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保定成为河北的省会。若往前追溯，河北的近现代史，几乎是一部“省会变迁史”，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段历史，那就是“颠沛流离”。从民国时期省会变迁算起，到1968年石家庄成为省会，这50多年里，河北省会竟然变动了11次之多！若算上战乱时期的“临时性省会”，就远不止这个数字可以概括了。

　　河北目前的省域版图，大致在清初形成——清后期虽略有变动，但皆属微调。彼时，河北是京畿重地，直接隶属京师，故称直隶省。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直隶省设立。第一个充当河北“省会”（直隶巡抚驻地）的，是偏居冀东南一隅的古城大名府，即北宋时期的“北京”。这个“省会”持续了70年时间。到雍正七年（1729年），保定直隶总督署竣工，“省会”才从大名迁走。当时人们不会想到：河北“省会”从这次搬迁开始，竟像着了魔一样，先后至少搬了13次（不含战时等临时性搬迁）之多！长达两百多年的“省会流浪史”就此拉开序幕。全国30多个省份中，没有一个省像河北这样频繁地变更省会。

　　从1729年至1913年，河北（直隶）省机构主要在保定办公。不过，因为鸦片战争原因，其间出现了一段插曲：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放天津口岸，并任命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负责通商事宜。因北洋大臣驻天津，故直隶总督也常在天津办公——一般夏季在天津，冬季在保定。所以，此时天津也实际充当过省会功能——不过，其间保定一直是直隶“法定意义上的省会”。

　　天津开埠以来，地位跃升迅速，其日后不仅四度充当河北省会，且与冀省之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至今，冀津两个省级单位间仍对那些历史怀有心结。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13年，民国政府改直隶总督为直隶都督，直隶省会正式从保定迁至天津。

　　1928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唐时以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称河北道，因袭其名；与此同时，北京、天津改为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别市——犹如现在的直辖市。由此，河北省会的选择遂成问题。

　　1928年6月底，南京国民政府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等，“北平（今北京）、天津已分设特市府，河北省政府决设保定”。这一电令遭到天津市民的反对。以赵德珍为代表的80万天津市民向省政府通电，认为自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以来，直隶（河北）的治理重心便不可逆转地向天津转移，且民国以来天津已为河北省会多年，因此不宜再变。

　　激烈争论过后，河北省会最终设在天津，并于1928年7月4日午后2时，在天津警备司令部后楼举行了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成立典礼。

　　但时隔不久，河北省会变迁的议题又再次被提了出来——提出者是白崇禧，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河北省会改迁北平的建议，很快获得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方同意。1928年10月12日，河北省会如期迁往北平。然而，时隔两年后，“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在北平成立了自兼主席的国民政府，但很快被东北军驱退。东北军进驻北平后，张学良1930年10月致电南京政府，建议将河北省会迁至天津，南京政府训令照办。随着日本加紧侵华，南京国民政府于是又于1935年6月将河北省会迁往保定。

　　全面抗战爆发后，保定于1937年9月26日陷落，河北省政府开始了流亡。这一状态持续了12年之久——其间，河北省会“居无定所”。直至1949年8月1日，中共河北省政府在保定成立，保定再度成为河北省会。

　　综观1928到1949年时期的河北省会变迁，均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谁是华北实际的统治者，谁便对省会驻地具有决定权——从白崇禧到张学良，莫不如此；南京中央政府，对此只不过扮演了“橡皮图章”的角色。当时，中央政府尚且无法控制局面，更遑论河北自身对省会的选择有多少决定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河北人民，本以为省会变迁将彻底成为历史。没想到，这只不过是又一个“折腾周期”的开始。这一回，负责折腾的导演不再是各路军阀，而是换成了河北地方政府。

　　河北全省解放后，省会一开始选定的是老牌重镇保定，这是中央政府做出的决策。不久，河北省政府居然打起了把省会定在别处的算盘，他们首先瞄准的是天津。不过，1954年河北省会迁天津的提议，被天津方面顶了回去。

　　“横刀夺爱”天津不成，河北方退而求其次，盯上了新兴的铁路城市石家庄。1954年，河北向中央提出省会“迁石”方案。其理由是：石家庄交通有优势，工业有基础，将是“全国重点工业城市”，“将成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保定仅有2万户、6万余人；石家庄1949年人口已经27万人。不独城市规模，保定与石家庄在经济上也有云泥之别——保定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城市，而石家庄则是近代工业化城市的典型，现代化程度虽不及天津，但在省内遥遥领先。因此，也就难怪河北“喜新厌旧”，想抛弃保定了。

　　不过，曾担任河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冯世斌先生，对那几条理由颇有异议：“除第二条外，都是牵强的。”他指出，1939年日本人将正太铁路换成与京汉路相同的标准轨距后，保定的交通优势就并不比石家庄差；至于所谓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说，更是荒唐。

　　河北提出报告后，中央有条件地同意——“经费由河北省在地方财政项下自行筹措解决”。但这两年，恰逢河北全省遭受严重水灾。这一次，省会最终没搬成。

　　然而，河北地方政府似乎无意接受教训，反而再度“见异思迁”，又将目标重新瞄准了海河畔的天津。从1956年起，河北先后3次向中央请示“以天津市为河北省会”。1958年2月，天津市再次成为河北省会。

　　曾长期在河北文化系统工作的王德彰说：“天津作省会，并非十分理想。”他认为，一来天津作地理位置较偏，各地市赴省城办事不方便；二来天津是大工业城市，作直辖市非常得体。

　　果不其然，河北省会进天津后搅动了冀、津的利益格局，给双方都带来了不便。当时，河北干部的绝大多数，对去天津表现出极大热情；而天津绝大多数干部，均没有思想准备。”1966年，天津与河北分道扬镳，省会迁回保定。

　　1966年，河北省会迁回保定还不到一个月，史无前例的“”就爆发了，保定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动荡期……从天津刚搬回来的省直机构赶上了武斗，很多部门根本没有进入保定城，而是分住在周围各县如卫生厅驻涿县，粮食厅驻望都县，教育厅驻定兴县，林业局驻易县等。有的单位规模大、人员多，竟然分散几个县办公。这样的画面，可能只有在河北上演过。

　　而有些单位，尚未搬回保定，就直接赶上了下一次省会搬迁——1968年2月由保定迁往石家庄。因此这些单位直接从天津迁到了新省会石家庄——如河北省基本建设局，1984年直接从天津搬到了石家庄。

　　1968年1月28日，时任河北省领导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的同时，省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说白了，在保定那样混乱而危机的情势下，要想成立革委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甚至连会也开不成，所以新的革委会只好在石家庄成立。”王德彰回忆，1968年春天，他从保定到石家庄办事，切身感到这里比保定大有安全感，出口气都舒畅。

　　河北省会这次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损失惨重，许多单位的财产“文革”武斗时已被“造反派”洗劫，搬家时连办公桌椅也没有，来石家庄后需要一切重置。

　　1971年1月，当时的省革委会领导人刘子厚等向中共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这个问题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周恩来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从此，河北省会迁徙的闹剧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回顾河北省会变迁史，河北省会，不折不扣的是天下最能折腾的省会！常言道，‘好家经不起三搬’。每搬一次家，都对家当是一次摧残，何况一个省会？千百年来，太原一直是山西的中心、济南一直是山东的中心、杭州一直是浙江的治所。”但是，河北省会偏偏折腾了十多次。在有些人看来：“保定当是最理想的省会驻地。一是，它地处冀中，离两头差不多远近；它历史悠久，最能代表燕赵文化，省内认同感强。如以保定为省会，可充分发挥保定的文化、石家庄的交通、唐山的工业优势，三者能各展所长。”

　　对于1954年—1968年河北省会的变迁，我们大致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河北省会诞生在保定，不想建设保定；河北省会进驻天津，目的是“利用天津”；河北省会到石家庄，却又想着回保定，不仅造成相当巨大的浪费与损失，也使石家庄最终没能成为一个经济实力强劲、有足够民众心理认同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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