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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会从1913至1968竟然更换了11次为啥?

2023-04-21 13:30分类: 河北历史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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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保定成为河北的省会。若往前追溯,河北的近现代史,几乎是一部“省会变迁史”,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段历史,那就是“颠沛流离”。从民国时期省会变迁算起,到1968年石家庄成为省会,这50多年里,河北省会竟然变动了11次之多!若算上战乱时期的“临时性省会”,就远不止这个数字可以概括了。

  河北目前的省域版图,大致在清初形成——清后期虽略有变动,但皆属微调。彼时,河北是京畿重地,直接隶属京师,故称直隶省。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直隶省设立。第一个充当河北“省会”(直隶巡抚驻地)的,是偏居冀东南一隅的古城大名府,即北宋时期的“北京”。这个“省会”持续了70年时间。到雍正七年(1729年),保定直隶总督署竣工,“省会”才从大名迁走。当时人们不会想到:河北“省会”从这次搬迁开始,竟像着了魔一样,先后至少搬了13次(不含战时等临时性搬迁)之多!长达两百多年的“省会流浪史”就此拉开序幕。全国30多个省份中,没有一个省像河北这样频繁地变更省会。

  从1729年至1913年,河北(直隶)省机构主要在保定办公。不过,因为鸦片战争原因,其间出现了一段插曲: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放天津口岸,并任命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负责通商事宜。因北洋大臣驻天津,故直隶总督也常在天津办公——一般夏季在天津,冬季在保定。所以,此时天津也实际充当过省会功能——不过,其间保定一直是直隶“法定意义上的省会”。

  天津开埠以来,地位跃升迅速,其日后不仅四度充当河北省会,且与冀省之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至今,冀津两个省级单位间仍对那些历史怀有心结。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13年,民国政府改直隶总督为直隶都督,直隶省会正式从保定迁至天津。

  1928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唐时以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称河北道,因袭其名;与此同时,北京、天津改为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别市——犹如现在的直辖市。由此,河北省会的选择遂成问题。

  1928年6月底,南京国民政府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等,“北平(今北京)、天津已分设特市府,河北省政府决设保定”。这一电令遭到天津市民的反对。以赵德珍为代表的80万天津市民向省政府通电,认为自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以来,直隶(河北)的治理重心便不可逆转地向天津转移,且民国以来天津已为河北省会多年,因此不宜再变。

  激烈争论过后,河北省会最终设在天津,并于1928年7月4日午后2时,在天津警备司令部后楼举行了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成立典礼。

  但时隔不久,河北省会变迁的议题又再次被提了出来——提出者是白崇禧,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河北省会改迁北平的建议,很快获得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方同意。1928年10月12日,河北省会如期迁往北平。然而,时隔两年后,“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在北平成立了自兼主席的国民政府,但很快被东北军驱退。东北军进驻北平后,张学良1930年10月致电南京政府,建议将河北省会迁至天津,南京政府训令照办。随着日本加紧侵华,南京国民政府于是又于1935年6月将河北省会迁往保定。

  全面抗战爆发后,保定于1937年9月26日陷落,河北省政府开始了流亡。这一状态持续了12年之久——其间,河北省会“居无定所”。直至1949年8月1日,中共河北省政府在保定成立,保定再度成为河北省会。

  综观1928到1949年时期的河北省会变迁,均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谁是华北实际的统治者,谁便对省会驻地具有决定权——从白崇禧到张学良,莫不如此;南京中央政府,对此只不过扮演了“橡皮图章”的角色。当时,中央政府尚且无法控制局面,更遑论河北自身对省会的选择有多少决定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河北人民,本以为省会变迁将彻底成为历史。没想到,这只不过是又一个“折腾周期”的开始。这一回,负责折腾的导演不再是各路军阀,而是换成了河北地方政府。

  河北全省解放后,省会一开始选定的是老牌重镇保定,这是中央政府做出的决策。不久,河北省政府居然打起了把省会定在别处的算盘,他们首先瞄准的是天津。不过,1954年河北省会迁天津的提议,被天津方面顶了回去。

  “横刀夺爱”天津不成,河北方退而求其次,盯上了新兴的铁路城市石家庄。1954年,河北向中央提出省会“迁石”方案。其理由是:石家庄交通有优势,工业有基础,将是“全国重点工业城市”,“将成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保定仅有2万户、6万余人;石家庄1949年人口已经27万人。不独城市规模,保定与石家庄在经济上也有云泥之别——保定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城市,而石家庄则是近代工业化城市的典型,现代化程度虽不及天津,但在省内遥遥领先。因此,也就难怪河北“喜新厌旧”,想抛弃保定了。

  不过,曾担任河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冯世斌先生,对那几条理由颇有异议:“除第二条外,都是牵强的。”他指出,1939年日本人将正太铁路换成与京汉路相同的标准轨距后,保定的交通优势就并不比石家庄差;至于所谓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说,更是荒唐。

  河北提出报告后,中央有条件地同意——“经费由河北省在地方财政项下自行筹措解决”。但这两年,恰逢河北全省遭受严重水灾。这一次,省会最终没搬成。

  然而,河北地方政府似乎无意接受教训,反而再度“见异思迁”,又将目标重新瞄准了海河畔的天津。从1956年起,河北先后3次向中央请示“以天津市为河北省会”。1958年2月,天津市再次成为河北省会。

  曾长期在河北文化系统工作的王德彰说:“天津作省会,并非十分理想。”他认为,一来天津作地理位置较偏,各地市赴省城办事不方便;二来天津是大工业城市,作直辖市非常得体。

  果不其然,河北省会进天津后搅动了冀、津的利益格局,给双方都带来了不便。当时,河北干部的绝大多数,对去天津表现出极大热情;而天津绝大多数干部,均没有思想准备。”1966年,天津与河北分道扬镳,省会迁回保定。

  1966年,河北省会迁回保定还不到一个月,史无前例的“”就爆发了,保定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动荡期……从天津刚搬回来的省直机构赶上了武斗,很多部门根本没有进入保定城,而是分住在周围各县如卫生厅驻涿县,粮食厅驻望都县,教育厅驻定兴县,林业局驻易县等。有的单位规模大、人员多,竟然分散几个县办公。这样的画面,可能只有在河北上演过。

  而有些单位,尚未搬回保定,就直接赶上了下一次省会搬迁——1968年2月由保定迁往石家庄。因此这些单位直接从天津迁到了新省会石家庄——如河北省基本建设局,1984年直接从天津搬到了石家庄。

  1968年1月28日,时任河北省领导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的同时,省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说白了,在保定那样混乱而危机的情势下,要想成立革委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甚至连会也开不成,所以新的革委会只好在石家庄成立。”王德彰回忆,1968年春天,他从保定到石家庄办事,切身感到这里比保定大有安全感,出口气都舒畅。

  河北省会这次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损失惨重,许多单位的财产“文革”武斗时已被“造反派”洗劫,搬家时连办公桌椅也没有,来石家庄后需要一切重置。

  1971年1月,当时的省革委会领导人刘子厚等向中共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这个问题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周恩来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从此,河北省会迁徙的闹剧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回顾河北省会变迁史,河北省会,不折不扣的是天下最能折腾的省会!常言道,‘好家经不起三搬’。每搬一次家,都对家当是一次摧残,何况一个省会?千百年来,太原一直是山西的中心、济南一直是山东的中心、杭州一直是浙江的治所。”但是,河北省会偏偏折腾了十多次。在有些人看来:“保定当是最理想的省会驻地。一是,它地处冀中,离两头差不多远近;它历史悠久,最能代表燕赵文化,省内认同感强。如以保定为省会,可充分发挥保定的文化、石家庄的交通、唐山的工业优势,三者能各展所长。”

  对于1954年—1968年河北省会的变迁,我们大致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河北省会诞生在保定,不想建设保定;河北省会进驻天津,目的是“利用天津”;河北省会到石家庄,却又想着回保定,不仅造成相当巨大的浪费与损失,也使石家庄最终没能成为一个经济实力强劲、有足够民众心理认同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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