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当下，随着通讯方式的不断发展，手写的书信已逐渐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书信既是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承载着文化内涵和情感。

　　9月26日，“一纸书信 万千情怀——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名人书信展”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艺苑专题展厅展出，呈现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50多位名人撰写的70多封书信，从中可读大文豪们在工作、生活中的交流。

　　上海鲁迅纪念馆设有近现代名人专库——“朝华文库”，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此前，馆长郑亚曾告诉澎湃新闻：“我们于1999年建立了 ‘朝华文库’，征集了和鲁迅有关的同时代文化名人，包括作家、出版家、版画家的手稿与作品等实物，如陈望道、冯雪峰、许寿裳、黄源、赵家璧、李桦等，按‘人物’设立了多个专库进行收藏和展示。我们也对这些名人物品进行了梳理、挖掘和解读。特别是从他们的创作手稿中，可以看到他们真实的思想活动，进一步去研究，将会别有一番天地的。”

　　澎湃新闻记者了解到，展览共展出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的二十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50多位名人撰写的70多封书信。内容涉及教育、文学、语言、美术、戏剧、出版、翻译、学术研究等工作领域。书写者是这些行业中的佼佼者：鲁迅、梅兰芳、陈望道、叶圣陶、范文澜、巴金、卞之琳、臧克家、萧军、丁玲、郭沫若等。展览特别选取了与图书出版、左翼文艺、解放区文艺、《辞源》修订、现代版画、鲁迅研究等重大文化成就相关的一批书信，以彰显这背后一代代文化人孜孜不倦、默默奉献的精神。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品皆为首次展出，所选取的书信内容偏向于工作内容，而私人生活方面相对少一些。

　　展厅开端，是当时文坛的两大诗人的信件。首先是郭沫若致汪静之信，其次是汪静之致夫人符竹因信件。前者写于1925年4月24日。内容主要关于汪静之文章投稿、创造社当时情形等，提及郁达夫、成仿吾、应修人。“我前一礼拜生了一个女儿” 指长女郭淑瑀。提到郭沫若创作于1925年的爱情诗集《瓶》的创作情况。该组诗发表于1926年4月《创造月刊》1卷2期。郁达夫在这一期的“编辑者言”中说：“但是沫若的《瓶》，光赤和全平的小说，都是一时的力作，大约可告无罪于读者诸君的。……沫若在近一年中，思想上起了变革，完全把方向改了过来”。当郭沫若撰写这封信的时候，汪静之正在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里担任国文教员。而在汪静之给妻子符竹因的信件中，除了嘘寒问暖外，也有涉及郭沫若告知的医学知识。值得一提的是，汪静之的这一信件也是展厅中唯一的夫妻之前的信件。

　　随后，则有4封书信是围绕美术家、画家陶元庆展开。陶元庆曾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师从丰子恺和陈抱一等名家学习西洋画，之后，他采用新颖的图案装饰作为新文艺书籍的封面设计，并在鲁迅的热情鼓励支持下进行大胆创新的。展柜中的4封信件为陶元庆去世后，作家、学者许钦文致鲁迅的信件，内容涉及为陶元庆出版遗作、遗作目录等事宜。

　　卞之琳与王任之（笔名英子）为出现频率较高的人物。其中，卞之琳致王任之信，写于1934年11月15日。1934年11月到1935年12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卞之琳连续给英子回复过六封信，从时间和主要内容看，应为卞之琳担任《水星》编辑工作时，英子就文学创作与卞之琳的探讨交流。卞之琳时年24岁，自身的才学诗情，徐志摩、沈从文等的提携扶持，使他已获得相当大的社会知名度。这封信是六封信中的第一封，信末“北平北海三座门十四号章宅”即为《水星》编辑部。《水星》创刊于1934年10月，是一份小型的文学刊物。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有着坦诚的个人真性情。多年后他自己回忆时感慨道：“……重读我的这些信，想到自己当时也不过二十几岁人，给英子写信，批评多于鼓励他的写作，话里还不时带教训口气，无助于他发挥才禀多出文学成果，殊觉不可恕……”。而王任之，出生中医世家（新安王氏医学传人），是当时的“文学粉丝”，业余时从事写作。展厅中，有他与多位文学大家，如巴金等人的信件往来，内容多为对于文学的探讨。

　　施蛰存致鲁迅的信件虽只有几行字，但内容却很丰富。柔石遇害，鲁迅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之后的第二年，施蛰存所在的《现代》刊物想收集插图、文字资料并发表。这一信件的内容是刊发后的作品归还事宜。

　　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曹靖华致鲁迅信，写于1934年10月10日。1927年起曹靖华在苏联任教，从1930年年初到1933年秋回国，四年中为鲁迅搜集了苏联木刻家的木刻原拓一百余幅，鲁迅把这些作品编成《引玉集》和《拈花集》。当时鲁迅需要苏联木刻家的生平，曹靖华为之一一联系，并由曹靖华翻译后寄给鲁迅。《引玉集》于1934年出版，此信所涉及的是《引玉集》出版后，鲁迅将此书寄给苏联木刻家，加强中苏木刻艺术交流，曹靖华为之进行翻译和联系的事。其中“克氏”指苏联木刻家克拉甫兼珂，“V.O.K.S.”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英文缩写。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展厅中有不少书信内容都与纪念鲁迅有关。曹聚仁致许广平信写于1937年3月31日。此信回复许广平关于鲁迅书信和纪念鲁迅的基金等事宜。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征集鲁迅书信，准备出版。曹聚仁将他整理粘好的23封寄奉给了许广平，另有17封他认为“很简单的信”则未寄返。曹聚仁晚年回忆与鲁迅相处时，曾有“天下滔滔，又有多少人可以共语呢？”的感慨。字里行间充溢、流淌着知己相契的欣慰和怀念之情。

　　而文博大家郑振铎致施崇翔信件所关注的也是《鲁迅全集》事宜。信中所写：“即将“全集”扫数交还许先生发售……”。展览中，另一件郭沫若的信写于1961年，为郭沫若致上海鲁迅纪念馆，关于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诗稿》作序之事。

　　此外，展厅中也有鲁迅本人的书信。其中，鲁迅致杨晋豪信，写于1936年3月11日。1936年杨晋豪任北新书局《小学生》半月刊编辑，杨晋豪致信鲁迅，向鲁迅约稿。鲁迅于1936年3月11日复函杨晋豪，信中对于目前的少年读物现状表示担心，并坦诚地说“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相识的人里面，也没有留心此道的人”，“曾有的一两本童话，那是为了插画，买来玩玩的”，“所以真是无能为力”，婉言谢绝杨晋豪的约稿。这体现了鲁迅一贯的风格：自己没有深入的了解，就不能误人子弟。但他建议：“不过改进需要专家，一切几乎都要得从新来一下。” 显示了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建设的关心和重视。

　　此外，记者看到，展览也设有一些小板块。如作家“丁玲”板块，有丁玲致陈明信，也有冯雪峰致丁玲信。丁玲致陈明信写于1949年4月13日，地点是莫斯科。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预备会，会上选出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妇女代表，她们是：李德全、丁玲、龚普生、陆璀、吴青。3月27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消息《出席巴黎和平大会 中国代表团已正式组成 郭沫若任团长日内出国》：“中国代表团选出郭沫若为代表团团长，刘宁一、马寅初为副团长，钱俊瑞为秘书长。并决定于日内出国，在四月二十日以前赶到巴黎。”代表团于4月11日下午抵达莫斯科。此信内容是关于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以及丁玲与代表团成员、莫斯科文艺界接待人员的交往情况。而在冯雪峰致丁玲信中，则反映了两人深厚的友谊。此时，丁玲已去延安，冯雪峰代为处理了丁玲母亲的相关事情，并问道其创作情况等。

　　另一个小板块是“《辞源》修订”。《辞源》是一部古汉语专门工具书，始编于1908年，续编于1931年。原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相关条目，有一定百科全书性质，第二版后删去，成为专门语文工具书，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辞源》修订工作开始。由于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的分工，《辞源》由综合性百科辞书，修订为一部大型的古汉语辞书。商务印书馆设置了“辞源组”，1964年，《辞源》修订稿第一册出版。在这一展柜，呈现了王力、陈梦家等人致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信，探讨《辞源》修订相关问题。

　　彦涵致张望信，写于1983年9月21日。因为内山嘉吉要来中国，张望请古元转交信札给彦涵，告知相关事宜。此信是彦涵对张望来信的回复，并表示到时当以美协名义请老一辈的木刻家们一起欢聚。

　　科技的日新月异带来了通讯方式的不断发展，手写纸质书信逐渐淡出我们当下的实际生活。但与此同时，名人书信却引起了学者、收藏界和文博行业的热情关注。

　　今时今日，读诸如书信等非虚构文学作品的目的大致如鲁迅先生所言：“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书信承载着文化内涵和情感，书信是人们交流中比较真实的反映。其中，名人书信更是重大文化发展进程的多侧面记录。这些文化名人的书信不仅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学术延伸，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缩影，更兼具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为与社会公众分享在近现代名人书信方面的收藏和研究成果，上海鲁迅纪念馆将在未来逐步展出相关文物。此前，在接受采访时，郑亚表示，“未来，今后将更多地发挥馆藏文物的作用，供大家学习、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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