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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先生一辈子和书打交道，留下了不少和书有关的故事。据舒乙回忆，现在找到的最早的一本老舍藏书是一部《辞源》。那么，老舍先生最喜欢的书又是什么呢？本期的京华物语，就来看看老舍先生和书的故事。

　　老舍先生是读书人，也是写书人，一辈子和书打交道，留下了不少和书有关的故事。

　　写家（老舍先生总称自己为写家，不说作家）离不开字典，老舍先生的案头老有一部字典，他常常在写作过程中使用它。这是一部按语音查部首的字典，而且是老式的，是按“勹攵冂”那种。这种字典对写作来说很实用，先知道音，然后按音查字。

　　现在找到的最早的一本老舍藏书竟然是一部《辞源》，扉页上有他的题词。写得很有些伤感，大意是：买不起大部头的，好歹总算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书。

　　老舍先生自打师范毕业之后，他的第一个读书高潮是英国时期，即1924—1929年期间，那时他25—30岁，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说中国话和念四书五经。空余时间很多，为了学好英文，他开始大量阅读英文的原著。

　　那个时期的阅读方式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乱读”，第二个阶段为“有选择的重点读”，又叫“系统读”或者“一人一部代表名作”。

　　对“乱读”，好理解，即抓到什么念什么，无计划、无选择，其中有名著，也有女招待嫁给了皇太子这样的东西。“乱读”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书都看，对他来说大部分还是文学类，有少量的科幻读物，如威尔斯和赫胥黎的著作。“乱读”也有很积极的因素，在最早的读物中有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有歌德的《浮士德》，有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名篇。老舍先生喜欢上了狄更斯，觉得很合他的口味，视他为写作的老师，很想模仿他，自己也试一试。做比较文学的学者曾以嬉戏的口吻说，以老舍的文学成就而论，可以比作英国的狄更斯或者俄国的契诃夫。这样的比喻，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为了学英文，老舍开始念名著，而且是系统地念，由希腊悲剧念起，当然只是念英译本。据他自己说，念得很辛苦，因为有的名著并不好念，念起来索然无味。那也不怕，愣念，死啃！

　　所谓系统地念，是有次序的，先读欧洲史，再读古希腊史，然后是希腊文艺，古罗马史和古罗马文艺。古希腊是由《伊利亚特》开始，接着是荷马的《奥德赛》。可惜，都不太喜欢。看了希腊三大悲剧家之后，又看了阿里斯托芬的希腊喜剧，觉得喜剧更合他的口吻，和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赵子曰》在风格上也很合辙。他最喜欢希腊短诗，它们让他沉醉。古罗马的文字让他感到气闷，包括弥尔顿和维吉尔的诗，他只从罗马散文中体会了罗马的伟大。读完了这些，该读中古时代的作品了，他读了北欧、英国、法国的史诗，均不甚了了。他非常喜欢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但丁的《神曲》，几种译本都收集到了，还读了关于但丁的论著，一时成了“但丁迷”，以为《神曲》是天才和努力的顶峰，让他明白了文艺真正的深度，《神曲》里不光有人间，还有天堂和地狱，让他明白了肉体和灵魂的关系，而文学是应该关注灵魂的。

　　《伊利亚特》，[古希腊]荷马 著，王焕生 罗念生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封面。

　　对20世纪十七八世纪欧洲的复古主义作品，他颇有好感，觉得文字应该先求简明和思路上的层次清楚，然后再说别的，这点很可借鉴。

　　最后读到近代的英法小说，此时，大概已是1928—1929年，他已开始写长篇小说《二马》了。他先打听了近30年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位作家的代表作。订了一个计划，对每一位作家最少要读一本作品。可惜，那个时代的小说实在太多，名著也多，常常读了一本代表作之后，忍不住要再读他的另外的名著，而使计划落了空。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梅瑞狄斯，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的小说都占去了老舍很多时间，好像一下落在了小说阵里。这些小说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让他明白现代小说要用引人入胜的方法去做某一事物的宣传，要有写实的态度和尖刻的笔调，要成为人生的教科书和社会的指导者，而不只供消遣，但又不是社论和说教，要健康、崇高、真实。多读，知道的形式多了，可以有助于寻找到最合适的写作形式，但又不刻意去模仿某一派的文风。

　　1930年回国后，老舍先生又读了许多19世纪俄国的作品，觉得它们是伟大文艺中“最”伟大的。

　　为什么一位没有正规大学学历的人，居然回国之后，敢于先后在两个著名的高等学府开了多门的文学课程。这就是因为老舍先生在英国的五年之内念了不少书，肚子里有货了。老舍先生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开了以下这样的课：

　　当然，开这些课，按大学里的规定要亲自写讲义，由学校刻印后发给学生。老舍先生备课极认真，白天躲在图书馆里看书写讲义备课，并没有时间写长篇的小说。仅以现在发现的舒舍予著齐鲁大学的《文学概论讲义》为例，他在此书中直接引用了多达140位古今中外学者和作家的论述、作品和观点，可谓丰富多彩、旁征博引、扎实有据。至于他的长篇小说，虽然一年一部，但都是在暑假中“玩命”才写出来的，而绝不肯在授课期间，在用功读书上马虎，误人子弟。

　　这就形成了他的第二个读书高潮，以备课为中心的读书高潮，目的性很明确，有他的讲义为证。

　　老舍先生买书藏书始自英国。当时他的年薪相当低，只有250英镑一年，相当一个本地大学生的助学金。三年后，经过申请，才涨到300英镑。他还要寄一部分薪金回国赡养寡母。由于经常吃不饱饭，处于半饥饿状态，身体过瘦，得了胃下垂的毛病。但他还是精打细算，省钱买书。回国时竟带回来不少图书，其中最珍贵的有原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到济南、青岛教书时，薪金之外还有稿费，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他开始大规模购买图书，书屋里有不少书架，到抗战前夕已有相当规模的藏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些书籍、字画、家具以及书信都下落不明。后来听说，日本军队进驻了齐鲁大学，学校的资产被洗劫一空。老舍先生对这次重大损失伤心不已，从此以后，老舍先生基本上不再买书，免得丢了以后太伤心。

　　1949年以后，老舍先生又开始存书了，不过真正自己买的并不很多，绝大部分是赠书。新版《鲁迅全集》出版时，第一时间，他派子女去新华书店排队购得一套，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并把由美国带回来受周总理之命邀请他回国的信函夹在《鲁迅全集》的某一卷里。可惜，“文革”抄家时连书带信全被抄走。归还时，《鲁迅全集》已不是原书，珍贵信件下落不明。

　　书架上有一套解放区新文艺丛书，有四五十本。他曾利用这套书的书名于1950年初改写了一篇传统相声——《文章会》，是贯口活，交给以侯一尘、侯宝林为首的相声改良小组的艺人，让他们在大众曲艺社里排演，在正阳门城楼上正式演出，从而掀开了相声改良的序幕。

　　此后，老舍先生的藏书基本上都和他的写作有关，是直接为他的创作服务的，属于创作资料，譬如他有一大批义和团的史料书籍，是为创作话剧《神拳》而专门搜集的。还有康熙皇帝的有关史料，这是毛主席建议他写康熙大帝之后特地找来阅读的，不过，这个题目对他来说太过陌生，他并未动笔。

　　现代作家中他最佩服鲁迅。在重庆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四周年、六周年、九周年纪念大会上，他两次当众朗诵《阿Q正传》，一次是第2章，一次是第7章，受到热烈欢迎。1956年在北京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大会上，老舍先生致了开幕词。

　　他根据英文翻译过叔本华的作品，翻译R.W.Church写的长篇论文《但丁》。翻译过F.D.Bereford的奇幻故事《隐者》。还翻译过Algernon Blackwood的小说《客》。

　　他于1935年写过一篇以“我最爱的作家”为题的论文，题目叫《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

　　1934年在《人间世》杂志19期上，对回答征询“1934年我爱读的书籍”一栏中，老舍先生的回答是：“（一）《从文自传》；（二）Epicdnd Romahcby W.P.ker；（三）《古今大哲学家之生活与思考》。”

　　由以上这些并不完整的译著清单、论文和征询回答也可以看出老舍先生读书的趣向和多样，还有做学问的深度；虽然，只是全景中小小的一角。

　　本文节选自《生命在案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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