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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嘉燧，字孟阳，号松圆道人、松园居士等，法名海能。明代著名诗人、画家，与娄坚、唐时升并号“练川三老”，又与李流芳、唐时升、娄坚并称为“嘉定四先生”。

　　程嘉燧祖籍徽州歙县，其父程衍寿幼失怙恃，遂投奔定居嘉定的姑夫李汝节。李汝节的父亲李文邦，于嘉靖间以徽商入籍嘉定南翔。李文邦有二子，长为李汝节，次为李汝筠。与程嘉燧同为“嘉定四先生”的李流芳，即为李汝筠之子。明代嘉、隆之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其中尤以徽商为最。这一时期，棉业成为嘉定地区的主导产业，不但百姓日用由此而出，而且商贩还将棉布远销外地。南翔是当时的棉布大镇，万历时“多晋、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其中“歙之公乘里士，行贾不可指数”。李氏、程氏便是在此风潮下来嘉定经商贸易的徽商家族代表。同时，程嘉燧和妹妹都与闵氏通婚联姻。闵氏也是徽商家族，嘉定古猗园最早的主人闵士籍即来自这个家族。徽州人贾而好儒，往往重视文化。因此，徽商不仅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文化交流与融合。正如学者所言：“探吴地文化之所以延绵中不断裂，衍化中见发展，仕、商、文之间的不即不离、不泥不脱之关系乃必须深究以求，徽人在吴地人文投建或共建的景观就值得观照。”“嘉定四先生”中徽人有其二，可谓典型个案。程嘉燧出生在嘉定，也在嘉定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嘉定在文化上属于吴文化圈，但民风士习与当时江南繁华的中心姑苏颇异，大致上“苏城奢华，士人喜好追名逐利，嘉邑朴实淳厚，士人求实好古”。明人评价，“嘉定之遗老宿儒，传习国初王常宗，近代归熙甫之旧学，怀文抱质，彬彬可观”。这里所说的王常宗为明初学者王彝，归熙甫就是归有光。清光绪《嘉定县志》在总结嘉定明代学术时也称：“（嘉定）士风纯朴，文有师承。明初王征士（王彝）倡导古学，嘉隆年间归震川授经安亭，师友渊源，递相绍述。唐娄辈出，侯黄继起，文章节义，照耀史策。”颇有意味的是，王彝和归有光都不是本地人。王彝是蜀人，随父赴昆山，遂定居嘉定；归有光是昆山人，曾于安亭授徒讲学。归有光称得上是造福嘉定文化事业的及时雨。“熙甫既没，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犹能守其师说，讲诵于荒江寂寞之滨。”从此，嘉定后学多服膺归有光，或为再传弟子，或为私淑，其中间接就影响到了“嘉定四先生”。当然，对程嘉燧等人有更加直接影响的，是处于同时代的另一著名学者徐学谟。徐学谟为传承王彝、归有光之学术文章旗帜的领军人物。程嘉燧14岁时，徐学谟致政归田，偶然读到程诗，赏其才华，就经常邀请他参加文酒之会。在座者有一时名贤如丘集、张应武等，嘉燧奉几杖以从。其诗文因这样的文人雅聚而获得滋养，愈臻精妙。万历十二年，20岁的程嘉燧赴苏州应试，不料名落孙山。此后，他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放弃此路后，他转而学习击剑，亦不能特出于人，应武举之路看来也不能指望了。于是，他收心读书，在诗歌绘画方面沉潜用功。布衣平生，反倒成就了其诗画方面的一世才名。万历十四年，程嘉燧的父亲程衍寿病卒。其后三年，程嘉燧遵其父遗愿，由唐时升引荐，至南京请得王世贞为撰墓志铭。王世贞时为文坛盟主，对程嘉燧大为欣赏。万历十八年，王世贞请告归里，还与来访的程嘉燧谈诗论文、泛舟唱和，后世所谓“为王弇州王文肃所重”，即出于此。值得一提的是，程嘉燧学剑虽不成，但在之后的岁月里亦始终未曾忘怀于“武”。中年时，他还应吴淞都督戚金的招募，担任过短暂的幕僚。不过，程嘉燧并没有徽州人与生俱来的经营天分，“一生不事生产”。虽然一度入幕为生，但拒绝结交权贵。凡说起谋利的事情，就忍不住面红耳赤地掉臂而去。再加上他“负侠使气”，又“喜赴人急难”等，最终陷于贫困，有时竟至窘迫到“朝炊恐不及夕，夕爨恐不及朝”。

　　程嘉燧眼界广、阅历丰，生好游历，时有千里游，又辅以万卷书。“嘉定四先生”中数他游屐最广，近而建康、广陵，远则沉湘、河渭，“所至倾动都邑”。

　　由富而贫的人生体验，名山大川的陶冶，加上晚明的时局变化，构成程嘉燧独特的生活环境与人生感悟。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诗学思想，即以性情为主，主张复古与性灵；反映在绘画上，是以取意为主，即便临摹之作，亦不步趋前人法度，于笔法的运用上亦不求逼肖，乃借其意，出之以性情而自然流出。

　　诗画理念的明朗化表达与身体力行的实践，使他既能以诗与唐时升、娄坚、李流芳并列为“嘉定四先生”，又能以画与董其昌、李流芳、杨文骢、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王时敏、王鉴并列为“画中九友”。

　　程嘉燧是公认的“嘉定四先生”中诗歌成就最高者——“嘉定四先生诗文书画，映照海内，要皆经明行修，学有根柢，而唐以文掩，娄以书掩，程以诗掩，李以画掩。”

　　程嘉燧一生勤于诗歌创作，其诗各体皆备。王士禛在为《新安二布衣诗》所作序言中对程氏诗歌各体皆有评论：“孟阳七言近体学刘文房（长卿）、韩君平（翃），清词丽句，神韵独绝。绝句出入于梦得（刘禹锡）、牧之（杜牧）、义山（李商隐）之间，不名一家，时诣妙境。歌行刻画东坡，如桓元子（温），似刘越石（琨），无所不撼。”

　　大体而言，程嘉燧作诗以七律见长，又能够跳出一般律诗容易显得太过用力的毛病，诗歌风格被誉为“圆润清空、清丽悠远”。

　　更为难得的是，程嘉燧在丰富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独特的诗学思想体系。其主张介乎于复古主义与性灵说之间，破除了单纯拟古的观念，提出在保持自我性情的基础上学习古人。这一理论在为复古主义笼罩的明代诗坛别开一蹊径。

　　程嘉燧对绘画的钟情，甚至可以说超过诗歌。他在《题张伯美画留通州天宁寺》中写下“爱画余宿习”之句，还用“纵耽书画癖，难使饥渴济”来表达自己不能放弃对书画的热爱之意。

　　程嘉燧的画为时流所爱赏。吴伟业在《画中九友歌》中，对程嘉燧有“松圆诗律通清讴，墨庄自画归田游”的评价。

　　程嘉燧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浙派以及吴门画派的相继衰落、松江画派兴盛时期。程嘉燧擅长山水画，得笔于倪云林（瓒）。程嘉燧有诗云：“不见云林二百年，谁将凡骨换神仙。茅斋疏柳秋光后，拾得金丹在眼前。”

　　同时，他性喜游历，一方面以自然为法，一方面以诗入画。从早期以意摹古的仿古山水画到后期以天地为师的写实山水画，摹古的同时又能存有自我，与其诗作不蹈陈词滥调、自成机杼一样，以自己空静超脱的个人品格和深厚高妙的文学素养倾注入画，格韵并盛，秀逸圆劲，由此开启清初“天都一派”的画风，成为新安画派之前驱。

　　程嘉燧还是一位感情丰富，颇为风流浪漫之人。在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他竟然痴狂地爱上了一位当世奇女子——“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

　　据陈寅恪考证，17岁的柳如是慕名来访，生性风雅浪漫的程嘉燧为之痴狂颠倒，写下数十首诗歌，正可谓“老夫聊发少年狂”。不过，上天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崇祯十四年，柳如是下嫁钱谦益。

　　同样在这一年，程嘉燧回到故乡，以古烧松捣煤之法尝试制墨。墨成，命曰“古松煤”。两年后，他卒于歙县长翰山松圆阁，是年79岁。

　　这一刻，已经来到崇祯十六年岁末。不久，李自成破京师，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遂亡。

　　程嘉燧是“嘉定四先生”中最后一位告别这个世界的。作为明代最后一个诗派的创建者，唐时升、程嘉燧、娄坚及李流芳不重名利而重名节，不逐时好为向背，信笔天成，不事雕绘的人品文品，足以泽被后世、流芳千古。

　　就在程嘉燧去世后不久，嘉定卷入战火。侯峒曾、黄淳耀率领这里的人民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烈活剧。这是“嘉定四先生”气骨和节操的传承发扬，是嘉定乃至上海历史文化上最为闪亮的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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