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这里，是中国人率先建党的重要基地，是北方革命运动高潮迭起的重要策源地；

　　这里，是华北敌后抗日的主战场，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起点，是模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敌后全民游击战的典范；

　　这里，是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战略基地,是新中国的政权基石与蓝图。

　　拨开历史的烟尘，循着红色轨迹，再一次审视身畔的山脉与河流、田野与村庄，就可以深刻理解，我们脚下的这方土地缘何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

　　1919年3月9日，李大钊署名“明明”在《每周评论》发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揭露了煤矿工人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也分析了唐山矿工自发斗争失败的原因。赵平安供图

　　1919年5月4日下午，19岁的冯品毅在北京赵家楼胡同，看着一把大火从曹汝霖的宅第熊熊燃起。

　　亲历这一历史瞬间的这位河北大名学子，当时也许未曾想到，眼前这把爱国主义的烈火最终将以燎原之势燃遍中华大地。

　　一位来自邻县乐亭的北大教师在这里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奠基人和创建者。”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学民介绍，1920年春天，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建党”，共同发起中国的运动，揭开了创建中国的帷幕。

　　他们中，有来自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刘仁静等，也有来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冯品毅。1920年10月，北京早期组织成立，北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集聚中心。李大钊的故乡、毗邻北京的河北，首先成为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建党活动的基地。

　　他就是罗章龙，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核心成员，受李大钊指派来唐山进行社会调查。初次来唐的罗章龙发现，在唐山这座新兴的北方工业城市里，有很多广东籍工人。

　　“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河北的产业工人已有大约20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一。”宋学民说，伴着近代工业一起在唐山落地生根的广东籍工人，是他们中素质、觉悟较高的一批。

　　“唐山有个广东会馆，那里的一部分广东籍工人技术较高，也有文化。”对方不经意的一句话，让罗章龙找到了工作的突破口。

　　1920年4月25日，唐山广东会馆西南1.3公里，印度房头条胡同1号，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广东籍工人邓培的家中。

　　慕名而来的罗章龙，第一次见到了已来唐工作20多年的邓培。在上一年的五四运动中，正是邓培在唐山组织了声援北京学生的工人运动。

　　虽然两人年龄、出身、经历截然不同，却聊得十分投机，遇到方言障碍时，他们甚至还用英语辅助交流。邓培第一次感觉，“找到了组织”。

　　会面后仅一个月，邓培就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加入北京小组，继而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由此成为河北第一位工人党员。

　　1922年春，邓培又在唐山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阮章、许作彬、田玉珍等人入党，建立了唐山地方委员会——这也是河北最早建立的党的地方委员会。

　　1921年3月，邓中夏到保定直隶高师任教，他联系实际，向学生们通俗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还组织王森然、阎仲容等人成立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2年，何孟雄到保定育德中学任国文教员，他在课堂上向学生公开讲解《宣言》；

　　在此先后，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等还到石家庄、张家口等地，向正太铁路、京绥铁路的工人朋友，讲解革命道理……

　　在李大钊提出的“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和知识分子要“做民众先驱”的思想主张影响下，借助北京早期组织这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圈”，距离北京最近的河北最先接受着马克思主义的启蒙。

　　当一群年轻人从李大钊身边走向燕赵大地工矿、农村的同时，另一群年轻人却正从全国各地聚集到河北保定的一个小村庄，并以这里为起点，走向遥远的欧洲，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

　　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河北尤其是高阳，曾起过核心作用，在运动早期的倡导者中，原籍高阳的李石曾是一位核心人物。

　　“为使留法青年在出国前掌握一些简单的法语和粗浅的技艺，留法勤工俭学会先后在高阳、保定、北京等地开设了留法预备学校（班），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是开设最早的一所。”文史专家、高阳文化馆创作员史克己介绍，截至1920年底，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约1700余人，为中国的各个领域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

　　以留法勤工俭学为起点，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陈毅、、李富春等中共重要领导干部，踏上了远涉重洋追寻救国救民道路的旅程，并在欧洲先后接受了思想。

　　“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日本、法国、俄国三条渠道。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是渠道之一。”宋学民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中，两条渠道的形成和发展都明确地与河北密不可分。河北成为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地区之一，这为河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巍巍太行山，为创建抗日根据地提供绝佳的地理条件。图为太行山高速雁宿崖枢纽互通。 河北日报资料片

　　这里最新展出了一件珍贵的馆藏——一张1954年再版的老报纸《每周评论》。

　　“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需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两角，尚不用供给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

　　这张老报纸《每周评论》所刊发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原刊发于1919年3月9日，署名“明明”。这其实是李大钊的笔名。

　　“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李大钊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河北成为李大钊北方建党活动的基地，并不仅仅是因为毗邻北京，更重要的是，河北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宋学民介绍，到1914年前后，中国近代工业按地理分布，形成了六个较为集中的区域，其中之一便是唐山—秦皇岛地区，有开滦煤矿、山海关造船厂、唐山制造厂等大批近代工业企业，同时，京汉、京绥、京奉、津浦、正太等几条铁路也途经河北，河北矿山、纺织、铁路、码头等行业兴盛。

　　1921年6月，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中专门提道：“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工业中心。”

　　大量产业工人的聚集，迫切的革命诉求，使河北成为中国人率先建党的重要基地。

　　1922年5月直奉战争结束后，李大钊利用直奉矛盾，征得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同意，向京汉、京奉、京绥、津浦、正太等五条铁路各派一“密查员”，从而利用合法地位，加速了工人运动的开展。

　　“在创建初期，河北是全国革命斗争，特别是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活跃地区，是北方革命运动高潮迭起的重要策源地。”宋学民说，当时全国能数得上的工人大罢工总共不过四五次，地处河北的京汉铁路北段工人大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便占据两席。

　　自燕赵大地上的工人阶级觉醒的一刻开始，党组织在工人中遍地开花，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从铁路工人、煤炭工人到电灯工人、印刷厂工人、造纸厂工人、制瓷工人、盐民，不论革命处于高潮低潮，战斗再未停止。

　　“荮货钱一吊，双扣底二百六，银元又多算一吊多，剩下十来吊钱……血汗挣来几个钱，却被他们强取豪夺，没法子才叫咱们把车搁……”

　　由于年代久远，传单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从依稀分辨出的只字片语中，依然能感受到控诉者所受的剥削与压迫。

　　磁县，古称磁州，是磁州窑文化的发祥地，现位于峰峰矿区的彭城镇是磁州窑的主要产地。当地不仅催生了大批制瓷工人，还催生了很多靠推车运瓷器为生的工人。

　　磁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崔利民介绍，1932年彭城大旱，运瓷工人激增，窑主和瓷商趁机盘剥运瓷工。中共直南特委书记王子清、磁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王维纲等帮助车工及时组成小车运输社并成立小车工会，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罢工，终获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至1934年间，河北各大煤矿、纱厂、铁路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罢工共202次，人数16万余人。

　　当工人运动在河北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另一位河北人率先走向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在1923年7月由本村弓仲涛（韬）介绍加入，我与他是乡亲关系，又是师生关系，仲涛（韬）家生活很好，入党前我经常和他出门或帮助他家做零碎活，我和我父母均以我经常和仲涛（韬）在一起为光荣……”

　　这本日志的作者是弓凤洲，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农民党员之一。他在日记中所提到的“弓仲韬”，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弓仲韬，安平县台城村人，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1923年4月，弓仲韬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并受李大钊派遣回原籍传播马列主义。

　　办平民夜校，编平民千字文教材，建农会……回乡的弓仲韬积极为建立和发展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开展活动。1923年10月，安平县台城村特别支部成立，成为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开创了中国农村党建的先河。

　　“党的组织在城市建立后，逐步向农村发展。尤其是党的四大后，北京区委对开展农动提出了重点任务，同时根据当时行政区划确定冀东、大名、津南、保定四个农动工作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三处处长阎丽介绍。

　　1926年10月的一个夜晚，在这里担任英语教员的冯品毅收到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学生来信：

　　虽然年仅26岁，但冯品毅此时已是一名颇有资历的党员。1926年暑假，冯品毅受校长谢台臣邀请到大名七师任教，他编写新教材，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的主张，组织发起读书会，吸引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向党组织靠拢。

　　当晚，在冯品毅的介绍下，写信的赵纪彬和刘大风以及他们的好友李大山加入中国。第二天，成润、吴益普入党，大名七师党支部成立。

　　冯品毅在大名七师任教仅3个月，但七师这颗革命的火种却在冀南大地上开始燃烧。

　　1930年春，大名七师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等加在一起，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在校外，大名七师党员先后在大名（含今魏县）、沙河、磁县等20余县创建党的组织，点燃了燎原的星火。

　　民国时期的河北，单师范学校就有16所之多，北有二师（保定）、南有七师、中有八师（正定）……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

　　当时的基层建党工作不再单纯依靠党的精英分子，而是借助学校师生等大批普通知识分子，深入农村，通过积极动员青年农民与小学教员，创办农民夜校等方式，和农民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迅速实现了本地化。

　　红枪会起义、魏县蔡小庄农民暴动、两河盐民斗争……在直南地区，农动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北部的玉田、蔚县、迁安，东部的沧州，南部的磁县，中部的完县五里岗暴动，阜平成立苏维埃政权、高蠡暴动，革命烈火燃遍燕赵大地。

　　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员在京东地区发展为460余人，在保定地区发展为800余人，华北城乡已计有员约7000人。

　　土生土长的阜平姑娘范景新，遇到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自己见到的第一位抗日军人。

　　此时，日军在华北战场长驱直入，军队一路溃退，一位佩戴崭新八路军臂章的年轻人竟出现在阜平这样的深山僻壤之中，令进步女学生范景新甚为惊讶。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抗战史学会专家组顾问、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谢忠厚介绍，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迅速越过黄河出师华北。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取得出师华北后的第一次大捷。

　　平型关大捷刚结束，王平便接到指示，由他和刘秀峰、李葆华三人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立即赶赴阜平，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准备。

　　阜平，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地面积占75%，山多、坡陡、沟深，西连山西，北连察哈尔，东南连接整个燕赵大平原。

　　“阜平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早在1925年阜平就创建了党组织，1931年还曾建立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阜平苏维埃。”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资料科科长栗静介绍。

　　阜平开辟的根据地，成为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建立的起点，更成为整个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起点。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宣布成立，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随后，各地区党的特委和县以下组织也相继建立。12月，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均整编为支队。至此，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区根据地基本形成，阜平便是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一座新建的人民自卫军纪念馆即将面向公众开放，馆内展陈已经布置完毕，正在紧锣密鼓地粉刷外墙。

　　83年前的这一天，一位东北军军官，就是在这里召集全团官兵举行抗日誓师大会，烧毁无线电密码本，毅然断绝了同部队的一切电讯联系，成立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加入我军的作战序列。

　　这位几个月前刚刚秘密加入中国的东北军军官，就是后来的开国上将吕正操。

　　此前，受委派、孤身从延安到河北，协助当地地下党组织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蠡县籍红军干部孟庆山，正依靠地方党组织，在多地举办游击战争训练班。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不久，成立冀中区政治主任公署，吕正操部人民自卫军与冀中地方党组织及孟庆山部河北游击军，统一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至此，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形成。

　　“冀中、冀热察等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使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这就是广义上的‘晋察冀’。”谢忠厚说，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至今，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展板上，还展示着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时，为大会亲笔题写的一副对联：

　　2020年10月28日，太行山南部，涉县赤岸村，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地。

　　前来游学参观的邢台逸夫小学的学生们，站在山底矗立的巨大石碑前，静静仰望着题写的三个烫金大字“将军岭”。

　　“这本来是座无名小山。1986年，开国元帅逝世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刘帅部分骨灰安放在这里。随后，开国元帅、开国上将李达等20位老首长逝世后，相继将骨灰安放于此，这座山由此得名‘将军岭’。”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文研室副主任李美菊介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底，在师长、政委等率领下，一二九师司令部从山西迁驻涉县常乐村，同年12月4日迁驻涉县赤岸村。

　　随着冀南、晋冀豫等根据地相继开辟、巩固与壮大，连成一片，广义上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形成。

　　“抗战时期，河北地跨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三大根据地，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基地。”谢忠厚介绍，晋察冀、晋冀豫是中共最先在山岳地带创建的两块抗日根据地；冀中、冀南则是中共最先开辟的两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山地与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标志着中共中央和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理论与决策在实践上获得了成功，并成为八路军向冀、鲁、豫三省广大地区和华中等地实施战略展开的前进阵地。

　　河道纵横的白洋淀。抗战时期，当地军民因地制宜开展水上游击战。 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

　　展室外，天高云淡，南北两侧山峰绵延，中间一条四五百米宽的山谷中，荣乌高速和241省道顺着山势向东西延伸。

　　81年前的这一天，一个同样的深秋，号称精锐之师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共1500余人，在我军巧妙诱敌之下，被压缩在这条山谷中，死伤900余人。

　　齐会战斗、大龙华战斗、陈庄战斗以及著名的百团大战……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八路军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华北地区经常抗击和牵制着日军约13.5个师团30万人的兵力。

　　“河北是敌后华北抗战的主战场之一，是联系延安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及东北抗日联军的枢纽，不仅在军事上、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而且使日本法西斯既无法抽兵北攻苏联，也不得不推迟南下开辟太平洋战场的时间。”谢忠厚表示，河北是坚持华北敌后和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是对日反攻的前进阵地。

　　敌人在沟口停下的一瞬，“啪”一声枪响，一名军官应声落马。眼见山顶冒出几缕硝烟，鬼子吼叫着爬至山顶，却不见人影。这时，南山梁上又几声枪响，鬼子返身扑去，一无所获……当敌人气喘吁吁地在山脚下的一洼清水边休息时，“轰”的一声巨响，倒下一片……

　　这次战斗，曲阳县尖地角村党支部书记、民兵队长李殿冰，只带了3个民兵，就打死打伤30多个敌人。

　　忽来忽去、时聚时散，如同麻雀啄食，避实击虚，相机而动，这就是麻雀战，被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创造的15种特殊战术之一。

　　“曲阳，西北高东南低，六山一水三分田，是典型的半山区县，麻雀战以少胜多的战绩，源于对山地地形的巧妙应用。”李殿冰的孙子李孟章一语点破麻雀战的精髓。

　　河北地理单元丰富，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军民因地制宜创造的游击战法，在燕赵大地留下独特的人文历史景观。

　　2020年9月，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位于峰峰矿区山底村的冀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位列其中。

　　从地处太行山南段东麓的山地平原过渡地带，到沃野千里的冀中平原，两处地道遗址相距300多公里，足见地道战之普遍。

　　“电影《地道战》拍摄之初，正定高平、峰峰山底、清苑冉庄……我们曾到河北20多个村进行了大量的采访，电影里的各种地道样式、作战方法，是我们集合了好几个不同地方的素材，经过艺术加工而展现出来的。”已故的电影《地道战》导演任旭东生前接受本报采访时曾道出这样一番实情。

　　时至今日，北起北京南郊，西到保定中部偏南，东到沧州以西、廊坊偏南，南至衡水中北部地区以及邯郸地区，仍存在着一条抗日地道遗址带。

　　地势坦荡辽阔、占河北总面积43.4%的平原，厚度达300米—600米的土层为这条“地下长城”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撑。

　　河北抗战，被誉为全民敌后游击战的范例，这份殊荣，并不仅仅是因为河北创造了多种游击战法。

　　如今94岁高龄的山底村村民董伏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一名护村自卫队队员，主要负责在村口埋地雷。虽然他当时只有十几岁，但在30多个自卫队队员里却是年龄最大的，“再大点儿的能当民兵，能走的都走了。”

　　自卫队、县大队、区小队……无论是晋察冀还是晋冀鲁豫，当年到处都有这样的脱产、半脱产的民兵组织，他们主要负责武装保卫本乡本土，配合主力作战，必要时也可补充或升级为主力部队。

　　深泽县铁杆镇后马里村村民赵小柱、李庆周、赵文全目不转睛地盯着平汉铁路上的风吹草动。

　　和他们一起的，是一支2万多人的运粮队伍。他们每个人的肩头上都鼓起一个又粗又圆的布袋——有偏在一个肩头上的，有两耷头套在脖子上的。每条布袋里装的是40斤小米。

　　在被日本人视为交通大动脉的平汉铁路两侧，“护路沟”足有两丈深、两丈宽，每隔1公里左右就设有岗楼，装甲车不断地在铁路上来回巡逻，还有不少百姓被强制在沿线轮班打更。

　　当天傍晚，运粮队从当时的定南县东里村出发，在夜色掩护下，要择机跨越铁路，狂奔几十里，赶到目的地——大户村。最终，这些粮食被源源不断地供应到百团大战前线。

　　“东里村、大户村，可能均不是真实村名，且可能是某村的一带地方。东里村，有可能是现在定州的东里元村一带，大户村可能是曲阳留百户村一带，这在今天，已很难查清。这段回忆，是南线运粮的后半段，在历史上更为艰难，往往只有领队等极少数人才知道真实地名。”谢忠厚解释说。

　　1939年，晋察冀边区遭遇特大水灾，地处山区的北岳区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到1940年更为严重。而边区的冀中平原在水灾后恢复较快，为帮助北岳区渡过困难，晋察冀边区政府决定将冀中平原的粮食向西部山区调剂。

　　从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底，先后有冀中62万民兵穿越敌人封锁线余人为运粮献出了生命。大运粮极大地改变了边区的物质条件，保证了主力部队的行动，也为后来的“百团大战”提供了粮食保证。

　　“晋察冀敌后根据地能在敌人腹心地区建立、发展、壮大，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阎丽表示。

　　晋察冀是联系华北、东北乃至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更是建立在抗日斗争的最前沿，严重威胁着日军后方统治的安全和日军南下运兵和运送给养、北上运输掠夺资源的生命线。

　　这片土地，是除东北三省外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摧残时间最长的地区，却也是日军始终未能彻底征服的地区——日军掠夺资源粮食的计划经常被破坏，日军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的设施经常被攻击，神出鬼没的游击战让日军日夜难安、疲于奔命。

　　这片土地，始终与盘踞在东北的侵华日军兵锋相接，横亘在东北与华中之间，令日军南下进犯如鲠在喉。

　　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对关内中共抗日根据地万人以上兵力的“大扫荡”达50次左右，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涉及河北。《小兵张嘎》的作者、曾担任冀中六分区锄奸科干事的徐光耀回忆，他当年不止一次听老红军说：“就是长征，所经历的也没有这些‘扫荡’残酷!”

　　1941年秋季，日军对晋察冀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了著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这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华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以65%以上的兵力对付，以35%的兵力对付……”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敌后无大战’的论调，纯粹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二级调研员王林芳表示，“华北各根据地的历次‘扫荡’与反‘扫荡’斗争，无论从兵力规模、持续时间以及战略意义上看，都不亚于正面战场的各大战役、会战。”

　　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艰难中发展壮大，一批批优秀的燕赵儿女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走向全国战场。

　　在这个距离河北3000多公里的小镇上，有一个以河北平山命名的小区——平山小区。

　　平山团，抗战时期，全国唯一由一县组建整团并直接编入八路军主力的部队，曾被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平山团这支曾南征北战的英勇铁军随部进驻阿克苏，自此再也没有离开祖国那片西北边陲。

　　平山团组建时，距离“七七”事变只有4个多月，短短一个月零三天，全县有1700名青壮年赶来参军，其中1500多人组成了平山团。“受命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总兵力不过3000人。1500人，相当于它的一半。”王林芳介绍，档案资料显示，8年抗战中，当时只有25万人口的平山县为八路军各部队输送优秀儿女12065名，占当时青年男子的15%。

　　抗战时期，河北各地群众踊跃参军，还组成了整建制的阜平营、灵寿营、回民支队等。河北，是八路军最稳定的兵员补充基地。到抗战胜利，晋察冀所属正规部队由3000余人发展到32万人，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90万人；晋冀鲁豫所属正规部队由9000人发展到30万人，民兵发展到40万人。

　　2020年12月3日，石家庄市栾城区西营乡赵家庄村南，石家庄市栾城区烈士陵园。

　　“早年这个烈士陵园20多亩地都是一个个坟包，埋了300多位为解放元氏牺牲的烈士，后来大多陆续迁走了……”76岁的赵家庄村民郝永贵说。

　　元氏，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南部的一个普通小县。然而，若将视野放眼当时的华北解放全局，这个小县的解放却极不普通。

　　1947年11月12日石门（今石家庄）解放后，方圆千里，统治的区域仅剩下元氏一座孤城。

　　1947年11月17日至12月3日，冀中军区独七旅、独八旅、太行军区三十团、三十五团，及元氏、高邑、获鹿独立营，参加了解放元氏县城的战斗。战斗中牺牲的一部分烈士安葬在了30多里地外的栾城赵家庄。

　　1947年4月，正太战役，石家庄外围栾城、正定、井陉、获鹿，以及山西的盂县、阳泉、定襄、平定、寿阳相继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成为一座孤城；

　　1947年10月，清风店战役，歼灭石家庄守军14000人，为夺取石家庄创造了条件；

　　1947年12月3日，石家庄境内军盘踞的最后一个县城元氏解放，石家庄全境解放。

　　“石家庄全境解放，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奠定了华北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统一的基础，为两大解放区合并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两大解放区合并的战略部署。”栗永说。

　　1948年3月20日，还在转战陕北的在党内通报中，明确提出：“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个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浦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

　　“这两大解放区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五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是不可限量的。”时任中央工委书记的提议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时，曾作出这样的论述。

　　1948年，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不断壮大，给反动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

　　在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变之时，1948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宣告合并。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人口4500万，占当时解放区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

　　在党中央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完成了华北区的统一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摸索、积累经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这不仅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靠近交通线和大城市，指挥战略决战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建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前提条件。

　　作为太行山高速最晚开通的一段，西阜高速穿越太行山重丘区腹地，桥隧比高达47%。通过这条高速，从阜平直达西柏坡仅需两个小时。

　　然而，从创建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党中央进驻西柏坡，这段路，中国却走了11年。

　　1947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时任朱德机要秘书的潘开文露宿在滹沱河沿岸一个寂寥的小村庄。

　　“星星很亮，我们吃过东西后在村边转悠。”潘开文发现小村外有一片苇地，与滹沱河之间有一条大路，可通大车，而苇地里边与村间还有一条小路，保密工作很好做。

　　当天，他受命来到滩地肥美、物产丰富的平山县山前一带考察，为中央工委驻地选址。选址时潘开文一行需要重点考察这样几个因素：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三是要考虑安全问题，要保密；四是有一定的居住条件。

　　潘开文等人骑马沿滹沱河考察，途经洪子店、郭苏、夹峪等村，当他们折返走到一个叫西柏坡的小村时，天色已晚，便在此露宿一夜。

　　正是这意外的投宿，令潘开文等人最终选中了四个选址条件都非常符合的西柏坡村。

　　不久，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办公。1948年5月，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会合，人民解放军总部亦同时进驻。

　　指挥三大战役，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筹划建立新中国、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随着和党中央的进驻，西柏坡成为解放战争后期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的全国战略指挥中心，成为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边区人民修筑的这条‘栈道’，传奇般地将黄色炸药运往淮海前线，若晚十分钟，炸药跟不上，黄维就会跑掉。”

　　这条攸关淮海战役战局的“栈道”，正式名称是邯涉铁路，远在500多公里外的邯郸。淮海战役期间，正是借助这条“栈道”，一趟能运30吨弹药的军列，从涉县到邯郸，只需几个小时便可到达。若换成牲畜，运送这些弹药需要400头牲口，最快也要3天。

　　涉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深山区。此处太行余脉盘亘全境，峰峦叠嶂，山间河谷纵横交织，盆地点缀其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独特的山岳地貌，使涉县以及周边的太行山区广泛分布着兵工厂及物资供应站，是我军军需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

　　1947年2月，为更好利用太行山里的工业资源支持全国解放战争，邯涉铁路修建工程正式启动。

　　邯涉铁路是中国领导修建的第一条铁路。筑路过程得到了边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仅1948年2月至6月，涉县就出动民工约15万人次。

　　邯涉铁路的通车，连通了平汉铁路、陇海铁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党在郑州接收陇海、平汉铁路，打通商丘，建立总兵站，胜利架起了“太行山—淮海大陆桥”，形成一条火车、汽车联运相结合的千里后勤保障线，拉近了燕赵大地与解放战争最前沿的距离。

　　“每当提到淮海战役，人们更为熟知的是陈毅元帅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邯涉铁路在淮海战役中的巨大作用，让我们了解到河北人民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支持和贡献。”涉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献伟说。

　　不仅是邯涉铁路，解放战争中，河北作为战略大后方，对前线可谓是“倾家荡产”式的支援。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华北解放区人民展开了空前的支前工作，支援了淮海、平津、晋中、太原、张家口、新乡、安阳等诸多重大战役，组成了东起冀东、冀中，西至太岳、晋中，南至冀鲁豫，北至绥远、察哈尔长达两千余里的供应线。

　　河北，不仅是重要的粮棉产区，而且一直具有“南下北上”“东出西联”之利。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地形特点，让河北大平原长期以来形成了若干重要通道，也是解放战争后期大军南下的必经之路，由此，物资运输和抢修铁路线成为全区人民支前任务中的重要内容。

　　1949年1月至3月，华北人民政府除担负南线、西线、北线战争运输外，最紧迫浩大的工作是抢修三大干线（平汉、平大、津浦公路）。

　　“时值旧历年关，地冻天寒，雪花纷飞，长达20992公里的公路干线，沿线数十万群众只用了两个月完成通车。”阎丽说，所修路面“平光坚实，碾轧如场面”，为保证百万大军顺利南下创造了条件。

　　华北解放区人民，还全力参加刘邓大军与华北区各兵团前线供给与大批干部南下等任务。

　　“河北的干部输出，贯穿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解放战争时期调干频次和调干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王林芳介绍。

　　1947年，大批河北籍干部战士又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其后中央又于1948年从冀中、冀南等地南调干部数千人；

　　渡江战役开始，很多河北籍干部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长江以南诸省区。这一阶段，干部南下规模更大，数量更多，最后达到两万多人。

　　一群人从各自居住的地点悄悄出发，沿着大街小巷，匆匆赶往中山路南侧的人民礼堂（即今位于石家庄万象城东侧的民间艺术博物馆一带），参加一个对外称为“石家庄生产工作会议”的大会。

　　一位小个子的四川人作为来宾代表在会上讲话：“今天的大会，一定会鼓舞全国人民……因为他们知道，华北家乡是巩固的、在建设的，他们会有更大信心更高勇气和敌人作战。”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为确立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了先河，提供了范例。同时，也为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中共中央和主席在西柏坡指挥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同时，着手谋划建立新中国，就新中国的政体、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政权设置，以及用什么方式建立新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和实践。”栗永表示。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围绕党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研究决定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是一次为迎接战略决战和筹备建立新中国，确立军事上、政治上方针政策的重要会议，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这张恢宏的蓝图上高潮迭起，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便是其中之一。

　　漫步村中，崭新的民房中还能看到很多始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剥落了泥皮的土坯房四合院。这些其貌不扬的民居，曾是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教育部、华北人民银行、财经委员会等部门的办公地。

　　1948年9月20日至24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王子村召开，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王子村是华北人民政府的重要驻地。每逢重大纪念节点，很多部委都会来“寻根”。

　　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被誉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正如董必武在华北人民政府第一次临时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华北人民政府的功能……是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性的。”

　　在存续的13个月里，华北人民政府所创立的各项管理体制，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科技、教育体制的蓝本，有些成为新中国的基本经济、教育体制，对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它的组建和运转过程，不仅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创建提供了组织基础，也为新中国的各级政权机构建立了基本的政权体制和管理体制。

　　到1949年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结束时，中央人民政府的内务部、财政部、交通部、农业部等部门在华北人民政府各部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

　　华北人民政府驻平山期间，其驻地在前后阶段是有变动的。除了王子村，东冶村、孟堡村、范西冶村、南铜冶村……该县县城一带十多个村庄，驻过华北人民政府所属十几个不同的部委办机构。

　　这些小村庄见证了华北人民政府这段珍贵的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政权建设探索的宝贵经验。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决策，决定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明确提出，要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新中国的蓝图是在石家庄西柏坡绘就的。在这里，中共中央完成了对新中国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设计，制定了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图。”栗永表示，中共中央是带着新中国的蓝图从石家庄西柏坡进入北京的。

　　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及河北建省提上日程，一身兼两职的华北人民政府职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在此半个多月前的7月12日，中共河北省委恢复建立。1949年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撤销。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议，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将察哈尔省的察南、察北两专区和张家口、宣化两市划归河北；

　　195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热河省建制，其所辖的承德市和丰宁等8县改属河北。

　　“经过这两次大的调整，河北省的版图由此基本确定下来。”宋学民介绍，此后，除1958年至1966年天津曾划归河北省和1958年、1973年先后将京津周围的河北省若干县划归北京天津两市外，河北省行政辖区的变化仅为个别县的划出或划入和辖区内的区划调整。

　　东临渤海，西靠太行，南跨漳河与河南省相望，北越燕山和内蒙古、辽宁交界，腹地有中央直辖的北京、天津两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辽阔的河北版图也自此确定下来。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 朱艳冰 赵泽众 赵晓清 乔宾娟 尹翠丽 通讯员/茅海波 王丽 王培杰 赵平安 邢建军 史克己 高贺 杨磊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 朱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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