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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网讯（记者 莫韶华）春风浩荡的三月，如约相聚的“十大”，大家期待已久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终于来了！3月27日，终评会在北京召开，22个入围项目代表与考古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经过项目汇报、综合评议，评委投票等环节，最终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榜上有名，至此，我省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达53项，继续领跑全国。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是在全国范围内推介并宣传当年重大考古发现的一项重要活动。活动始于1991年，今年是第33届。

　　殷墟考古90多年来，发现了丰富的晚商文化遗存，大型宫殿建筑、商王陵、甲骨刻辞、青铜器和玉器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殷墟遗址范围的洹河以南和东面的大司空地区发现商代晚期干道，从殷墟西部、今安钢厂区向东贯穿有商代晚期的干渠及其支渠，长度超过2.7千米，两者构成殷墟大邑商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但这样一些重要的现象，在洹河北岸以商王陵区为中心的区域都没有发现。

　　2021年，考古工作者开展了商王陵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首先是通过勘探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其次是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后续搞清洹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

　　钻探可知，新探明的围沟围绕在殷商大墓外围，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东围沟东、西段的北端偏向东，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两个围沟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以围沟外边界为基准，确定王陵区的范围东西560米，南北300米。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2022年考古工作者选四个地点进行发掘，所见遗存包括商代晚期、西周、东汉、宋元等时期。其中商代晚期有围沟2个、祭祀坑14座，西周时期的房址3座、墓葬2座、灰坑109个。清理30多座祭祀坑，多殉人与狗，一坑中人的个体多达3人，狗的个体多达11只。少数坑中埋青铜器、玉器，或埋有羊的左前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介绍说，新发掘祭祀坑多殉人与狗，个数不一，部分坑中埋有青铜容器、陶器，时代明确为殷墟二期，为研究王陵区祭祀坑的时代、商代祭祀活动及其形式提供了重要资料。王陵区西部西周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将推动周人灭商以及周王国国家治理方式的研究。

　　经多年的考古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现了“井”字形城市主干道路网络，初步显示了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居中的“九宫格”式布局框架，并据宫殿区、作坊区外围存在墙垣的情况，推测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也应有墙垣围护。自202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进行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了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取得了以下重要收获。

　　在“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的发掘中，不仅发现了宫殿区外围“井”字形主干道路的西南路口，还发现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在超过宫城区范围后仍向东西两侧延伸，据此推测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东西两侧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此外，还找到了祭祀区东侧、西侧的夯土墙，祭祀区以西区域南侧、东侧的夯土墙，宫城以西区域北侧、东侧和南侧的墙垣，以及东南拐角、作坊区以西的区域北侧、东侧的墙垣，唯宫城西南角和作坊区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北角被东汉及以后的活动破坏而无存。

　　在“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祭祀区以西网格中，发现贵族居住的夯土建筑和出土有铜器、玉器的墓葬，附近还有多座非正常墓葬，且其墓主并非身份最低人群，均为以往较少发现。此外，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多处性质不同的手工业作坊遗存，均为二里头遗址首次发现，包括疑似制漆作坊（都邑北缘西部发掘区）、较丰富的制陶遗存（祭祀区以西约300米处、遗址北缘西部）和骨器、角器加工作坊（宫城西南角）。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都邑遗址的新发现，不仅丰富了遗址的内涵，深化了对网格区域的认识，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布局、结构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暗示当时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已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其次，二里头遗址这种严格方正的都邑规划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及青铜礼乐制度，为商周及后世文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开创、引领作用。最后，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填补了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为探索遗址内作坊的分布，加工工艺、流程、特点及社会关系，以及手工业生产与二里头王国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州桥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截至目前发现不同时期各类遗存117处，种类包括河道、水工设施、桥梁等。其中东侧探方中汴河故道内河道、堤岸特征明显，地层边界清晰；宋代河道中还发现疑似沉船遗存；元代河道地层中保留有狭河木桩。西侧探方中明代州桥结构基本完整，青石铺筑桥面，砖砌拱券；桥东侧保留宋代石壁，石壁上雕镌有海马、仙鹤、祥云，纹饰通高约3.3米，显露出的石壁最长约23.2米，构成巨幅长卷。另外在明代州桥桥面与河道中还发现明代晚期金龙四大王庙，与河神祭祀有关，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

　　根据考古发掘结果并参考文献资料可推测宋代州桥为柱梁平桥，桥下密排石柱，现已不存；现存州桥为明代早期修建，是在宋代州桥桥基基础上建造的单孔砖券石板（拱）桥。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州桥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周润山介绍，北宋东京城是中国都城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都城，对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探讨北宋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此外，州桥是大运河遗产中的典型代表，其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填补了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也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州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

　　本次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露出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展示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

　　州桥遗址见证了10至12世纪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对其进行科学的发掘、保护与展示，对讲好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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