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历史的经验》，是南先生的讲课记录，并不是一本正经地讲历史。据南先生自己讲述：

　　我讲历史的经验，时在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时兴之所至，信口开河，毫无目的，也无次序地信手拈来，随便和“恒庐”的一般有兴趣的朋友谈谈。既不从学术立场来讨论历史，更无所谓学问。等于古老农业社会三家村里的落第秀才，潦倒穷酸的老学究，在瓜棚豆架下，开讲《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小说，赢得大众化的会心思忖而已。

　　但若把南先生的讲述仅仅当作无事闲聊，说故事，秀段子，则大错特错了。据南先生说，讲历史有两个方向：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形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参考。

　　实际上，南先生就是采取这第二种方向。它不同于教师在大学讲堂上以学术的立场来总结历史的经验，而是从应用的立场来讲述历史。他说：

　　今日我们讲“历史的经验”这个课程，应该向哪一方面讲？这就要先有一个立场了。应该先问问我们今日工作上、业务上需要的是什么？就在这个观点去找历史的经验，这是一个立场。

　　当商量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好玩，就一口答应下来。我有一大毛病，到老改不了“童心未泯”，始终贪玩。等到真正临讲以前，一个星期以来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没有东西可讲；这是一个创新的课程⋯⋯没成规可循。

　　之所以感到“没成规可循”，精神上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因为南先生不想也不可能按照历史教师的讲法。

　　就以他讲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为例。按常规的讲法，总要先介绍商鞅、王安石其人，然后介绍他们所处的时代、变法的背景、变法的主要内容、变法实施的情况、对后世的影响，等等。但南先生对这些却一概不讲，他的切入点是变法与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遭遇打击很大，关键就在四个字：“民曰不便”，这一点大家千万注意，这就讲到群众心理、政治心理与社会心理。⋯⋯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开始的时候，“民曰不便”，老百姓统统反对，理由是不习惯。可是商鞅毕竟把秦国富强起来了。

　　再经过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尽管我们后世如何捧他，在他当时，并没有成功。王安石本人无可批评，道德、学问样样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后世永远流传下来，而当时失败，也是因为“民曰不便”。

　　我们读历史，这四个字很容易一下读过去了，所以我们看书碰到这种地方，要把书本摆下来，宁静地多想想，加以研究。这“不便”两个字，往往毁了一个时代，毁了一个国家，也毁了个人。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于这种心理完全懂，于是就产生突变与渐变的选择问题。渐变是温和的，突变是急进的。对于一个社会环境，或者团体，用哪一个方式来改变比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变他的“不便”而为“便”，就要靠自己的智慧。

　　可见，南先生从商鞅、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中，冷静地看到民众心理、习惯对变法或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反复强调必须重视民众“便”与“不便”的问题。

　　改革必须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诸如如今有人提出二孩生育基金的方案、减少退休金的方案，都是与民争利的馊主意，注定是不能实行的。

　　凡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如果“民曰不便”，就应当慎重考虑将“不便”转化为“便”，南先生说，方法之一就是要在“渐变”与“突变”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对改革者智慧的考验。之所以采取“渐变”这种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就是考虑到逐渐培养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如今出台的延长退休年龄的改革方案，是渐进的，企事业退休待遇的并轨，也是渐进的，这都与心理接受能力的“便”与“不便”的考虑有关。

　　又比如他讲姜太公论派系问题，无论古今中外，人相处在一起，自然就会结党，派系就出来了，所以南先生告诉我们在选拔人才时，一定要警惕派系的干扰。

　　姜太公告诉周文王，如果完全听信社会上一般人的推举，社会上都说某甲好，就认为某甲好。但社会的这种舆论，不一定有标准，因为群众有时候是盲从的（古代是如此，现在用在民主政治，更要注意）。

　　有时候非贤为贤，并不是真正贤人，因为社会关系多，制造他变成一个贤人的样子，乃至于并不是大智大才的人，也会被社会制造成智者的样子。如果根据社会上这种舆论，领导人便公认这就是了不起的人，以为就是贤人，就有问题。

　　相反地，对于世俗一般人认为不对的，也跟着大家认为这人就是不对的话，那么拥有多数群众的就能进身，群众少的就会被斥退。于是一班坏人可利用这种机会，彼此结合，遮蔽了贤者之路。因此世乱愈来愈甚了。

　　南先生在做了这番讲述之后，引用三句古话：“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他认为小自个人的修养，大至政治的修养，都要特别注意。

　　一个时代，如果派系倾轧，只以小圈子利益为主，互相朋党，则蒙蔽了领导人。重视了权位和利益，有时就会伤天害理，害了好朋友。

　　万事不可求速效，办一件事若要马上得到效果，为了赶成绩，就伤害到别人，伤害到职务，乃至扩大伤害到国家社会，就出了大毛病。这些话，足以引起我们警醒。

　　时时处处从应用出发，以应用为最终目的，这是南先生讲述历史的特点与亮点。他讲的不是历史教科书，而是借史以资今。

　　他明明说得十分清楚：“既不从学术立场来讨论历史，更无所谓学问。等于古老农业社会三家村里的落第秀才，潦倒穷酸的老学究，在瓜棚豆架下，开讲《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小说，赢得大众化的会心思忖而已。”

　　《历史的经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撷取赵蕤《长短经》、刘向《战国策》、桓范《世要论》精华，进行纵横古今的开掘，帮助人们领略其潜在的意义，下编是将《素书》《太公兵法》《阴符经》等书原文和盘托出，逐条解释，让人慢慢咀嚼消化。

　　《素书》就是黄石公授予张良的那部书。讲起张良，人们又会记起那段脍炙人口的故事。黄石公与张良在下邳圮桥相遇，故意把鞋子甩在桥下，让张良下桥去取。张良尊敬他是长者，拾得鞋子，“长跪履之”。

　　黄石公傲慢地伸足而受，心里却想着“孺子可教”。其后，又经过两次考验，遂以兵书相授，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张良读书养气十年，十年后辅佐刘邦，屡建奇功，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黄石公的书中究竟讲了些什么，《史记》中只字未留。然而人们从黄石公秘不授人，从张良得书后如虎添翼，可知当为十分精彩的。所惜的是张良之后，此书不知去向，更增添了人们想一睹为快的好奇心情。

　　过了五百年，至晋，有人盗张良墓，于玉枕下发现一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据说就是《素书》，上有秘戒，不得传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传非人，必受大殃。至此，《素书》始传于世间。据宋相张商英考，玉枕下的《素书》，乃黄石公言，世人称黄石公赠张良的是《太公兵法》，“盖传之误也”。

　　至于《阴符经》，乃是众说纷纭。朱熹在《阴符经考异》中说：“《阴符经》三百言，李筌得于石室中，云寇谦之所藏，出于黄帝。河南邵氏以为战国时书，程子以为非商末即周末。世数久远，不得而详言。以文字气象言之，必非古书，然非深于道者不能作也。⋯⋯或曰此书即筌之所为，得于石室者伪也。其词支而晦，故人各得以其所见为说耳。筌本非深于道者也。是果然欤？吾不得而知也。”

　　也许有人会说，《素书》《太公兵法》《阴符经》，都是后人托名的伪书，何需劳神去读它？对这种似是而非的怀疑，南先生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分析。

　　他说：“昔者，林子超先生喜藏字画，然多赝品，人莫能辨。有识者诘之，则答曰：书画用娱心目，广胸次，消块垒，虽赝品，其艺足以匹真，余玩之，心胸既畅，虽然赝，庸何伤哉？＇余爱其言也。”

　　可见，南先生看重的是三书所言的哲理。既然它揭示了某些生活的真髓，于今天的功业有启发，为什么不可以去品味它？

　　读了南先生诠释的这些书之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原来以为它们是兵书，也可能是占断吉、凶、悔、吝的筮卦之书，后来才知道自己想错了。实际上它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哲学著作。书中蔚为大观的丰富哲理，不能不令人手不释卷；那些闪烁着思辨火花的哲言警句，不能不令人击节赞叹。

　　人们对于天资聪慧的人，当然不会怀疑他可能成材，但看起来天资不大聪慧的人，同样也可以成材，这却是人们往往忽略“不知”的。

　　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卖粥，如果人们只看到他们“不神”之时，又怎么可能启用他们，委以重任呢？他们又怎么能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肱股之臣呢？

　　即以同一个人而论，也是“神”与“不神”兼而有之。“不神”之中有“神”，“不神”可以转化为“神”。李荃注曰：“人皆有圣。”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一般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往往盲目悲观，妄自菲薄。致使其潜在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人不贵圣，人之悲。”难怪李荃要做出如此哀叹了。

　　其书告诫人们，好善则乐，体物则明，多愿则苦，贪鄙则幽。这里没有兴亡成败皆由天定的消极态度，强调的是事在人为，如果领导者孤高自恃，贪小幽暗，见利苟且，倒是有失败的危险。

　　在用人之道上，《素书》对于“许”与“与”、“赏”与“罚”、“功”与“过”的论述，也不乏闪光的格言：

　　这一系列关于奖与惩、宽与严的论述，都显示了《素书》作者对用人艺术的理解，它确实也有许多前兆的预测，但这种预测，绝不是占卜式的，而是建立在对事务内部因素合乎规律运动的认识之上，因而就显得毫不空泛而合乎逻辑。看到如此精彩的内容，确实印证了南先生的判断，只要书中阐释的哲理是可取的，那么书的作者是谁，倒不那么重要了。

　　《历史的经验》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它为人们展示了古代先贤的哲理，还在于南先生对这些哲理的讲解的精妙，是这些妙趣横生的讲述，在历史的故事与现代人的应用之间，搭起了桥梁。

　　不可否认，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化。现代人与古代人相比，文化背景、心理结构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历史的经验，似乎于今无用了。

　　但南先生却不这样认为。他说：“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浅深。”正如古今风月并无不同，只有吟咏它的情怀有深浅一样，现代人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种种人际关系的考验，这与古人亦是一样的。

　　在如何做人这一点上，古今也有相通之处。南先生说：“懂得历史就懂得现在，懂得现代也就懂得古代。历史并不一定重演，但原则是一样。”

　　一切历史的创造在于人，如现在讲民主，民主是很好，但统御这个民主制度的，还是在于人，如果人不对，民主制度也会被用坏了。

　　所以从这里的论断来说，民主也好，法治也好，专制也好，独裁也好，这些都是历史文化的陈述，都成了过去，实际上做坏做好，还是要靠人。

　　因此，南先生在讲解《素书》时，其重点始终是人。他把书中的哲理，用历史人物的不同经历予以诠释，使枯燥玄虚的说教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易于人们理解。

　　诸如晋公子重耳返国、叔孙敖为相、孙膑用兵、韩信受辱、袁绍兵败、关云长失荆州、范仲淹捐地建学、袁崇焕被诬下狱、八旗兵骄奢淫逸，种种人的不同际遇及因果关系，皆信手拈来，作为历史经验的佐证。

　　南先生讲历史上的古人，实际上是着眼于启迪今人。比如讲到领导者，他就强调：

　　居上者，宜严已宽人，正己以化人。身正则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德怀人则顺，以力取人则逆。顺其势则行，逆其理则冲；行则理，冲则乱。故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此为政之大要也。

　　又如，在“危莫危于任疑”句下，南先生注解道：“任则不疑，不疑则任。”就把领导者应具备的心胸一语道破。在“孤莫孤于自恃”句下，注曰：“自满者败，自恃者孤。故清人句曰：水惟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画龙点睛地道出了领导者不能搞孤家寡人那一套。

　　在强调为政廉洁时，指出：“贪心一起，智便幽昏，见利苟得，未有不殉于物者也。”这种“殉于物”的警钟，对那些见利忘义者，不是值得狠狠敲一敲吗？

　　最后，南先生告诫人们，古代谋略是一把刀，本身并无善恶，好人坏人都可以用它。用得不好，是要伤人的。因此，要以德为先。这些都是讲的做人的道理，尤其是领导者的做人道理。直至今天，其语重心长的话语，仍值得我们记取。

　　南怀瑾先生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他精研儒、释、道，将中华文化各种思想融会贯通。著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老子他说》等近六十部作品，并曾译成多国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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