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西儒有言，五百年后孔道将遍行全球，是知尊崇圣教无中外古今，同归一辙。此邦人士汲汲焉，于战乱之后，以修复孔庙为急务，使千百年芹香藻洁之地，垣墉既勤，轮奂尤美，于此见圣贤之流泽未有艾也。”仲春时节，记者与《寿光历代碑刻》一书的编著者张书功一起，在寿光博物馆访到一块90年前所立《重修孔庙碑》，上为节选的部分碑文。碑文中，可见当时寿光县长王家宾对儒家文化的自信和使命感。

　　文庙作为一种公共建筑，具有祭祀圣贤、教化人心、提振文风等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文化与教育实力。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文庙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建筑之精美，是其他省份远不能比拟的。齐鲁各地文庙的释奠礼仪、从祀制度多有类似，仔细审视古人对文庙的维护、修缮，可管窥不同时期人们对儒家文化始终如一的追寻。

　　山东各地文庙常因各种原因而损毁，所幸的是，山东重文之风盛行，文庙的每一次重修，都能得到政府官员、乡绅、百姓的财力支持。文庙兴，则教育兴；文庙衰，则教育衰，在这样一种全社会的信仰中，以木石砖瓦形式存在的文庙屹立在人间，历经数百年的沧桑而完好无损，这昭示了生命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它比肉身更长久，比人的存在更具超常的力量。

　　以曲阜阙里孔庙为例，自孔子逝世到南北朝时期，孔庙规模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水经注》说：“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家大一顷”相同。东汉永兴元年，桓帝下令修建孔庙，派孔和为守庙官，“立碑于庙”，孔庙始置官守庙。永寿二年，鲁相韩敕“修饰孔庙”。

　　经过汉末战乱，孔庙荒废。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下诏在鲁郡“修起旧庙”。西晋末年，“庙貌荒残”，东晋以后更是庭院寥落。东魏兴和元年曾修缮孔庙，庙中雕塑了孔子圣像，旁边塑起他的十位弟子像，是为孔庙有塑像之始。

　　唐、宋时期，孔庙修建有十余次。唐高祖诏令国子监设立孔庙，唐太宗下令除在国子监修建周公、孔子庙外，各州、县也必须建孔子庙，于是，孔庙成为全国分布最广的礼制庙宇。与此同时，曲阜孔庙规模也不断扩大，正殿、两庑等建筑达30余间。宋线年）大修孔庙，扩大旧制，增建为三路布局四进院落，增广殿堂廊庑316间。

　　金、元时期，曲阜孔庙曾多次修建，但现存规模宏大的孔庙建筑群是明清时期完成的。明代共重修、扩建孔庙二十一次，是历史上重建次数最多的朝代。最大的一次修建自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当时，孔庙遭遇雷击，大成殿等主要建筑120余间“化为灰烬”，明孝宗下令重修孔庙。经过五年时间，花费15.2万两白银，奠定了现在的规模。

　　清朝共修缮孔庙十四次，规模最大的一次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那年，孔庙又遇雷火，清帝亲自到太庙祭祀孔子，并调集十二个府、州、县令督修，共用了六年多的时间，耗银15.7万两，重建的孔庙巍焕崇闳，坚致壮丽，纤悉完备，焕然一新。

　　明清两代，时人对文庙的修缮记录更为完备，得以让今人看到更为丰富多彩的土木工程进展情况。地方官员兴建或修葺文庙的动机，除崇儒信仰外，还事关国家律法，官员职责与政绩考核。《大明会典》即明确规定，学校仰提调官，若遇庙学损坏，需及时修理完备。清初，统治者便要求地方兴建学宫。

　　虽然政府鼓励修缮，但地方经济状况却影响该进程。若一地经济运行平稳，经济状况良好，晏然无事，民获安堵，守土之官亦不惮修缮。这样由地方官首倡，加之士民捐助，文庙建筑群的修缮可顺利完成。但各县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其修建难易有差。以德州为例，“临邑，齐右大县也。旧称富庶，冠于他邑，故庙学之制规模宏大。”宁津县李东阳《重修庙学记》：“宁津在邦畿中土地膏沃，民庶而富，俗敦而丽，为河间首邑。”

　　而庆云县经济状况与宁津县形成鲜明的对比，金文淳《重修庆云县学碑记》载其地“僻近海滨，土洼斥而民贫瘠，故自有明以来，屡修而屡坏者，殆亦物力之艰也”，往往工未竟而力已竭。

　　倘若当地经济发展不平稳，或遭遇灾荒，守土之官常常有欲为之心，无可为之时，处不得为之势，不能轻易兴工，文庙的经营只得徐徐图之。以夏津为例，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夏津仅有687户，4279人；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人口方达39155人。所以在明代夏津县《重修儒学庙记》中提到：“夏津于山东为小邑，赋入单俭，疆理偏迫，诗书礼乐之教缺然不兴，无以成其聪明硕大之财。”

　　当然，地方官员在修建文庙过程中，有一些不可控因素：或因某地邑令升迁过于频繁，无暇顾及文庙；或者文庙在修缮过程中因丁忧去职，功绪被迫中辍，历几年而成。如乾隆年间，武城文庙大修，工仅有半，邑令朱公即丁忧去，未竟之事，留待继任者完成。陶庵朱公重修平原文庙，工未竣，即故于任所，之后蓝公捐廉继之等等。

　　在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中，士民的捐助亦是文庙修建重要的资金来源。地方望族、绅民或一身独任，或向风慕义，捐资以助。正如1293年，文学家赵孟頫为利津修建文庙撰文时所说：“或出俸金，或发私币，或具行厨，邻人让其地，匠人效其功，公徒执其役，同声附和，不约而齐，文风德化之动人也如此哉！”这种众筹性质的修建，是文化上的自觉。宋时，单县人郭知微，见文庙颓废，却无兴修之人，便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独力捐赀，“不畏空门之祸，不祈道门之福，费家而修孔子庙”，富春人孙昱对此事有记。为此郭知微还被康熙《单县志》列入卷八德才列中，以示肯定。

　　明清时期，山东各地文庙的修建大体经历了官方修建、官绅合修、绅修这一过程。其背后的逻辑清晰：明前期，国家财政相对宽裕，地方府库相对富足，文庙修建资金多来自官府。其中也有特例，如曹县文庙，其建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初建时十分宏伟。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黄河水涌进城区，除大成殿外，其他堂庑全被冲毁，春秋祭祀孔子，只好用席簿缮褡。金吾前卫指挥使王衮念及自家世代蒙受皇恩，自愿重修文庙，为此他变卖了名下的庄田及财物，待木石砖瓦、人工颜料备足后，将文庙修葺一新。到了隆庆时，文庙开始倾颓，此时八十多岁的王衮不忍其废坏，于是又自备财物，雇用工匠进行了二番重修。

　　明中叶以后，官府财政吃紧，文庙的修建需依靠地方官员、士绅的捐助。清朝不断改革赋税制度，地方府库难以实现财政自由，雍正朝虽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但这些资金往往被挪作他用。在公款支绌的情况下，仅靠官方资金，地方文庙经营难以为继，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民间力量。对此，雍正皇帝曾谕令内阁：“今直省府州县学宫，或有应修者，本籍科甲出身现任之员、及居家进士、举人、生员，平日读圣人之书，理宜饮水思源，不忘所自。如有情愿捐资，不必限以数目，量力捐出，不必强勒。”

　　可惜的是，古人只重文庙修缮的结果，对维修过程多是简略记述。维修的规模大小，也决定了耗资多少。晚清，栖霞重修文庙时，官员、乡绅共捐制钱四千一百八十三千零二十一文（古时计算制，下同），共用制钱二千九百九十七千零六十文，余钱则典买田地，留作庙堂及书院岁修；90年前，寿光维修文庙，计费6320块银圆，在碑刻背后，是捐资人及捐资数额的具体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文庙创修虽事涉颇多，其中也有一些默认的准则：一是不扰民财，我省多处县志收录的文庙重修碑记中对此都有记载，“民不知劳而事就”“费虽巨而无扰于民”“己唯恐夫速则病民，亦不欲”“上不捐于官帑，下不扰于民财”“不侵于官，不夺于民。栋宇翚飞，榱桷丹楹”“未尝费民间一钱，劳民间一力”。

　　再就是民贫不修。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定兴贾筮任观城知县时，县中师生请求以修学校、重文庙为首政，但鉴于当时观城县地狭民贫，百姓差役繁重，贸然兴修庙学这一重大工程，恐以多事扰民，于是用“言非不韪，力不足也”予以回绝。他任职期间，以吾家视吾县，勤俭节约，励精图治，被百姓称为“贾父”。如此行之两年，政治修明，局势安定，师生重提前事，贾公欣然同意。从这两条准则可见古人“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民安矣”的为政之道。

　　当然，修文庙的目的是守护儒学的精神家园。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在文庙这一公共文化空间的不断修缮中，犹如春风化雨，由庙堂至民间，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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