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西辽河流域历史上曾诞生了诸如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极具创造力的优秀文化。作为古代北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西辽河流域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孕育诞生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批曲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民间文学、传统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西辽河流域人口相对集中，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基因独特。民间文学《格萨（斯）尔》、曲艺乌力格尔、好来宝、传统音乐蒙古族四胡、蒙古族汗廷音乐、科尔沁叙事民歌等在传承发展中，演绎出一个又一个地域特色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已然成为提升西辽河城市群特色文化艺术影响力的新名片和彰显城市文化内涵的新品牌。

　　发源于大兴安岭南麓、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西拉木伦河是西辽河的北源。从西向东，贯穿于赤峰市中部，最后经阿鲁科尔沁旗进入通辽市开鲁县台河。

　　在台河口，西拉木伦河分为两支，其中一支，由部分水流纳入新开河，自西向东穿过西辽河平原北部，汇入西辽河干流。

　　位于赤峰市东北部的阿鲁科尔沁旗地处西拉木伦河北岸，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有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的就有5000余年，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个，在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发现的“蒙古族汗廷音乐”被誉为“文化活化石”。

　　蒙古族汗廷音乐俗称“汗帐音乐”，是在蒙古汗帐或宫殿中表演的专为可汗、尊臣等敬献的音乐。《元史》记载：“……至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

　　蒙古族汗廷音乐由乐声、乐曲和舞蹈三部分组成，共有80多个曲目，有可汗颂、朝廷赞、宗教礼仪、民间谚语和哲理训谕等内容。舞蹈包括“武舞”和“文舞”，具有刚劲、强悍、威猛之势和轻柔、幽美、典雅之风。

　　1368年，史称“北元”时期，参照旧制对宫廷音乐作了适当的恢复和调整，建立起一套新的宫廷音乐体系。至北元林丹汗在位30余年间，宫廷乐舞展现出新的气象。

　　清代，蒙古族宫廷音乐流入清宫，成为清宫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门机构“什榜处”掌管。《清会典》卷四十二《蒙古乐》的注释中写道：“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尔部，获其乐，列于‘燕乐’，曰蒙古乐曲。”此后，清宫陆续编修《律吕正义》《律吕正义后编》等皆录入《蒙古乐曲》。

　　1984年，在阿鲁科尔沁旗根丕庙发现《蒙古族汗廷音乐》文本资料，共15首，由于没有权威专家学者定位，该文本资料一直保存于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

　　1989年，阿鲁科尔沁旗历史文化研究人员宝音乌力吉撰写了《关于林丹汗宫廷乐曲简论》一文，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2005年又撰写题为《关于从根丕庙发现的“蒙古族宫廷音乐”之补谈》一文，得出在阿鲁科尔沁旗发现的文本资料与北京故宫留存的乐曲属不同版本、同类乐曲的结论。2009年7月，阿鲁科尔沁旗举办了“蒙古林丹汗暨汗国都城察罕浩特全国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经过论证，确定《蒙古族汗廷音乐》是从汗国都城察罕浩特流入到清代宫廷的事实。2009年8月，阿鲁科尔沁旗制定了《恢复与重建蒙古族汗廷音乐汗廷乐队可行性研究报告》，着手开展《蒙古族汗廷音乐》和“蒙古汗廷乐队”保护、挖掘和抢救工作，恢复节目22个，其中舞蹈6个、乐曲4首、歌曲12首，填补了蒙古族宫廷音乐在文化艺术研究领域的空白。

　　2010年11月26日，蒙古族汗廷音乐抢救复原汇报演出暨论证会在呼和浩特举行并获得了巨大成功。2014年，《蒙古族汗廷音乐》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西辽河流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各民族的经典文化艺术类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学《格萨（斯）尔》是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藏族称为《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统称《格萨（斯）尔》，赤峰市巴林右旗是蒙古族格斯尔的重要发源地，被誉为“中国格斯尔之乡”。2009年，《格萨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著名的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是世界上最长的活态史诗，后传入蒙古族聚居地区，称为《格斯尔》。它以韵散文兼行的叙事方式，讲述了英雄格萨（斯）尔王降妖伏魔、抑强扶弱，带领各族群众和谐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除了蒙古族外，《格萨（斯）尔》在土、裕固、纳西、普米等民族中也以说唱的方式广为流传。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格萨（斯）尔》熔铸了神话、民歌等文学艺术形式，形式丰富、雄浑瑰丽，深受人们喜爱。

　　与古希腊荷马史诗和古印度史诗相比较，《格萨（斯）尔》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它世代相传，是一部活态的英雄史诗；其二，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如果全部翻译成汉语，估计有2000余万字。作为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篇幅最长、内容浩瀚的活态史诗，《格萨（斯）尔》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格萨（斯）尔》是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多民族民间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见证。

　　迄今为止，《格萨（斯）尔》出版系列丛书18种，30集广播剧《格斯尔》播出后反响热烈、屡获大奖。《格萨（斯）尔》数据库也在2017年底通过验收并正常运转，目前已扫描存储《格斯尔》书籍40部、音频资料579种、视频资料113种。赤峰市巴林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嘎力巴说，《格萨（斯）尔》当下的时代价值就在于它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的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它的影响已远超出文学范畴，还有民俗学、人类学的学术价值。保护好《格萨（斯）尔》，把中华文明更好地传承下去，让这部深受我国各族人民喜爱、震撼人心、世界瞩目的伟大史诗，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习总书记2019年7月15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博物馆考察时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而成的文化认同观念，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层面上，不断孕育出乌力格尔、好来宝、评书等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民间说唱艺术。

　　在民间，乌力格尔有多种表演和表现形式，常常与好来宝混合衔接共用。好来宝大约形成于公元12世纪前后，是一种由一个人或者多人以四胡等乐器自行伴奏进行“说唱”表演的曲艺形式。

　　传统音乐科尔沁叙事民歌， 一首叙事民歌往往要经过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民间艺人的口头传唱和不断锤炼、加工，才能成为久唱不衰的好歌。科尔沁叙事民歌在西辽河流域发展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中国民歌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统音乐蒙古族四胡作为形制与四胡相同的伴奏乐器，分低音、中音和高音，同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乌力格尔、科尔沁叙事民歌、好来宝等的主要伴奏乐器，流传于西辽河科尔沁地区，既可独奏表演，也可伴奏，旋律古朴、悠扬，音色丰润、醇厚。2013年，通辽市科左中旗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四胡文化之乡”。

　　“从艺术表演形式的演变中，可以感受到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精神力量。”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周国刚说，自古以来，西辽河流域就出现了文化交融发展的多种形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目前日趋多元化，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充分吸收现代元素的基础上，开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路径，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主旋律。

　　“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身份认同。”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胡雁说，“加强非遗保护传承传播，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增进民族团结，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承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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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辽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彩纷呈发布日期：2023-04-27 08:50来源：内蒙古日报朗读

　　西辽河流域历史上曾诞生了诸如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极具创造力的优秀文化。作为古代北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西辽河流域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孕育诞生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批曲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民间文学、传统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西辽河流域人口相对集中，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基因独特。民间文学《格萨（斯）尔》、曲艺乌力格尔、好来宝、传统音乐蒙古族四胡、蒙古族汗廷音乐、科尔沁叙事民歌等在传承发展中，演绎出一个又一个地域特色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已然成为提升西辽河城市群特色文化艺术影响力的新名片和彰显城市文化内涵的新品牌。

　　发源于大兴安岭南麓、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西拉木伦河是西辽河的北源。从西向东，贯穿于赤峰市中部，最后经阿鲁科尔沁旗进入通辽市开鲁县台河。

　　在台河口，西拉木伦河分为两支，其中一支，由部分水流纳入新开河，自西向东穿过西辽河平原北部，汇入西辽河干流。

　　位于赤峰市东北部的阿鲁科尔沁旗地处西拉木伦河北岸，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有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的就有5000余年，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个，在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发现的“蒙古族汗廷音乐”被誉为“文化活化石”。

　　蒙古族汗廷音乐俗称“汗帐音乐”，是在蒙古汗帐或宫殿中表演的专为可汗、尊臣等敬献的音乐。《元史》记载：“……至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

　　蒙古族汗廷音乐由乐声、乐曲和舞蹈三部分组成，共有80多个曲目，有可汗颂、朝廷赞、宗教礼仪、民间谚语和哲理训谕等内容。舞蹈包括“武舞”和“文舞”，具有刚劲、强悍、威猛之势和轻柔、幽美、典雅之风。

　　1368年，史称“北元”时期，参照旧制对宫廷音乐作了适当的恢复和调整，建立起一套新的宫廷音乐体系。至北元林丹汗在位30余年间，宫廷乐舞展现出新的气象。

　　清代，蒙古族宫廷音乐流入清宫，成为清宫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门机构“什榜处”掌管。《清会典》卷四十二《蒙古乐》的注释中写道：“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尔部，获其乐，列于‘燕乐’，曰蒙古乐曲。”此后，清宫陆续编修《律吕正义》《律吕正义后编》等皆录入《蒙古乐曲》。

　　1984年，在阿鲁科尔沁旗根丕庙发现《蒙古族汗廷音乐》文本资料，共15首，由于没有权威专家学者定位，该文本资料一直保存于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

　　1989年，阿鲁科尔沁旗历史文化研究人员宝音乌力吉撰写了《关于林丹汗宫廷乐曲简论》一文，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2005年又撰写题为《关于从根丕庙发现的“蒙古族宫廷音乐”之补谈》一文，得出在阿鲁科尔沁旗发现的文本资料与北京故宫留存的乐曲属不同版本、同类乐曲的结论。2009年7月，阿鲁科尔沁旗举办了“蒙古林丹汗暨汗国都城察罕浩特全国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经过论证，确定《蒙古族汗廷音乐》是从汗国都城察罕浩特流入到清代宫廷的事实。2009年8月，阿鲁科尔沁旗制定了《恢复与重建蒙古族汗廷音乐汗廷乐队可行性研究报告》，着手开展《蒙古族汗廷音乐》和“蒙古汗廷乐队”保护、挖掘和抢救工作，恢复节目22个，其中舞蹈6个、乐曲4首、歌曲12首，填补了蒙古族宫廷音乐在文化艺术研究领域的空白。

　　2010年11月26日，蒙古族汗廷音乐抢救复原汇报演出暨论证会在呼和浩特举行并获得了巨大成功。2014年，《蒙古族汗廷音乐》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西辽河流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各民族的经典文化艺术类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学《格萨（斯）尔》是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藏族称为《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统称《格萨（斯）尔》，赤峰市巴林右旗是蒙古族格斯尔的重要发源地，被誉为“中国格斯尔之乡”。2009年，《格萨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著名的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是世界上最长的活态史诗，后传入蒙古族聚居地区，称为《格斯尔》。它以韵散文兼行的叙事方式，讲述了英雄格萨（斯）尔王降妖伏魔、抑强扶弱，带领各族群众和谐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除了蒙古族外，《格萨（斯）尔》在土、裕固、纳西、普米等民族中也以说唱的方式广为流传。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格萨（斯）尔》熔铸了神话、民歌等文学艺术形式，形式丰富、雄浑瑰丽，深受人们喜爱。

　　与古希腊荷马史诗和古印度史诗相比较，《格萨（斯）尔》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它世代相传，是一部活态的英雄史诗；其二，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如果全部翻译成汉语，估计有2000余万字。作为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篇幅最长、内容浩瀚的活态史诗，《格萨（斯）尔》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格萨（斯）尔》是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多民族民间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见证。

　　迄今为止，《格萨（斯）尔》出版系列丛书18种，30集广播剧《格斯尔》播出后反响热烈、屡获大奖。《格萨（斯）尔》数据库也在2017年底通过验收并正常运转，目前已扫描存储《格斯尔》书籍40部、音频资料579种、视频资料113种。赤峰市巴林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嘎力巴说，《格萨（斯）尔》当下的时代价值就在于它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的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它的影响已远超出文学范畴，还有民俗学、人类学的学术价值。保护好《格萨（斯）尔》，把中华文明更好地传承下去，让这部深受我国各族人民喜爱、震撼人心、世界瞩目的伟大史诗，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习总书记2019年7月15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博物馆考察时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而成的文化认同观念，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层面上，不断孕育出乌力格尔、好来宝、评书等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民间说唱艺术。

　　在民间，乌力格尔有多种表演和表现形式，常常与好来宝混合衔接共用。好来宝大约形成于公元12世纪前后，是一种由一个人或者多人以四胡等乐器自行伴奏进行“说唱”表演的曲艺形式。

　　传统音乐科尔沁叙事民歌， 一首叙事民歌往往要经过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民间艺人的口头传唱和不断锤炼、加工，才能成为久唱不衰的好歌。科尔沁叙事民歌在西辽河流域发展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中国民歌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统音乐蒙古族四胡作为形制与四胡相同的伴奏乐器，分低音、中音和高音，同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乌力格尔、科尔沁叙事民歌、好来宝等的主要伴奏乐器，流传于西辽河科尔沁地区，既可独奏表演，也可伴奏，旋律古朴、悠扬，音色丰润、醇厚。2013年，通辽市科左中旗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四胡文化之乡”。

　　“从艺术表演形式的演变中，可以感受到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精神力量。”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周国刚说，自古以来，西辽河流域就出现了文化交融发展的多种形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目前日趋多元化，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充分吸收现代元素的基础上，开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路径，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主旋律。

　　“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身份认同。”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胡雁说，“加强非遗保护传承传播，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增进民族团结，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辽河流域历史上曾诞生了诸如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极具创造力的优秀文化。作为古代北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西辽河流域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孕育诞生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批曲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民间文学、传统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西辽河流域人口相对集中，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基因独特。民间文学《格萨（斯）尔》、曲艺乌力格尔、好来宝、传统音乐蒙古族四胡、蒙古族汗廷音乐、科尔沁叙事民歌等在传承发展中，演绎出一个又一个地域特色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已然成为提升西辽河城市群特色文化艺术影响力的新名片和彰显城市文化内涵的新品牌。

　　发源于大兴安岭南麓、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西拉木伦河是西辽河的北源。从西向东，贯穿于赤峰市中部，最后经阿鲁科尔沁旗进入通辽市开鲁县台河。

　　在台河口，西拉木伦河分为两支，其中一支，由部分水流纳入新开河，自西向东穿过西辽河平原北部，汇入西辽河干流。

　　位于赤峰市东北部的阿鲁科尔沁旗地处西拉木伦河北岸，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有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的就有5000余年，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个，在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发现的“蒙古族汗廷音乐”被誉为“文化活化石”。

　　蒙古族汗廷音乐俗称“汗帐音乐”，是在蒙古汗帐或宫殿中表演的专为可汗、尊臣等敬献的音乐。《元史》记载：“……至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

　　蒙古族汗廷音乐由乐声、乐曲和舞蹈三部分组成，共有80多个曲目，有可汗颂、朝廷赞、宗教礼仪、民间谚语和哲理训谕等内容。舞蹈包括“武舞”和“文舞”，具有刚劲、强悍、威猛之势和轻柔、幽美、典雅之风。

　　1368年，史称“北元”时期，参照旧制对宫廷音乐作了适当的恢复和调整，建立起一套新的宫廷音乐体系。至北元林丹汗在位30余年间，宫廷乐舞展现出新的气象。

　　清代，蒙古族宫廷音乐流入清宫，成为清宫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门机构“什榜处”掌管。《清会典》卷四十二《蒙古乐》的注释中写道：“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尔部，获其乐，列于‘燕乐’，曰蒙古乐曲。”此后，清宫陆续编修《律吕正义》《律吕正义后编》等皆录入《蒙古乐曲》。

　　1984年，在阿鲁科尔沁旗根丕庙发现《蒙古族汗廷音乐》文本资料，共15首，由于没有权威专家学者定位，该文本资料一直保存于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

　　1989年，阿鲁科尔沁旗历史文化研究人员宝音乌力吉撰写了《关于林丹汗宫廷乐曲简论》一文，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2005年又撰写题为《关于从根丕庙发现的“蒙古族宫廷音乐”之补谈》一文，得出在阿鲁科尔沁旗发现的文本资料与北京故宫留存的乐曲属不同版本、同类乐曲的结论。2009年7月，阿鲁科尔沁旗举办了“蒙古林丹汗暨汗国都城察罕浩特全国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经过论证，确定《蒙古族汗廷音乐》是从汗国都城察罕浩特流入到清代宫廷的事实。2009年8月，阿鲁科尔沁旗制定了《恢复与重建蒙古族汗廷音乐汗廷乐队可行性研究报告》，着手开展《蒙古族汗廷音乐》和“蒙古汗廷乐队”保护、挖掘和抢救工作，恢复节目22个，其中舞蹈6个、乐曲4首、歌曲12首，填补了蒙古族宫廷音乐在文化艺术研究领域的空白。

　　2010年11月26日，蒙古族汗廷音乐抢救复原汇报演出暨论证会在呼和浩特举行并获得了巨大成功。2014年，《蒙古族汗廷音乐》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西辽河流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各民族的经典文化艺术类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学《格萨（斯）尔》是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藏族称为《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统称《格萨（斯）尔》，赤峰市巴林右旗是蒙古族格斯尔的重要发源地，被誉为“中国格斯尔之乡”。2009年，《格萨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著名的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是世界上最长的活态史诗，后传入蒙古族聚居地区，称为《格斯尔》。它以韵散文兼行的叙事方式，讲述了英雄格萨（斯）尔王降妖伏魔、抑强扶弱，带领各族群众和谐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除了蒙古族外，《格萨（斯）尔》在土、裕固、纳西、普米等民族中也以说唱的方式广为流传。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格萨（斯）尔》熔铸了神话、民歌等文学艺术形式，形式丰富、雄浑瑰丽，深受人们喜爱。

　　与古希腊荷马史诗和古印度史诗相比较，《格萨（斯）尔》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它世代相传，是一部活态的英雄史诗；其二，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如果全部翻译成汉语，估计有2000余万字。作为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篇幅最长、内容浩瀚的活态史诗，《格萨（斯）尔》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格萨（斯）尔》是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多民族民间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见证。

　　迄今为止，《格萨（斯）尔》出版系列丛书18种，30集广播剧《格斯尔》播出后反响热烈、屡获大奖。《格萨（斯）尔》数据库也在2017年底通过验收并正常运转，目前已扫描存储《格斯尔》书籍40部、音频资料579种、视频资料113种。赤峰市巴林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嘎力巴说，《格萨（斯）尔》当下的时代价值就在于它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的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它的影响已远超出文学范畴，还有民俗学、人类学的学术价值。保护好《格萨（斯）尔》，把中华文明更好地传承下去，让这部深受我国各族人民喜爱、震撼人心、世界瞩目的伟大史诗，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习总书记2019年7月15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博物馆考察时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而成的文化认同观念，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层面上，不断孕育出乌力格尔、好来宝、评书等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民间说唱艺术。

　　在民间，乌力格尔有多种表演和表现形式，常常与好来宝混合衔接共用。好来宝大约形成于公元12世纪前后，是一种由一个人或者多人以四胡等乐器自行伴奏进行“说唱”表演的曲艺形式。

　　传统音乐科尔沁叙事民歌， 一首叙事民歌往往要经过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民间艺人的口头传唱和不断锤炼、加工，才能成为久唱不衰的好歌。科尔沁叙事民歌在西辽河流域发展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中国民歌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统音乐蒙古族四胡作为形制与四胡相同的伴奏乐器，分低音、中音和高音，同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乌力格尔、科尔沁叙事民歌、好来宝等的主要伴奏乐器，流传于西辽河科尔沁地区，既可独奏表演，也可伴奏，旋律古朴、悠扬，音色丰润、醇厚。2013年，通辽市科左中旗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四胡文化之乡”。

　　“从艺术表演形式的演变中，可以感受到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精神力量。”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周国刚说，自古以来，西辽河流域就出现了文化交融发展的多种形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目前日趋多元化，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充分吸收现代元素的基础上，开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路径，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主旋律。

　　“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身份认同。”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胡雁说，“加强非遗保护传承传播，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增进民族团结，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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