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静:清代名相-魏裔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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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号贞庵,又号崑林,谥号文毅。柏乡县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聪慧颖异,敏而好学。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吏部尚书。为政期间上疏二百余道,内赞政典,外筹军务,皆中机要,史载“清初诸大典多依其奏议而定”。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理学家、军事家、思想家、著述家、书法家、易学家。被《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河北历史名人》《2007年出版》一书中推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河北籍一百位历史名人之一。
魏裔介7岁(明朝天启2年,1622年。)入学(私塾)读书,15岁(崇祯3年,1630年。)考中秀才,27岁(崇祯15年,1642年。)考中举人,31岁(清顺治3年,1646年。)考中进士。中进士后即走入仕途,走向政坛。
魏裔介算是个大器晚成之人,因为31岁才考入进士,之前正是壮年的他一直在读书、种田。不过当时是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之时,魏裔介作为官宦之家的儒学士子,是有思想、有行为之人,他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与生俱来懂得关心民众疾苦,关心政治走向,关心社会安定与否,关心民族安危存亡之大事。
比如他十八岁那年(崇祯六年,1633年。),明朝处于内忧外患之时,说内忧是:因晚明的衰败,整个国家都到了崩溃的前夜,四方起义不断,流寇伺机而起;说外患是:北方的蒙古军、清军司机南下,有推翻明王朝之势。魏裔介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单说内患:当年有流寇攻到柏乡城下,期间有大量的城外难民躲藏在柏乡城内。面对来敌,柏乡知县懦弱、胆怯,不敢固守抵抗,反想趁势弃城脱逃,这样城内几千百姓定会遭殃。早有预防的魏裔介,在观察知县动向的同时,已暗暗协众做好了固守城池的准备。
果其不然在关键时刻,知县欲登马脱逃,见此,魏裔介毅然决然挺身而出,扣留了知县,当即断想了他的行为,并就时下情况与其说:“你如果现在脱逃不但会成为贼匪手中的‘猎物’保全不了自己,反而会因此让流寇乘机而入,殃及城内百姓。如果是这样,你将成为千古罪人。”该知县面对魏裔介强大的气场、攻势,终于放下了逃城的念头。
经魏裔介奋力守城,英勇抵抗,最终流寇败路而走。柏乡县城得以安息,数千民众得以救命。经此事件,可以看出年仅十八岁的魏裔介既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又有心系家乡、热爱人民的担当,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同龄人无与相比。魏裔介二十五岁那年(1640)崇祯十三年,华北一带遇有几十年一遇的大旱,当年庄家颗粒无收,饥民流走他乡、饿殍遍野,魏裔介看到眼里急在心上,一时竟恨自己无能为力,不能保全民众、改变民众的生活,为此立志要努力读书,将来有所作为,以自己的能力来影响民众的生活。作诗立志,刻于墙壁,提示自己尽早步入仕途,实现济世之志,发挥自己的作用。
魏裔介二十九岁那年(1644)顺治元年。大明朝因多年的腐朽而引起的内忧外患,致使国民生活在恐惧与饥饿之中,终于走向了崩溃。五月大清定鼎,大清下诏:催促前明举人赴京选士,魏裔介即在其列。当时魏裔介的心情矛盾重重:即怀念刚逝的晚明,同时又憎恨他的腐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逝去,可自己无能为力;一边是自己有所盼望的新王朝的诞生,盼望他尽快来改变这个社会、改变民众生活面貌。但令自己纠结的是——这是个异族建立的王朝,不是受汉文化正统思想影响的大汉儒士们所希望的结果。魏裔介的思想走到了十字路口,是遵循旧秩序、旧思想、旧传统,辞而不就、远走山野、不问尘世?还是面对现实,抱着拯救民众于苦难之中,怀揣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进入新朝堂?由此展示自己的能力,将来用自己的自身能力来影响政局,改变社会?让普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此时魏裔介心情十分复杂,何去何从一时也拿不准。崔选的公文下得紧,魏裔介只好带着矛盾的心情至京赴试。不过在临试之前他先向礼部大臣上了一疏,意思是说自己可以会试一下,测一下自己的学业成绩,由于自己的身体近日不适即便选上了也不侍朝,待日后身体无恙后再从新会试。有识之士都知道:这实是魏裔介在观察清廷的举动,观察这个新朝是否得民心顺民意、是否适合自己、是否可在这个朝堂上能够施展儒学抱负。没想到的是礼部竟然答应了裔介的这个请求。会试毕,裔介即离开了京城,回到家乡继续耕读。
魏裔介三十一岁(1646)顺治三年,又遇会试期,经过两三年的心态调整,魏裔介终于放下一切包袱,这期间对天下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萦绕在他的心中。带着一心想为国、为民入仕的心愿,入京会试,以第十二名的成绩获取进士资格,即入翰林院,成为大清一仕子。
视前朝历代皆败于官僚拉帮结派的恶果,初入朝堂的魏裔介为自己立下了规矩:不结党、不营私,一心侍朝。拒有意结盟者于门之外。并针对当时恶习及时上疏,发表自己的见解,纠正朝务,实现自己当初的信念。魏裔介施展抱负的时候到了。
魏裔介三十三岁顺治五年(1648),魏裔介任工科给事中。根据当时的国民经济、社会环境等情况,国内有很多地方得到皇上的赈济,唯独京畿一带未得实惠,魏裔介疏言:“燕赵之地是汉高祖的关中,光武帝的河内,大清国奠基之初,燕赵百姓牵牛背粮,率先依附朝廷,现在天下初定,许多地方都受到朝廷的恩惠——免赋免税,而燕赵之地的百姓未能得到这样的恩典。朝廷应给燕赵之地百姓相应的典恤,应该派得力的官吏去负责这件事。”顺治帝阅此觉得这是事实,依魏裔介之意实施,燕赵之地的百姓得以宽免赋税,由此减轻了这一带百姓的负担。万民称颂。
魏裔介三十四岁(1649)顺治六年,首提宽免《逃人法》。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因为所言要触及满族人的利益,魏裔介没有胆怯。就逃人法的起因及结果等弊端上疏朝廷。指出流民的起因就是跑马圈地,流民的后果就是国家动荡,不能让那些愚昧的满贵肆意作为,这样会造成民族与民族、百姓与官府离心离德,致使国家支离破碎。朝廷见到此疏颇有感触,从此最大限度的制止了逃人法与跑马圈地之势的蔓延。
魏裔介三十九岁(1654)年,顺治十一年自春至夏整个华北大平原阴雨不断,直至洪灾,百姓因此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魏裔介见此急忙据情上疏皇上,言辞恳切,要求赈灾。顺治帝阅此,感同身受,即刻责令户部拨银二十四万两,责成有关大臣分头赈灾,把流落他乡的灾民随地安插,保障温饱。就这样由魏裔介提议这项具体赈灾之事顺利完成了,救活了数十万人。这还不算,魏裔介在催促皇上赈灾的同时,即责令柏乡县的家人,在县城内、外重要的沿街路口,搭上蓬席,架上大锅,以此设上粥场,供饥民食用,因此救活者达数千人之多。经历此事后华北一带的百姓对魏裔介有口皆碑。
魏裔介四十四岁顺治十六年(1659),时任太子太保总宪大夫。春夏之交的一天,魏裔介到京城南郊视察署院。早有耳闻的百姓伺机聚于路旁,有数百人之多,抱头痛哭,魏裔介向前询问缘由。原来这南郊打磨厂一带的土地、房屋被户部官署无端圈占,并限期这些百姓迁移它地,这将造成成千上万人家无处安居。魏裔介知道缘由后先安慰了百姓,并将此情急速奏明皇上说:“京郊是国家的根本,黎民是保国的力量,倘若圈占了他们的土地与房屋,使其无法生存,势必聚众闹事,京城难得安宁,国家存亡难保。明智的顺治帝阅奏,传旨归还这一带百姓的土地。打磨厂一带百姓的生活得以保障、恢复平静。
顺治十八年(1661年),魏裔介四十六岁,仍任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使。正月初八,顺治帝病逝,康熙帝即位。顺治去世的当时既面临着顺治帝葬于何处的问题。包括魏裔介在内的大臣们就此事一直争论不休。勘察皇陵地寝这是一件大事,非有学问深醇、朝廷信任的大臣担当此任才行。魏裔介不但精通儒术,对于阴阳八卦、历法、风水等也颇为精通。为此为先帝勘察陵寝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在了魏裔介身上。可巧的是先前魏常伴随顺治帝游猎于当时直隶京畿的蓟州、遵化一带,这里山势奇而不险,植被茂密,小溪遍布,虫兽等生灵众多,自然风光十分优美。当年顺治帝曾与魏裔介无意中说过,“此盛地将来可作朕之寿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如今为其勘察陵寝的人正是顺治帝先前的知己、恩师魏裔介。魏裔介就据上述情况向诸臣们晓之以理说明了当初顺治帝的想法,通过此,说服了诸臣,确定了皇陵的地设。魏裔介带领钦天监汤若望等诸臣数次前往燕山处蓟州、遵化一带“匹马往来于马阑峪,狼儿窝,龙涧峪等处”。相视、察算地形,来回折返几次一直到次年(1662年)的九月,顺治帝的陵寝终定。设在蓟州内燕山山脉处的凤台山上。这就是现在的清东陵。
魏裔介四十六岁顺治十八年(1661),当时顺治帝已逝,大清国库吃紧,有辅政大臣提出向民间加派地亩钱粮五百万两的想法,魏裔介及时制止,并说:“今天下初定,民之疮痍呻吟未息,犹如初飞之鸟不要拔其羽,初植之树不可摇其根。近闻各地之民,虽然有的地方能勉完此项摊派,而民间依然人穷粮贱(指粮少),倘此如剜肉医疮,其苦难之状有难以用笔舌来形容者。若如此加派稍遇凶荒,百姓必流离死亡。”据他审视后建议:应合计一下国库之需,如果足用,加派应立即停止,此所谓为百姓,既为国家,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清廷再从其言,停止加派,民心大悦。
康熙二年(1663年)农历五月魏裔介任太子太保、由都察院左都御使改任吏部尚书。
康熙三年(1664年)农历十一月,魏裔介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既内阁大学士,后改称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入清廷政治核心。
康熙五年(1666年),魏裔介五十一岁。这一年的八月,魏裔介推脱掉公务,请假回柏乡老家。这次回家是他考虑已久的决定,知道家乡的文化圣地——文庙,主题大殿墙体剥落,屋梁朽腐,内设的孔子、孟子、朱熹等历代儒家圣人的塑像已经风蚀,随时有坍塌、倒落的危险。再者该文庙地域狭小、殿宇简陋、设施单调。已不适宜大量的文人墨客前来参访。文庙是儒家文化的象征,是文人的精神家园,是后生学习、参膜、进步的圣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决不能让他暗淡了。魏裔介之行就是针对文庙扩大其规模、增其设施、重建殿宇、除已设的孔子、孟子、朱熹塑像之外再增加一些历代儒家圣人的塑像,供四方文士、青年幼童,前来参拜、学习。
到柏乡老家后,魏裔介首先围绕坐落于县城东街的文庙旧址来回寻看、策划,在不离开原址的基础上建筑规模扩大至8亩地,还把文庙的附属地泮池的规模也扩大了,安放圣人塑像的大殿扩大至一亩。大殿用砖木结构,殿顶采用歇山重檐式建筑风格,屋顶主题为灰瓦,四角均用琉璃瓦配饰。外观庞大、气势恢宏;殿梁驼架采用北方国槐、柏木建材,椽梁上刻有魏裔介的名字及修建时间;殿内除去以上三位圣人像之外还增设了程颐、陆九渊、王守仁、孙奇逢等圣人神像。魏裔介还在文庙门楣上书有一副对联:
魏裔介重修文庙旨在引领一方崇德尚学、延续文脉之精神。一切修缮完毕后魏裔介才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于次年的正月欣慰地离开柏乡返朝理政。
康熙六年(1667年),魏裔介五十二岁。随着时间的推移,四辅臣已辅政五六年之久,其中鳌拜生性狂躁,处事越发“势焰日炽”,臣僚之间论事,时常争执,魏裔介为了朝局的稳定,常常处于纷争之间“调和异同,解决纷争”,定下的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决策。但是魏裔介察觉到鳌拜的行为日渐异常,有颠覆朝廷的举动,这样势必造成举国震荡,百姓必将再次陷入水火之中。在这“生死攸关”之时,魏裔介提前向年幼的康熙帝敲响了警钟,提示康熙帝早有预防,免得在“节外生枝”之时显得束手无策(原话:裔介所荐举事,圣上皆不告知与人)。年少的康熙帝是一位非常聪明、理性之人。最终用智慧铲除了鳌拜及其余党。这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日康熙帝亲政,朝政走向清明。颁赦诏施恩于天下,其中因魏裔介有功,封赠其曾祖父魏大成、祖父魏纯粹、父亲魏柏祥俱为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内秘书院大学士加一级;曾祖母冯氏、赵氏,祖母张氏、程氏,母亲张氏,俱赠一品夫人。
康熙八年(1669年),魏裔介五十四岁。夏日的一天,在康熙帝的一次约见中,当时康熙帝集众臣之意向魏裔介问道“直隶各府、州、县尽用满洲官员理政如何?”听言魏裔介甚是着急,知道又是些碌碌无为的溜须拍马者进的谗言,此举看似与圣上亲近,实是在扰乱朝纲,皇上可能并没有觉察到其中的利害关系。魏裔介稳了稳情绪,并没有直接否定康熙之言,而是稍稍转弯道:“何为不可?但,各府、州、县向来汉官居多,通用汉字、汉文。皆用满臣文书不便于翻译,如用,须用满汉文字皆通的满族官。”康熙帝听此,想到:哪来这么多满汉之文皆通的满族官员?此事在魏裔介的巧妙劝说下终作罢。也为此平息了一场民族矛盾。
康熙十年(1671年3月8日)魏裔介以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兼礼部尚书身份,告病还乡。这年他五十六岁。
康熙十七年(1678),魏裔介六十三岁,此时已告病还乡八年了,这年秋天隆平县遭遇大水,百姓死伤无数,流离失所,见此魏裔介亲自到隆平视察灾情,用实物慰藉灾民,在问及隆平知县时才知道知县为了自己的仕途,不肯向朝廷报灾。裔介气愤难忍,当即抛开知县,亲自拟疏,把隆平县遭遇的洪灾据实报于朝廷,康熙帝览疏顿生怜悯之情,遂下旨放款赈济,并免该县的赋税十分之三,得到慰藉的隆平百姓欢呼不已。
魏裔介在三十八岁,顺治十年(1653),任工科给事中时,就向顺治帝提出八款治国纲要,分别是:崇节俭(号召天下崇尚简约,凡事不可浪费)、勤圣学(朝野上下人人都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儒学,向圣人看齐)、度兵势(加强军队建设,了解军事亟需)、省刑狱(刑法制定要完善、要宽严相济)、减赋税(对农民税收不可太重,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正风俗(礼仪要规范、要遵守,注重长幼尊卑,注重孝行)、课农桑(加强农业生产,有序引导农民生产生活)、恤民力(注重休养生息,不摊派、不加赋,还解民困)。顺治帝对这八项治国基本条款甚是重视,常常作为施政纲要宣于朝堂之上,传于各府、州、县。到了康熙朝,康熙帝依然重视这八项条款,整个朝的时代都按其执行,或在此基础上完善、发展。可见魏裔介治国理政的前瞻性。毫不吝啬地说他的执政理念成就了康乾盛世。
魏裔介始终都抱着兼济天下的信念,这是他的初衷。康熙五年(1666年),魏裔介五十一岁时,回家修缮孔庙的同时,也把他的府院重新修缮了一遍,重要的是他建了一座藏书楼,更重要的是他为该设施题名“兼济棠”。魏裔介的一生是这样说(兼济天下)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虚此名。当时就把他的著作辑印成书,同样取名《兼济堂文集》,时刻自警——为天下苍生谋福。
综上所述:魏裔介自顺治时期入朝,一直受到顺治帝的倚重,史载“言听计从”。到了康熙朝,康熙帝对其宠信程度有过之而不及,表现在擢升他为保和殿大学士。殿阁大学士是个位高权重的职衔,在明清两朝谁若能够走到此处,那就是走到人生至高点了。再就是他告老还乡后,几乎每年康熙帝都与他书信往来,互致问候,谈论学问,互赠书籍。
再就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人生中的第二次南巡。这次康熙帝要南巡陕西,特意路过柏乡县,在已故达十七年之久的魏裔介府住了一宿。还健在的魏裔介夫人王氏率领魏氏子众接待了康熙帝。当时康熙帝带着无限的哀思、怀念之情向王夫人询问道“当年魏夫子赋闲在家都主要做些什们呢?”王夫人恭敬而答:“除了读书学习、著书立说之外,就是督促这些子侄读书上进,以备将来国家选用。”康熙帝听了不断点头,并随口而说:“经过夫子教导的这些魏氏子弟都是朕皇封的秀才,日后必有大用者。”皇上金口玉言,魏氏子弟不用科考就成了皇封的秀才,无限荣光。从此魏裔介曾经居住的柏乡县城内这道街,就叫做“秀才营街”了。再说康熙帝不住馆驿,特住魏府。显然是对这位已故贤臣的追思,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位皇帝对这样一位贤臣无限的怀念。用当时记录原话中的一句是“圣祖幸陕,驻跸太傅(魏裔介职衔:太子太傅)第。”
时间到了雍正时期。雍正朝在用典施政上依然有当年魏裔介推行典制的影子,因此雍正帝对魏裔介依然推崇有加。雍正帝为了彰显自己的治国策略,也为了笼络人心、不忘本初,他于雍正八年(1730)在紫禁城外面,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建了一座意在供奉自大清开国以来,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王公大臣的祭祀场所——贤良祠,魏裔介理所当然的被雍正帝请入祠中。有清一代贤良祠中共供奉了99位优越者,魏裔介就是其中之一。
时间到了乾隆时代。乾隆帝同样是位开明君主,他像他的先祖一样受到了魏裔介治国理政遗风的影响,依然对魏裔介推崇有加,表现在——在他登基(1736年)之初(距魏裔介过世整整50年),就亲笔为魏裔介撰写了一款碑文,读读碑文就可窥见出乾隆帝对已故前贤魏裔介的重视、爱惜程度了。全文如下:
朕惟国家立纲陈纪,必有端亮之臣赞襄辅弼,懋佐鸿猷,用克勋著岩廊,名标史牒,褒崇优渥,典礼攸宜。尔魏裔介天姿耿直,学问深醇,初拔帜于词垣,旋腾声于给谏,谠言频上,皆关国计民生;正论时陈,要在褒忠劝学,擢君宪长,益励风裁,遂登鼎鼐之司,允称盐梅之任。年未耆而引退,清范常垂;学至耄而弥纯,嘉言丕著。既酬庸于祀典,更追锡以隆名,表厥生平,谥为文毅。于戏!謇谔良臣端属熙朝之梁栋;老成硕辅,卓为庶尹之仪型,膺兹宠渥,不亦休欤。
有清代的大学士李霨赞扬魏裔介的贡献时说‘魏公出则为国家之硕辅,处则为作述之大儒,业藏名山而功垂竹帛,可谓今古之伟人矣’;清代的大学者吴梅村评价魏裔介说‘魏公秉鸿骏魁杰之才,理学、文章、政事, 三者殆兼而有之。’这句话对魏裔介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在古代擅长其中之一者就非常了不起,三项都擅长者更是凤毛麟角,魏裔介做到了。还有史家引用孟夫子的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魏裔介虽说不是王者,但,‘作为名世者’,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民国总统徐世昌在《大清畿辅先哲傅》中评价其:“国初名相,无出其右者”。
由上述可以看出魏裔介对当朝的贡献是卓越的,这同样是对历史的贡献。先后四代皇帝对其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肯定、推崇,这可能就是对魏裔介人生最完美的解答,也是对“清初名相,无出其右者”最完美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