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872年，29岁的吴昌硕首次踏足上海，1887年，一度迁居上海，直至1911年夏年近七旬时最终移家上海，弃名“俊卿”而以“昌硕”行世，当时上海万商云集、名仕辐辏，新旧、中外文化交替碰撞，大江南北的书画家荟萃于此，经济发展带动书画市场的蓬勃，形成“海派”的多样面目，吴昌硕也完成了从艺术大家向海派领袖的嬗变。

　　上海的南市、烂泥渡（今陆家嘴）、虹口、吴淞江船上、“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这些地名见证了这位艺术大家在上海的艺术历程。《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的“名家的上海足迹”本期关注的是吴昌硕先生。

　　上海海宁路始建于1902年，如今是上海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行至山西北路转弯，则是一片旧改后待开发的景象。居民动迁、弄口大门紧锁。冷清之中，有关吴昌硕诗书画印的介绍诉说着此地的过去。

　　早在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后，达官商贾和外侨商人在山西北路（原北山西路）附近买地建造大量石库门建筑用于居住。

　　1913年，吴昌硕在学生王一亭的介绍下迁居“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这是一幢三间两厢的两层石库门建筑，约270平方米。吴昌硕的日常生活区域主要在二楼。画室在二楼中间，室内紧挨南窗放着一张大画案，画案前是一只下有踏板的高坐椅。二楼东厢房是吴昌硕的卧室兼书房，他将斋室定名为“去驻随缘室”。

　　西厢房二楼是吴东迈夫妇的居室。主楼底层及东厢房一楼均为客堂间，西厢房一楼曾是王个簃的居室。后厢房是裱画室，旁边是厨房。前面天井是砖地。大门上贴有“南华秋水，北苑春山”的对联，指向的是他精神和绘画上的偶像——庄子和董源。此后14年，吴昌硕一直生活、工作、创作于此，直至1927年与世长辞。

　　吴昌硕在吉庆里的故居，因处于旧改地块，无法进入。此为旧图，由此可以想见110年前，吴昌硕迁居此地的场景。

　　如今沿着山西北路由南向北行走，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就像时间一样流逝。重新粉刷的墙面上有着对吴昌硕个人的介绍以及画像，怀旧的文字与新铺陈的砖瓦形成对比，是历史与现代的对话。

　　1913年，吴昌硕70岁，在农历八月初一生日那天，他为自己治了一方“七十老翁”印，边款跋有“七十老翁何所求，工部句也，予行年政七十，刻此纪年，癸丑八月朔。缶翁。”

　　但正是在这一年，70岁的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社长。次年9月，在王一亭的引荐和协助下，日本友人白石六三郎在六三园剪淞楼（今位于西江湾路240号处）举办了“吴昌硕书法篆刻展览”，这场展览是吴昌硕的首次个展，也是中国最早的个人展览之一。展览让吴昌硕声名大噪。此年上海书画协会成立，推举吴昌硕为会长，上海商务印书馆、西泠印社刊行了其花卉和印存。到了1915年，海上题襟馆又推举吴昌硕为名誉会长。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时代、地域的因缘际会，吴昌硕迎来了艺术的黄金期，也渐渐成为了“海派绘画盟主”。

　　这次吴昌硕迁居上海的时间为1911年夏，最初举家住在吴淞。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一批末代士大夫“避乱沪上”，形成了近现代文化史上独特群体。此时，与吴昌硕交往较多的包括了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李瑞清、陈三立，以及他的画友高邕。其中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均为“同光体”诗人，吴昌硕的诗被认为属于广义“同光体”的范畴；康有为、沈增植与吴昌硕则是晚清书家的代表。他们大多黄冠道服，以卖字画为生。愚园、半淞园、徐园（双清别墅）、六三园等是吴昌硕等人的常去之地。

　　王一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政要，又是实业商人，还是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和上海总商会主席。

　　他少年时曾在裱画店当学徒，得以与海派画家接触。奠定商界地位后，他热心公益实业。并参与赞助美术教育事业，他在1912年出任上海美专校董，并积极发起、参与、支持海上书画团体。

　　王一亭与吴昌硕是老乡，1895年于怡园画集结识。两人意趣相投、互相欣赏。晚年吴昌硕欲定居上海时，曾因担心上海生活成本高而犹豫，正是王一亭的力邀、加之经济上的资助，让吴昌硕无后顾之忧，吉庆里居所的房东便是王的姻亲。

　　王一亭向吴昌硕学画，大约在1913年后。当时王一亭因支持讨袁被通缉，于是深居简出，学画事佛。此间开始师从长自己二十余岁的吴昌硕，两人也几乎形影不离。在海上题襟馆常能看到王一亭画，吴昌硕题诗；或吴昌硕画花卉、王一亭补人物的作品；甚至吴昌硕晚年的一些应酬之作，实为王一亭代笔。吴昌硕晚年在日本书画界影响巨大，也得益于王一亭的推荐。借由当时王一亭在日本财界、政界享有巨大威望，求吴昌硕作书作画的订单有如漫天飞雪。加之早在20世纪初，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来华拜吴昌硕为师；书法家、文豪长尾雨山辞官来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室主任，与吴昌硕结交。他们在日本具有绝对权威，对吴昌硕艺术在日本的传播也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2018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吴昌硕和他的时代”展出馆藏吴昌硕《墨梅图》，出自于青山杉雨的收藏。

　　随着吴昌硕的名声渐长，润例也随之增长。1913年，在初定润格十年后，吴昌硕在上海重定润例；三年后，吴昌硕再定润例；再三年后（1919年），76岁的又改定润例。但仅一年后，1920年元旦，吴昌硕再次修定润例。润例的的变化，不仅显示了供求关系的变化，更说明了吴昌硕艺术的认可度。

　　在吉庆里的日子，吴昌硕不仅与晚清士大夫作诗艺往来，同水野疏梅、白石三六郎等日本友人也多有交往，更与一些已有建树的画家，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比如，潘天寿1923年与吴昌硕结识后，画风也向其靠近。

　　当时潘天寿27岁，在上海美专任教。吴昌硕已近八十。“身体虽稍清瘦，而精神却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多休息。先生和易近人，喜诙谐，休息的时候，很喜欢有熟朋友和他谈天。”潘天寿后来回忆说。

　　在《谈谈吴昌硕先生》一文中，潘天寿还记录了1926年画了一幅自己颇为满意的山水，拿去给吴昌硕看。“他看了之后，仍旧只是说好。然而当天晚上，却做了一首长古，第二天的早晨，就叫人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全与平时不同，可说诫勉重于夸奖。因此可知道昌硕先生对学术过程，极重循序渐进，反对冒险速成。”

　　在这篇《读潘阿寿山水障子》的最后，吴昌硕写道“只恐荆棘丛中行太远，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耳独。”这似乎在劝诫年轻的潘天寿需要重视功力，变革之路不宜走太快。

　　晚年吴昌硕广收弟子，前后投其门下的学生有百余人。在王一亭之前，陈师曾在1910年师从吴昌硕学画，并将以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的“金石画风”传播到北方。陈师曾推重的齐白石，将徐渭、八大、吴昌硕并列为自己艺术的榜样。王个簃、沙孟海、诸乐三、钱瘦铁均在1920年代中期拜吴昌硕为师。

　　吴昌硕晚年相伴最多的弟子无疑是王个簃。他在1923年吴昌硕八十寿辰上与其相识。此后，就一心想拜吴昌硕为师。29岁时（1925年），王个簃带着书画，抱一古琴，离开南通来到上海，向吴昌硕习艺问道。最初在沪，王个簃由于职业无着，所以生活极为艰苦。

　　吴昌硕故居所在弄堂口，百年之前，吴昌硕、王一亭、刘海粟、潘天寿、王个簃等经常出入此地。

　　了解到他的处境，吴昌硕聘请其作孙子吴长邺的家庭教师，并在吉庆里寓所的底楼腾出西厢房作为他的卧室。他在吴家能经常遇到刘海粟、潘天寿、沙孟海等人。吴昌硕往往喜欢在夜籁人静时，和王个簃交谈，征询当天所画作品的意见，师生之间朝夕相处，得益遂多。“食金石力、养草木心”便是吴昌硕赠予弟子王个簃的四言联，道出了书画和人生的大义。

　　遗憾的是，师徒朝夕相处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春，蒋介石于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附近着火的建筑物火星飘到了吴昌硕寓所的天井。鉴于上海局势混乱，吴昌硕的朋友和学生劝他暂时去杭州小住。此后吴昌硕一家偕同王个簃离沪，住在杭州孤山西泠印社的观乐楼（今辟为“吴昌硕纪念室”）。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夏天，至这年秋日山上的红枫沾霜时，才离开。但返沪不久后，吴昌硕就患中风去世了。

　　如今的山西北路上，虽然因为旧改，无法踏入吉庆里的弄堂。但沿路的宣传栏讲述了吴昌硕在吉庆里的时光，以及他探索走出的“印—书—诗—画”四艺融合之路。吴昌硕也曾说过，自己治印可居首，书法次之，画则在其后。王个簃则认为其“德性尤过于篆刻，是为五绝。”

　　吴昌硕所处的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他去世的1927年，上海成为特别市；他出生的1844年，恰是上海开埠次年。

　　1872年，吴昌硕首次来上海时，上海正在成为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是年，在古董商人金杰的引荐下，吴昌硕在上海结识了高邕（1850-1921）。高邕虽小吴昌硕六岁，但成名较早，他官江苏，寓上海，是当时上海主流书画家。他主攻书法，独好李邕与《瘗鹤铭》。高邕与任伯年交好，与吴昌硕在金石古物和书画篆印方面多有交流。

　　也是在这一年，吴昌硕还去了苏州和杭州，虽最终选择在苏州落脚。但此年之后，吴昌硕多次来上海，渐与上海诸画人结交。

　　此时的上海，正经历着飞速的城市化进程。1874年在上海街头可以看到从日本引进的人力车、1875年苏州河上有了桥梁、到了1876年有了天主教堂和铁路。上海也逐渐聚集了不少因故乡凋敝漂泊至此的江浙人士，他们在上海与故土之间往返游移，吴昌硕可以算其中之一。

　　吴昌硕在上海最初结识的是家乡嘉兴南湖的山水画家杨伯润（1837-1911），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1873年冬，曾与杨伯润在上海同住数月。赠别诗，讲述了他们在水边分手的情景。其中“筑耶城畔潮头落，渔子舟人共往还”所述筑耶城位于今闵行区南部。

　　吴昌硕也曾与“海上三熊”之一的张熊在上海南市合住在一间狭窄小屋，里面只摆了两张硬板床和一张画桌，就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但两人却每日读书作画、笑对人生。

　　虽然吴昌硕早期在上海的生活痕迹难以考证，但在一些手札中，找到了些许痕迹。

　　1883年，吴昌硕举家迁居苏州后，更为频繁的来上海。这年元月，40岁的吴昌硕因公赴天津。在上海候轮期间，经高邕介绍，初次拜望了慕名已久的任伯年。当吴昌硕向任伯年提出学画请求时，任伯年要他先画一张来看看。见其落笔非凡，笔墨劲挺浑厚，任伯年不禁拍案叫绝。

　　1883年春日，任伯年为吴昌硕所画第一幅画像《芜菁亭长小像》。画中吴昌硕身着长衫、席地而坐，双手放入袖中，目光炯炯有神、气质温文尔雅，又若有所思。后来，任伯年为吴昌硕作了多件肖像，在摄影尚未进入生活的时代，这些画像反映出了吴昌硕的生活状态。比如，1886年初冬，吴昌硕“薄游沪上”，任伯年为其画《饥看天图》，以简单的笔墨传达人物内心世界。

　　1887年初冬，吴昌硕首次合家迁居上海。他以“沧波回首处，明日在吴淞”与寓居苏州、以卖字为生的好友杨岘作别。在移居舟中正值吴昌硕妻子施酒四十寿庆，他写下了“芜园花鸟待归去，苦铁之苦终回”赠妻子。

　　这一年吴昌硕44岁，距他第一次来沪已隔15年。在苏州仕途不顺，加之看到海上书画市场日益繁荣，让他决心迁居上海。

　　然而，来沪前一年，他在上海的好友张熊、胡寿公去世。初到上海时，因无力租房，只能暂借住在吴淞江的小船上，后因常到浦东作画，了解到江边一带的房租特别低廉，即在烂泥渡路租了二间简陋的农舍，并接来了正在生眼病的继母杨氏与其同住，正式开始了他在海上的鬻艺生涯。

　　烂泥渡路原称是“赖义渡路”，是陆家嘴区域的一条弹格路，每到雨天就道路泥泞，被叫作“烂泥渡路”。当时的浦东一派农家气象。他在一首《浦东农家》的诗中写道：“守拙无此过，陶潜诧尔谁。”显出一派归田心境，那时浦东农家擅长嫁接培育，每到谷雨之后，芍药牡丹花开得姹紫嫣红。吴昌硕常去花圃观花，归家后即铺纸作画，落款均以“黄歇浦”题之。

　　吴昌硕，《浦东芍药花图》，这是现存已知唯一一幅落款有“浦东”的书画作品。

　　这也是吴昌硕最艰难的日子，当时住浦东高桥的钱慧安、以及任伯年、高邕、蒲华等海派书坛的朋友也给他不少照顾。但海上之交虽多，无奈吴昌硕此时在画坛名气有限，生活依旧处于穷困的境地。在1887年初冬《吟诗图》的长跋中，写尽了寓黄歇浦时“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夜漏三下，妻儿俱睡熟，老屋中一灯荧然，光淡欲灭。缺口瓦瓶，养经霜残菊，憔悴如病夫。窗外落叶杂雨声潇潇，倏响倏止。

　　但这期间，吴昌硕《浦东立雪庵图》等作品，能看到他除花鸟外，开始涉猎山水。但生活依旧处于穷困的境地，到了1888年盛夏，吴昌硕被举为苏州小吏，任伯年去看望他。正巧赶上吴昌硕刚从县衙回来，一袭官服，满是疲惫。任伯年的《酸寒尉像》画下了吴昌硕拱手相迎的窘迫形象，也将其心灰意冷于宦情仕途的身姿与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之长子早夭，不久后女儿又出生，为了节省开支，1888年秋又迁回苏州作“酸寒尉”。

　　虽为小吏，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吴大澂请缨赴山海关，督师北上御日，51岁吴昌硕抛去田园生活，参佐戎幕。征战途中，饱览祖国壮丽河山，对以后艺术上的造就自有裨益。1900年，56岁的吴昌硕得同里丁葆元的保举，十一月受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他是本着儒家入世济世的愿望去当这个县令的。然而，吴昌硕仅当了一个月的安东县令便辞去了。

　　60岁后，吴昌硕常在上海，客居清末著名实业家严信厚的小长芦馆。1909年，吴昌硕在上海豫园与钱慧安、王一亭、高邕等发起成立了“豫园书画善会”，设址于豫园九曲桥边得月楼上，书画善会收取会费，为会员代定润格、组织书画展销及推介书画家作品等。润金半归书画作者，半归书画善会存钱庄，凡遇有慈善赈灾之事，则开会公议赈济灾民。由此，吴昌硕从一位个人书画家，向更社会意义的艺术家转向。时值四月，春意渐浓，得月楼虽不对外开放，但楼前开满了吴昌硕画中常见的紫藤、石堆，门窗花纹如旧，在春日的笼罩下来往的游人仍会在路过时暂留片刻，用手机拍下这栋建筑。

　　时过境迁，陆家嘴早已高楼林立，陆家嘴中心绿地的南侧一栋庭院式民居老建筑，被辟为“上海吴昌硕纪念馆”，讲述着陆家嘴与吴昌硕的联系。纪念馆大门两侧楹联是吴昌硕晚年所书的“奉爵称寿，雅歌吹笙”（出自《史晨碑》），用笔雄浑、饱满，虽为隶书，但也具有篆书的痕迹，这种隶、篆一体的风格既有着其独特的面目，同时也为这栋建筑增添一笔历史的色彩。

　　这座建筑建成于1917年，原为陈桂春住宅。陈桂春是烂泥渡人，以驳运起家，于地方公益事业尽力资助，曾建小学一所，年捐经费千余金。1920年，他与浦东乡贤王一亭等人发起创办了浦东医院（现东方医院）以解决浦东短医少药的困境。吴昌硕也曾到访陈桂春的府上，与王一亭、高邕等创作书画，义卖捐助，以缓解经费压力。

　　从陆家嘴的“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既可以感受到这位海派艺术大家在初到上海的艰辛，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吴昌硕曾说“吾三十学诗，五十学画 。”他年轻时代离家赴湖杭苏沪等地寻师访友和谋生。在苏州得吴大澂、吴平斋、潘郑盦三大收藏家赏识，而遍览三家珍藏古代文物、金石书画等，受益匪浅；又遇名书画家交往，艺乃猛进。

　　他以丰富阅历和眼界，参与海上书画会、印社、诗社、同乡会，以社团和社交关系逐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以自己宽厚、豁达的处世态度赢得众人口碑，让自己的艺术本该归于平淡的晚年绽放，而且其艺术，影响及于海内外，余韵至今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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