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古斯塔夫·艾克《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图版25，北京法文图书馆，1944年，第36页。

　　此架子床最大的特点在于腿足的设计，在几十公分的高度内，曲线大开大合，热烈奔放，夸张而不失法度，与大弧度的壸门牙板形成完美的契合，是黄花梨造型艺术的完美之作。

　　其不带门围子，而三面床围均安曲尺纹，疏朗通透，节奏和谐，横竖材的沿边锼刻线条，工艺考究。挂檐以榫卯与角柱、床顶接合，绦环板内锼挖线条平直的海棠纹透光，沿边起线，清爽简洁。四角门柱的边角亦锼刻线条，可见製作工艺十分重视统一性。

　　床面格角攒边装软屉，边抹平直，无束腰，犹如四面平式，牙、脚壸门式，沿边阳线流畅有力，表面又打洼作，分外考究。四腿方材，挖缺箭腿式。

　　中国古代卧具中，床的概念一直比较模糊而宽泛。无论大小高矮，只要上有面板横陈，下有腿足支撑，都可以称为床。它可以用来坐卧，也可以置物。比如坐具“胡床”、“绳床”，吃饭喝茶用的“食床”、“茶床”，带底座的桌案叫做“牙床”，放置笔墨用的“墨床”等等。本文讨论的范围，仅指作为卧具的床。

　　都可以作为卧具使用的包括架子床和罗汉床，它们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床体的高度以及是否有“承尘”。众所周知罗汉床是由榻和屏风逐渐结合演变而来，同样的道理，架子床则是带有承尘的帷帐，与床榻结合使用的结果。

　　最新的考古发掘显示，中国最早的架子床，出现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2018 年夏季，在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考古成果展上，首次展出了成都商业街古蜀开明王朝晚期，王族船棺葬出土的漆床。这件漆床长约327、宽约143 厘米。从考古人员历时8 年修复的结果来看，这张巨大的漆床，带有坡顶的承尘。

　　公元前316 年，秦惠文王乘蜀国与巴国、苴国交战之际，遣张仪、司马错沿石牛道伐蜀，蜀王开明十二世战败被杀，古蜀国灭亡。由此推测，这张漆床的年代，可能不晚于包山楚墓二号大墓出土的折叠床。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该床的床柱与起到辅助作用的落地立柱，都处于床体四角，可算作最早的四柱架子床。

　　先秦时代的室内布置，家具简质，却极有灵活布置之便，也因此而临时性的设施为多，支撑室内陈设的，下为几与席与床；上为幄，帟，幕，帐；中为扆（注：扬之水《唐宋时代的床和桌》，艺术设计研究2012 年第2 期）。足见那时幄帐是常用的设施，流行至两汉。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一套铜帐构。虽然木制帐架和纤维帐幕已朽毁，但经过复原发现，这是一种四阿式顶长方形幄帐。

　　1971 年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墓壁画，右侧室南壁壁画，绘于熹平五年。画中墓主人头戴黑冠身穿红袍，端坐帐中。壁画中的帐，与河北满城出土的帐如出一辙。

　　山西夏县王村东汉墓前室东壁，彩绘夫妇并坐图。男性墓主人端坐于帷帐内，身旁绘曲足几案。

　　东汉晚期的河南洛阳朱村壁画墓，主室北壁西部绘墓主夫妇并坐图。帷帐之中的坐榻清晰可见，榻前置一几，主人旁边立男女侍者四人。

　　1957 年辽宁省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年代在汉魏之际。墓内右小室右壁彩绘饮宴图，正中帷幄之内，一男一女分坐于方榻之上，榻间置一长几。

　　山西大同垃圾电厂北魏墓群9 号墓，墓室北壁绘宴饮图，画面中部帷帐内端坐着男性墓主人。身后屏风露出二侍女，两侧各有侍者，面对食案及侍从。

　　山西太原市王家峰村徐显秀墓，墓室北壁的夫妻并坐图绘于北齐武平二年。正中的帷帐内，男女墓主人手持漆杯并坐于榻上，面前摆放食案。

　　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北齐墓室北壁，绘主人并坐图，三位女性并坐于帷帐内，身后排列屏风。

　　山东省嘉祥县英山徐敏行墓出土壁画，宴享行乐图绘于隋开皇四年，描写了墓主人徐敏行夫妇生前宴饮场景。画中绛色帷帐开启，悬垂于榻两旁，夫妇二人正襟端坐于木榻上，面前摆满果蔬食品，背后设一山水屏风。

　　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龙门石窟等，多绘有维摩诘像，我们可以通过多幅维摩诘像，管窥帷帐与床榻的结合。

　　敦煌203 窟正龛南侧的维摩诘像，绘于初唐。维摩诘坐于宝帐床榻上，凭几探身，手挥塵尾，目视文殊。画中可见榻与帐没有固定在一起。

　　同样绘于初唐时期的220 窟东壁南侧的维摩诘像，已可见帷帐立柱位于榻角。

　　敦煌335 窟北壁，初唐维摩诘经变图中的白色帐柱，立于榻上四角，显见此时帷帐已经移位于木榻之上。

　　另一幅知名的维摩诘像绘于盛唐，位于敦煌103 窟东壁门南侧。居士高踞于床帐之内，凭几而坐，前置熏炉，后置屏风。宝帐的立柱与榻的颜色分明，可知立柱与榻分体而设。

　　159 窟东壁南侧的维摩诘，绘于中唐。而第9 窟北壁的维摩诘，则绘于晚唐。

　　时间推移至五代，位于敦煌第98 窟的维摩诘所坐床帐，较清楚地揭示了帐与床的结构关系。帷帐的立柱带有柱础，着地而立。立柱与床榻之间，用绳索困扎，以这样的方式相结合，形成了架子床的雏形。

　　而在敦煌第012 窟，我们有了新的发现。该窟始建于晚唐咸通十年，重修于五代。维摩诘像位于主室东壁，画面线条清晰可辨，色彩艳丽如新。

　　维摩诘所坐床帐结构清楚无疑地表现出来。此时，帐柱与木榻的四角立柱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与现在的架子床形式几无差异。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帐与床结合为架子床的演变过程，相信这一时期，佛教世界之外的民间起居中，架子床已经开始融入生活。这一点，在五代（或为南宋）《韩熙载夜宴图》中得到印证。

　　全图中两处出现挂有帷幔的架子床，床围板绘有山水。两张床的幔帐全部打开，用丝带系结于两侧。从帷幔悬垂的位置与枕头的关系可以看出，两张床均为四柱架子床。明代唐寅摹韩熙载夜宴图中，忠实的展现了原作的细节。幔帐仅仅的裹住立柱系结，也证明了所绘为四柱架子床。

　　北宋时期的壁画中，也有架子床的描绘。1996年福建省尤溪县城关第一中学二号墓，出土壁画中画出床榻图两幅。壁画位于墓室西壁，最上方悬挂一圆铜镜，铜镜下方绘一幅床帏幔帐，幔帐被丝带系于两侧。系结的位置并非裹住床柱，而是稍向内侧悬空，露出的部分未见床柱，可见该幅画所绘亦为四柱架子床。

　　从广泛收集到的影像资料来看，所见均为四柱架子床或者四柱帐床（佛画中的宝帐）。值得一提的是，传为东晋顾恺之所画的《女史箴图》。该图有两个版本，一为大英博物馆所藏，据传为唐代摹本，具体到唐代哪个时期，有待查证。另一为故宫博物馆藏，标注为宋代摹本。

　　两版女史箴图，内容一致。其中第五段画一张悬挂有帷慢的床，床前有几。一女史侧坐床内，一只胳膊搭在围板上，面容严肃。一个男子坐床边栅足几上，鞋尚未穿好，回头看着女史。这是意在说明“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如果其言不善，尽管是夫妻，也要造成“同袁以疑”。

　　画面中床榻与幔帐的结构非常清楚，与敦煌第98 窟的维摩诘所坐床帐相似。不同的是该床设围屏，床正面亦设曲屏，曲屏可以像屋门一样打开。但可以看出曲屏折处并无立柱，因此该床也是四柱式。

　　从广泛收集到的影像资料来看，到此时所见均为四柱架子床，或者四柱帐床（佛画中的宝帐）。而目前常见的六柱架子床尚未出现。甚至到了明中期，亦未见六柱床的影象。明代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张海，葬于明弘治十一年。其墓葬出土整套锡制家具明器，架子床明器为四柱式。

　　嘉靖年间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所绘清明上河图中，木作坊内打制完工的四柱架子床赫然在目。

　　据此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四柱架子床的出现，远早于六柱架子床。这也符合由简至繁，由易到难的客观发展规律。

　　另有一张架子床，曾经于2003 年及2010 年，分别上拍于纽约佳士得及纽约苏富比，并曾著录于《ASIAN FURNITURE》一书第159 页。该床历次著录均标注为虎皮枫木或龙眼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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