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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公认最强大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建立于公元618年，从建国初到玄宗“开元盛世”期间，大唐不论是国家疆域、军事成就还是经济、文化、科技等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是国人魂牵梦绕的“大唐盛世”。

　　然而，“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势急转直下，饱受朋党之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拖累，积贫积弱，最终在公元907年灭亡。

　　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尤其令朝廷忌惮。安史之乱后，唐朝名义上是大一统的国家，但东北部占国土面积不到五分之一的“河北三镇”宛如“国中之国”，他们不听中央号令，频繁挑衅、造反，大唐直至灭亡都没能将其驯服，实在让人费解！

　　藩本意是篱笆，引申为屏障、保卫。镇本意是压，引申为以武力维持安定，后来指军事重地。藩镇就是保卫边陲的军事重镇，也称方镇。

　　经历几代雄主的开疆拓土，唐代疆域不断扩大，然而随着良将逝去、军队素质下降和朝堂动荡等原因影响，国家对边境的控制力逐渐减弱，睿宗时为防范吐蕃入侵，设立第一个藩镇——河西藩镇。

　　藩镇可以理解为以职业军人驻守的军事基地，长官为节度使。到天宝年间，唐玄宗将藩镇增加到10个。

　　最早，节度使只掌管军事。但随着国土面积增长，边境守兵渐趋不足，朝廷对藩镇的后勤补给难以为继，而导致接连败仗，为扭转形势，朝廷便允许节度使掌管辖区的行政、经济、民生等一切事务，自主经营藩镇。战斗力强劲的职业军人、随时调配到位的后勤补给，使藩镇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为巩固边防起过积极作用。

　　然而，山高皇帝远，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节度使不由得拥兵自重，朝廷却始终没能拿出相应的制约机制。藩镇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兵力不断增强，朝廷直接管辖的区域大大减少，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一步步威胁中央的集权。

　　藩镇中势力最大的属安禄山，他受封卢龙、范阳和河东三地的节度使，拥兵20万。安禄山的野心一直在膨胀，终于在公元755年12月16日发动“安史之乱”。由于统治者的决策失误、奸臣弄权，到公元763年延续将近8年的叛乱才以朝廷勉强胜利告终。

　　唐朝廷“安史之乱”的胜利并不彻底。叛乱中，安史旧部在朝廷和叛军之间多次摇摆不定。

　　后期，叛军内部兵变不断，安史一些旧部见大势已去，纷纷向朝廷投诚。此时朝廷元气大伤，西部吐蕃不断侵扰，唐代宗应接不暇，顺势以犒赏军功的名义，将安禄山史思明的旧地分给投降的四位叛军首领，河北一带藩镇格局成型。

　　他们分别是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不久后薛嵩被田承嗣兼并，祸害中晚唐百余年的“河北三镇”基本定型。

　　“河北三镇”又称“河朔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掌控着地方的军事、财政、人事大权，他们不向朝廷纳税，不接受朝廷调遣，以强悍的态度对待朝廷的集权统治。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甚至为安禄山、史思明立祠供奉；李宝臣死后德宗坚决拒绝成德节度使世袭，李惟岳便武力反抗引发称王闹剧，最终逼德宗下罪己诏平息事态；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被部下朱希彩、朱泚、朱滔合谋杀了全家。

　　此后这三人自相残杀，轮流篡权；宪宗时期在朝廷的强力打压下三镇短暂归顺，可宪宗一死，三镇再次叛乱……

　　虽然不听从朝廷对节度使的任免，但没有朝廷的节度使任命诏书，藩镇内部又会陷入混乱，而不得不奉唐廷为尊。河北三镇在唐廷统治的边缘若即若离，割据一方祸乱唐朝百余年。

　　河北三镇是“安史之乱”留下的“后遗症”，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后遗症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成为唐朝廷始终未能摆脱的顽疾。藩镇是唐朝为巩固边防、稳定统治而创立的一种军事体制，河北三镇能够与中央政权对峙百余年，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势均力敌，更与双方的政治经济等状况密切相关。

　　安史之乱后，叛军大部分已被消灭，朝廷的招降政策却将其残部保存下来，其中不乏小规模精兵，在三镇节度使经营下，实力不断扩充。

　　田承嗣曾经是安禄山的得力干将，被封魏博节度使后以旧部为基础不断扩军，始终保持10万兵力，经历过代宗派遣的八位节度使征讨后，仍有5万精兵。

　　李宝臣曾是安禄山养子，被封成德节度使后全盘接收安禄山战斗力最强悍的骑兵战团，兵力从5万扩充到10万，战马5000匹，屡次力挫回纥、契丹侵扰。

　　李怀仙是安禄山的副将，受封幽州卢龙节度使后驻扎在安禄山的大本营——幽州，拥有数万精兵。如此计算下来，河北三镇的总兵力达到了20多万，而且可谓是“精兵强将”。

　　反观唐廷，安史之乱前唐朝10个藩镇有约50万兵力，其中安禄山就有20万，而玄宗可随时调动的中央军只有8万。

　　安史之乱中，军队数量剧增，晚唐时期军队的人数达到八十万人，但这只是账面数字，且分布在面积四倍于河北三镇的全国各地，平均下来与河北三镇不相上下。三镇内部虽冲突不断，但一旦面对唐廷的征讨，却能合兵一处共同抵御，致使朝廷无法各个击破。

　　另一方面，中晚期的唐朝对边境的的控制日趋衰弱，西面吐蕃冲过河陇防线，直逼京西、京西北地区；北部的回纥、契丹频繁侵扰，蚕食土地；西南部的南诏政权也趁火打劫，争夺交趾，闹独立；期间庞勋、黄巢、王仙芝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安史之乱后，唐朝再没有出现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虽有唐宪宗治理下出现“元和中兴”，但在每况愈下的中晚唐大背景如同昙花一现，宪宗死后颓势不减。朝野长期陷入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的政治乱局中，历代皇帝皇帝无力掌控。

　　唐朝宦官势力崛起于唐玄宗宠信高力士。安史之乱后，宦官被重用，日渐嚣张，行事荒唐至极，如李辅国因拥立李亨即位有功而受宠，在内宫威逼李隆基、追杀张皇后，竟然将李亨吓死。

　　俱文珍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在德宗手里得到了皇家禁军神策军的兵权，召集群臣逼顺宗禅位给了宪宗，被宪宗派去军队监军，擅自杀了东川节度使。

　　宪宗后期日渐骄奢，宦官胆子更大了，几个下等宦官趁夜色杀了宪宗，并假传遗诏，扶李恒为帝。宪宗死后，原本名义上归顺的河北三镇迅速反叛，局势回到从前。此后皇帝的废立，几乎都出自宦官之手。皇帝对朝堂政策影响日渐衰弱，而宦官鲜有德才兼备者，国家政治越来越黑暗。

　　朋党之争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不良竞争，晚唐的“牛李党争”臭名昭著，甚至是导致大唐帝国灭亡的祸根之一。

　　牛李党争是全方位的，必然关系到唐廷对藩镇政策，当时的皇帝文宗李恒主张招抚，而代表世家大夫集团的李德裕则主张用兵，代表寒门是大夫集团的牛僧儒说留着藩镇可以镇守北疆，他们听不听话不用计较，内部意见不统一，对待藩镇的政策迟迟不能出台。

　　更深一层，牛李两党在河北三镇都有各自党羽，他们罔顾国家大义，互相勾结，玩弄权术，利用藩镇之间的争斗为各自集团谋利，藩镇的存在比消亡更适合牛李党争的需要。

　　政治上的腐朽使得唐朝廷没有一贯的政策对待藩镇问题，也不可能制定出周密的计划渐次削藩，只有维持现状，得过且过。

　　河北地区地形丰富，安史之乱前，地区经济已得到高度开发。河北南接燕山山脉，便于采集、狩猎；北部有草原，游牧业发达，山区生产矿藏；中东部是广阔的平原，幽州“封壃沃壤，平广膏腴”，农作物产丰富。

　　安禄山得以在此经营下雄厚实力，以一己之力摧毁盛唐。安史之乱后，三镇节度使依凭地利，使庞大的军备得以为继。

　　南部沃野，是藩镇的千里大粮仓；冀州草原产良马，最次等也能日行二百里，藩镇借此建立起彪悍的骑兵团；北部山区的矿藏，则为打造兵器提供不尽资源。

　　更重要的是，河北三镇从不向朝廷纳税，经年物产全部自己消化，用以精兵强将。

　　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廷国土面积锐减。北方经济备受战火摧残，百姓被迫南迁，国家经济中心随之南迁。战后，为恢复经济增加税收，国家将盐、铁重新收归国营，并在各地建立仓库、物流中心，有效地平抑了物价，保障民生，经济得到复苏。

　　但不久，弊端显现，国营的盐、铁、仓库物流逐渐被官僚集团垄断，国家税收再次降低，对百姓的搜刮越来越严重。加上边境不稳、起义不断，国家军费支出不减反增。

　　德宗时期，“河朔三镇”反叛动作频繁，要靠搜刮长安富户充作军费。唐宪宗死后，河北三镇再次叛乱，朝廷空有几倍于三镇的领土，也只是个纸糊空架子，再也没有财力、物力支撑评判，只能听之任之。

　　安史之乱前，唐朝将新生力量的勃勃生机、雄主的励精图治、社会的欣欣向荣全部展现出来，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盛世。

　　安史之乱后，曾经被繁华所掩盖的矛盾、暗中滋生的衰朽如雨后春笋般钻出来，英主不再，大唐风光逐渐落寞。而新的制度、措施都是双刃剑，藩镇为保卫政权而生，但没有制约的权利最终成为政权的威胁。

　　河北三镇，是藩镇这一军事体制产生作用后的反面，是军政余毒得不到清算后的恶化，唐政府自酿苦果，又无法自净，只能通过改朝换代与之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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