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念一辈子书，没有文凭;写一辈子字，不是作家……”有人这样总结他的人生之“传奇”，充满着尖刻的嘲讽。也有人认为，这恰恰是他一生淡泊名利、唯真求实的写照。

　　其实，他堪称真正的奇人：一生波折，因千古奇丐武训而蒙冤二十年，但矢志不渝，初心不改，依然深爱着家乡和这片土地上的贤达，尤其为聊城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他阅历丰富，天赋极高，是中国文化界名人，是社会活动家，是音乐家，是翻译家，是文史专家，是收藏家……

　　他蒙冤期间接受劳教四年，曾遭受虐待，每天只有一个窝窝头可吃。工头故意羞辱他：“李士钊，你吃饱了吗?”他答：“吃完了!”工头骂道：“混蛋!我问你吃饱了吗?!”他的答复仍然是那三个字：“吃完了!”

　　在上世纪60年代人生的最低谷，他被开除公职，每月仅有16元的微薄收入，但一次一次自费去北京、上海等地，为聊城名胜、古迹、纪念馆、学校、公园等求来文化名人的墨宝上百幅。

　　今天，我们走近聊城文化志士李士钊，回味他的人生遭际，重温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感悟他的品行和对家乡的深情。

　　1916年10月3日，李士钊出生。其故居位于聊城古城区光岳楼东南方向的叶家园子附近。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李士钊成长、求学、求真、战斗，书写了传奇而丰满的人生。

　　上世纪30年代，李士钊读的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音乐高校——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其间，他学习音乐，还学习英文。后来，他译著传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传》、歌曲《联合国歌》、《美国黑人歌曲集》等，均得益于这一段时间的知识积累。据了解，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中国代表团临行前学唱《联合国国歌》，领唱的就是李士钊。

　　抗战期间，李士钊迅疾投入战斗，积极参加进步团体。1937年11月开始，任范筑先战地随军记者。1938年5月，参与创办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并任编辑、记者，后被任命为冀鲁青年记者团团长。

　　当时，范筑先将军在聊城接待美国友人卡尔逊和延安记者团，现场照片便是李士钊拍摄的。

　　1946年12月，李士钊在上海创建“上海武训学校”，在董必武、郭沫若的推荐下担任校长。1949年后，历任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文化部内部刊物《文化资料》编辑，编著《武训画传》，山东省地方史志编辑。

　　聊城市老摄影家协会主席段培坤与李士钊是忘年交，二人曾保持密切的交往。段培坤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士钊懂文学，会英文，社交广泛，在中国主流社会叱咤风云，与各界“大人物”都保持着友好而密切的关系，如范筑先、郭沫若、董必武、孔祥熙等。

　　李士钊前半生大放异彩，后半生却布满荆棘。1951年，全国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评，李士钊因编著《武训画传》而被错划为，蒙冤长达20年。

　　1957年1月，受到《武训传》大批评的牵连，李士钊不得不离开文化部办公厅研究室的编辑岗位，回到山东，任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1958年，李士钊被错误地划为，并在淄博王村接受劳动教养四年。

　　“文革”开始后，1967年，李士钊的命运再次急转直下，被“遣返”老家聊城，由当时的聊城县郁光街道办监督继续劳动改造。其间，他被开除公职，省政府每月发9元生活费。

　　让“戴罪之身”的李士钊感到欣慰的是，家乡人向他敞开怀抱，给予他关心和保护。当时，聊城有关部门安排李士钊在印刷厂做校对员，每月再给予7元的生活补助。

　　在外人看来，他戴着的沉重帽子，会因背负着巨大的心理负担而沉沦。事实是，他很忙，没有时间“为自己悲忧”，而是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聊城文物资料的整理中，投入到聊城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

　　其间，李士钊一次次自费前往北京、上海等地，请文化界的大家名人为聊城的名胜、古迹、纪念馆等题写匾额、碑文、楹联，这些大家名人包括沈雁冰、郭沫若、梁漱溟、吴作人、老舍、臧克家等。其中，有代表性的墨宝就有：郭沫若题写的“光岳楼”、题写的“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沈雁冰题写的“聊城公园”和“聊城师范学院”、题写的“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等。这为宣传聊城、提升聊城的知名度做出了较大贡献。

　　每一次求来墨宝，李士钊都找段培坤拍照留念，然后将这些真迹送给相关的单位。“当时，没有哪个单位说请他吃饭，也没有谁给他报销车费。他自己也不计较这个。通常是，他把字画转交给单位负责人，简单说两句话马上就走。”段培坤回忆说。

　　目前，段培坤留存的李士钊为聊城求来的名家书画、题词的照片便有上百幅之多。同时，李士钊还潜心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光岳楼、山陕会馆、海源阁、曹植墓、武训、景阳冈、狮子楼等名胜古迹的历史资料和文献，为发掘聊城的文史资料贡献颇多。

　　段培坤当时的工资是30元左右，而李士钊每月的收入仅有16元。生活何等拮据，可想而知。在段培坤看来，李士钊对家乡文化的热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文革”中，聊城山陕会馆、光岳楼等文物单位的多通石碑遭受破坏，有的甚至被用石灰涂抹。李士钊便带着小铲，带着本子和笔，带着干粮和一瓶水，一点一点地铲掉石灰，把碑文抄写下来。他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口水。据了解，仅仅在山陕会馆处整理碑文，李士钊就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

　　1978年后，李士钊被平反。从1958年被错误地划为算起，他蒙冤整整二十年。其间，他还接受劳动教养四年，一度遭受虐待，每天只有一个窝窝头可吃。工头故意羞辱他：“李士钊，你吃饱了吗?”他答：“吃完了!”工头骂道：“混蛋!我问你吃饱了吗!”他的答复仍然是那三个字：“吃完了!”

　　李士钊接受劳教的地方，位于淄博王村，距离《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故乡很近。即便身陷囹圄，他依然爱着文物和文化。他了解到蒲松龄故居年久失修，不顾个人命运，提笔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写信反映情况。后来，郭沫若将回信寄送至教养所，并内附一联：刺贪刺虐高人一等，写鬼写狐入骨三分。这幅佳联如今悬挂在蒲松龄故居门前。

　　1967年被遣返家乡聊城继续劳教期间，他看到聊城一处文物单位的柱子上，挂着一众罗汉的雕塑，顿时便发起了脾气：“这些雕塑是一个娘养的吗?”他直言雕塑品质之差，没有个性和灵气。

　　在段培坤看来，李士钊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他有见解，视野宽阔，对家乡的文物怀着深厚的感情。“怎么能这样弄?”“为什么不保护?”……这是当时作为“劳教对象”的李士钊经常发出的质问。因此，他引起部分人的不满。

　　当时，有相熟的人说起他所遭受的待遇，李士钊反而理直气壮：“他们把我打成，你说他们对吧?”段培坤说，他信仰坚定，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好。用现在的话说，他当时或许已经认识到，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纵观其一生，李士钊还与聊城两位名人密不可分。前半生，李士钊因编著《武训画传》而蒙冤二十年，他的命运也因千古奇丐而彻底改写。

　　1989年6月，纪念武训逝世93周年纪念会在冠县柳林镇举行。73岁的李士钊来到现场，最后一次参加纪念武训的集会。回忆起因武训问题而遭受的委屈，李士钊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后半生，李士钊为范筑先东奔西走，多方搜集材料，将最浓的深情给予了民族英雄。他利用丰富的人脉在北京奔走呼号，最终促成了范筑先纪念馆的建成。

　　让我们感动的是，李士钊的忘年交段培坤近年来一直在为建立“李士钊纪念馆”而奔走呼号。聊城有关领导曾对此给予相关批示。

　　武训，是李士钊生命中非常沉重的两个字。千古奇丐兴义学，武训承载了李士钊崇高的敬慕之情。但世事弄人，这给李士钊带来二十年的沉重冤屈。

　　段培坤说，幼年时，李士钊便在课本中与武训结缘，进而痴迷于搜集他的资料和故事。

　　“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写的《武训颂》，尤其是打动了李士钊。

　　上世界40年代，李士钊便在上海创建了上海武训学校，在董必武、郭沫若推荐下任校长，便以《武训颂》为校歌。

　　其间，李士钊还花费十多年搜集了武训的大量资料，于1948年在上海编辑出版了《武训先生的传记》。该书成为孙瑜拍摄电影《武训传》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上世纪30年代，段承泽注文、孙之儁作画的《武训画传》曾在《大公报》上连载。李士钊当时每期都搜藏起来。机缘巧合，1949年，李士钊和孙之儁在北京相遇。受陶行知所托，两人“决定用人民的历史观点重新为武训先生合作传记”，李士钊注文，孙之儁作画。

　　1950年8月，郭沫若为新编的《武训画传》作序并题写书眉。1951年初，《武训画传》出版。

　　然后，世事难料。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权威性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顿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批判武训运动。电影《武训传》、李士钊和孙之儁新编的《武训画传》等，均被点名批评。这场运动持续了数十年，一大批人受牵连，社会影响巨大。

　　作为《武训画传》的文字作者，李士钊首当其冲。自此，他的命运步步下行，走向绝境。上世纪50年代，李士钊先被从文化部办公厅研究室调离，1957年1月回到山东，任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1958年被错误地划为，随后在淄博王村接受劳动教养四年;文革开始后，1967年，李士钊被开除公职，遣返回家乡聊城，由当地街道办监督继续接受劳动教养。其间，省政府每月给予9元生活费。聊城有关部门照顾他，另外给予7元生活补助。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士钊二十年的冤屈才得以昭雪。此后，李士钊东奔西走，多次发表文章，呼吁为武训平反。最终，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文：“电影《武训传》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至此，武训终得到平反。

　　蒙冤二十年，李士钊受尽磨难。其间，和李士钊合编《武训画传》的孙之儁含冤自尽。段培坤说，其间，李士钊保持了一贯的豁达，几乎将个人的屈辱置之度外。

　　1989年6月，纪念武训逝世93周年纪念会在冠县柳林镇举行。73岁的李士钊来到现场，最后一次参加纪念武训的集会。回忆起因武训问题而遭受的委屈，李士钊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这次纪念会一年零9个月之后，李士钊于1991年3月21日病逝，享年75岁。让人欣慰的是，此时，他一生推崇的武训早已得平反，他个人也早获洗冤。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聊城市老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如峰和李士钊保持了密切联系。当时在聊城地委党史办工作的刘如峰，因为工作关系，和李士钊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刘如峰看来，李士钊异常简朴，他出门做文化调研，常常背上一个破包袱便走，里面装着众多资料。他一身衣服也是破旧的，甚至帽子也是破旧的。就是这样一身行头的这位朴实人物，却为聊城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8年，是范筑先将军殉国50周年。为了纪念范将军，聊城进行了周密准备。这一年，范筑先纪念馆正式开馆。同时，为纪念范筑先抗战的壮举，聊城还出版了《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一书。”刘如峰回忆说。

　　正是因为编辑《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刘如峰开始和李士钊接触。“这本书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是他提供的。他的后半生，一心一意地搜集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的大量资料。为编写这本书，他当时又专门赶写整理了一些资料。”刘如峰说，在范筑先纪念馆的筹建中，李士钊利用丰富的人脉在北京奔走呼号，最终促成了纪念馆的建成。其间，李士钊从中穿针引线，由其弟弟李方诗找到“十大元帅”之一的，为《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题写书名。

　　年轻时，李士钊是范筑先将军的随军记者。他亲历了范筑先在鲁西北的抗战，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哪怕是在被划为蒙冤期间，他一边接受劳动教养，一边矢志不渝地到处搜集范筑先的资料。

　　值得说明的是，面对日寇步步紧逼，范筑先当时发出了广为熟知的“誓死不渡黄河南”的通电。因为种种原因，这个通电很长时间内被误传。最终，还是李士钊给予更正。范筑先殉国后不久，李士钊曾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便涵盖了这个通电的内容。这为研究鲁西北抗战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真实史料。

　　让我们欣慰的是，1978年后，李士钊恢复公职和待遇，先后任山东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委员、省史志编撰委员会委员。他的晚年平静、充实而幸福。

　　让我们感动的是，这些年来，李士钊的忘年交段培坤一直在为建立“李士钊纪念馆”而奔走呼号，并准备了大量与李士钊有关的历史资料。聊城有关领导曾对此给予相关批示。(感谢段培坤先生、刘如峰先生、谭庆禄先生为本文采写提供诸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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