军的军用卡车，有惊无险地到达被东北军占据的延安，后又换乘毛驴，进入苏区的安塞县百家坪，在此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欢迎，周恩来随后为他安排了一个92天的访问日程。经过三天的赶路，到达保安。在保安的第一天夜里，来看望他。在随后几天，他俩在的窑洞里，通过翻译吴亮平，开展了多次畅谈。

　　在吴亮平的自传回忆中，他从7月16日开始，坐在和斯诺之间，为二人的交流做翻译。后来《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斯诺说过：“经过耐心的吴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会失真的。”向干部推荐说，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书在1937年10月问世后，一年内五次再版，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为党史世界上较畅销的书籍之一。国内外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之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吴亮平在陕北的这一经历，得到了、周恩来等的高度评价。

　　根据中共中央对吴亮平生平的讣告，1929年吴亮平回国后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和潘汉年等做了大量团结进步知识分子的工作，推动了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等进步团体的成立。1930年被王明打击之后，夜以继日，用三个月的时间翻译了《反杜林论》。吴亮平因为翻译此书，被同志誉为“功不在禹下”。1930年，吴亮平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吴亮平在漕河泾监狱里为大家讲过课，介绍他翻译的《反杜林论》。1932年出狱后，他来到中央苏区担任工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国际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同吴亮平同志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在国际上得到了很多同情者，有美国的妇女向写信，后嘱咐吴亮平进行回信。

　　漕河泾监狱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斗争在《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的多位亲历者中都有回忆记录。1933年《中国论坛》曾报道过漕河泾监狱政治犯的绝食斗争，揭露当局虐待政治犯的罪恶行径。

　　按照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的回忆，“1936年10月7日前后，斯诺结束了在苏区三个多月的实地采访，从西安回到北京家里。斯诺的文章发表后，打破了和国际社会对红区的丑化，而且当时中国的右翼和左翼都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他获得了绝对可信的事实。就这样，他的旅行变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促进舆论向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的转化。”正如斯诺妻子所言，如果埃德加是一位人，他的报道就没有多少价值了。但他是一名求实写实的记者，他喜欢自己的读者，会想到自己的读者。

　　斯诺于1936年11月5日把自己与的谈话全文和对红色根据地的综述寄给了他服务的《密勒氏评论报》。报社主编鲍威尔接到文稿后，在11月14日、21日分两期、以10页篇幅给予全文发表，标题即为《与领袖的会见》。这是第一次向世界介绍身世和谈话，也是第一次刊发斯诺拍摄的在窑洞前头戴红军八角帽的照片。这是报界第一次披露的长篇谈话，长久以来一直被妖魔化的红军，也第一次以主角的身份，正面形象走进了公众视野。报纸一出刊，引起的冲击波远胜过炸弹的威力。

　　在《申报》主编史量才遇难后，《密》报可以说是当时报界最真实报道对日抗争的报纸。我们有理由相信，租界内便利的信息和安全保障让报社主编鲍威尔有勇气做线日，《密》以最快速度出刊“战时专版”，介绍八一三后上海的情况。几个月后，鲍威尔又策划出版《中国的抗争——日本侵华大事记》一书，用新闻实录和现场照片记录上海的斗争。1941年12月6日，在上海“孤岛”沦陷前的几个小时，鲍威尔抢在日军攻入公共租界前，组织力量将最后一期《密》报运出上海，并运用当时美国几家大报集团联合组建的无线电通讯社，通过秘密电台向世界发送新闻，鲍威尔就是美国秘密电台的台长。在12月7日上午10时，在日本人发现、没收这个电台之前，鲍已将上海被占领的信息通过电波，发送至国外各大报纸。他也因为最后的坚守付出惨重代价，12月20日被日军抓捕并关入监狱。

　　在斯诺逝世后，宋庆龄写了“中国人民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记得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他们研究中国的历史”。

　　习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要提高中国的全球叙事能力。在斯诺这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发：要有有胆识的媒体素养，敢于深入实地、直面真实、记录细节的铁肩担当；也要有懂得中西方文化差异、熟练掌握双方话语体系的专业素养；还需要二轨外交，运用民间身份巧妙转述、起承、黏合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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