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北京是李大钊的第二故乡。他短暂的不满38岁的一生，有整整10年是在北京度过的。他生活工作于斯，创业奋斗于斯，为中国革命立下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于斯，壮烈牺牲于斯。最后，他和他的忠贞贤德的妻子赵纫兰，长眠在京郊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一年一度的香山红叶，似霞似锦，如火如血，又如千万亿兆面赤色的旗，陪伴着他们的英灵。

　　李大钊在北京的故居共有5处：回回营2号、石驸马后宅35号、铜幌子胡同甲3号、邱祖胡同、府右街后坑朝阳里3号。其中，石驸马后宅35号现名文华胡同24号。

　　移家北京时，李大钊和赵纫兰只有葆华、星华两个孩子。后来又生了炎华、光华、钟华、欣华。家之于李大钊，是风涛险恶的海上航行归来可以宁静憩息的港湾。他从港湾回望大海，规划着更加合理的航路，指导着同渡的水手。

　　1920年春，李大钊租下石驸马后宅35号，离开了此前居住了一年多的回回营2号，又为葆华、星华安排好了上学的事。暑假返乡，接全家来京。

　　石驸马后宅是石驸马大街北面的一条胡同。石驸马大街以明宣宗朱瞻基长女顺德公主的驸马石璟府邸在此街而得名。1969年为纪念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鲁迅而改名“新文化街”，后宅遂改“文华胡同”。鲁迅未曾住此，何以改？是因为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石驸马大街东端路北（今第一五八中学址），而在1925年5月“女师大风潮”和1926年三一八惨案前后鲁迅曾与进步学生并肩战斗过。

　　石驸马后宅是曲曲折折的东西向的一条僻静胡同。石驸马后宅35号是个三合院。北房三间均有隔断，东间是李大钊夫妇的卧室，中间是堂屋，星华住西间。东厢房三间，是李葆华和亲友及临时来人的住所。西厢房三间，是李大钊的书房和会客室。院中有两株海棠树，两块花畦。全家人对新居都很满意，在这里居住了将近四年。这四年无论对李大钊还是他的家人，都非常重要。

　　李大钊把葆华和星华送进孔德学校读书。该校由蔡元培任校长，沈尹默任常务董事会主席，主要招收北大和中法大学教职工弟，蔡元培的子女蔡威廉、蔡柏龄，刘半农之子刘育伦等北大子弟均在该校读书，校址在东城方巾巷的华法教育会。学校由沈尹默、周作人、马幼渔、钱玄同、萧一山等北大教授授课，皆一时之选，教学质量当然一流。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经济系和法律系开课，月薪120元，完全可以过相当美满富足而且清静高雅的教授生活。但为了拯救危难的祖国和苦难的人民，他不惜舍弃这一切。

　　1920年10月，北京小组在李大钊办公室里成立，11月改称中国北京支部。11月，李大钊指导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称青年团）。1921年7月，中国在上海成立，李大钊成了中共在北方的领导人，他的生活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

　　赵纫兰得适应这些变化。党团组织经常有人到家里来开会，中外访客络绎不绝，全国各地慕名找来的青年更多，正常宁静的居家生活全然被打破了。赵纫兰作为家庭主妇，始终亲切和蔼，礼数周全。经济生活方面变化更大，北京小组成立时，大家都愁没有活动经费，李大钊当场宣布，每月从自己120元薪水中拿出80元充作组织活动经费！

　　从1921年起，李大钊到处开会、讲演，频频出京，南北奔忙。他数度南行晤见孙中山。1922年8月，在上海由孙中山主盟，以员身份加入中国，成功地参与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尽管李大钊收入很高，除北大薪水外，在北师大、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女高师兼任教授还有丰厚的收入，每个月的总收入有二三百元之多，但家庭经济却非常拮据，使赵纫兰十分为难。丈夫的私德是无可挑剔的，不吸烟，不喝酒，没有任何嗜好，上班一般不坐车，靠步行，饮食上从不讲究，一块大饼一根葱就能对付，衣服更是朴素得近于寒酸，一袭长衫穿好多年，冬天一身普通棉布袍，他从来不乱花一文钱，严于律己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那么多的钱，除每月交给家里三五十元作为家用以及奉献出80元充作党的活动经费以外，其余都用来救济贫困学生或救助贫苦工农了。

　　在每个月领薪水的那一天，李大钊常常还没走出北大，钱就几乎散尽了。曹靖华、刘仁静等许多北大学生都在困境中得到过李大钊的慷慨资助。给了钱，李大钊还要再叮嘱一句：“以后有困难，尽管跟我说啊！”蔡元培得知后，感慨不已，特地吩咐会计科，以后在发薪水时扣下一部分，直接交李夫人，以免他全家衣食不继。

　　赵纫兰的慷慨大度，也是有口皆碑。有一年深秋，一个要到外地工作的青年同志到家里来向李大钊辞行，赵纫兰看他衣裳单薄，就把刚刚为葆华缝制好的棉袍送给他，那个同志推辞不掉，只好接下，含泪而去。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赵纫兰的劳累和家庭经济生活的困难，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比如，葆华和星华开学时家里拿不出学费；比如，有一年冬天没有钱买取暖煤，家里冷得如同冰窖！1923年1月12日次子光华出生，同年初冬幼女钟华出生，赵纫兰更加劳苦。

　　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能超越阶级和信仰的鸿沟。李大钊的道德高尚和为虔诚奉献的精神，得到了北京大学与他政见相异、信仰相左的同人们的几乎一致的尊重、敬重和钦佩。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和治校实践，创造了这种博大宽容的、彼此尊重的人文环境。今天的青年大概都难以想象，李大钊与胡适、周作人、蒋梦麟等人终生都保持着真诚的友谊。以胡适为例，李大钊1919年夏与他进行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那场著名的讨论，一点也没有损害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他们依旧相处融洽，相互信赖。胡适1922年5月11日写了一篇也很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半夜里写成，首先打电话与李大钊商议，第二天早上就到蔡元培家集会讨论，并共同署名。能在下半夜打电话商讨文稿，并立即得到热诚回应，是多么真诚友好的关系。正如李大钊在致胡适的一封长信中所说：“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

　　1920年，李大钊与胡适（右二）蔡元培（右三）蒋梦麟（右四）于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合影

　　在李大钊牺牲后，这些北大同人对李大钊遗属的关心与帮助，到了不顾自身安危的程度，真是感人至深！还是以胡适为例，政治立场已经的胡适1930年9月出版《胡适文存》第三集时，在扉页上印上“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第一个就是“李大钊先生”。我认为，正因为有了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共同构建起来的这种博大包容、宽容宽厚、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平等讨论，即使政见对立也绝对彼此尊重人格，并且一如既往真诚地互相帮助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环境，那个时代才会产生出那么多的思想大家、学问大家和文化伟人。

　　1923年二七惨案后，李大钊被通缉，赵纫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扰。石驸马后宅35号成了监控的重点，军警和密探整天在附近转悠，有的对李家人恶语恫吓，连伪装都不要了。

　　1924年1月，李大钊去广州出席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共24人）。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对其家属肆行迫害，先是派人闯进李大钊的书房搜查。再是把一条狂犬放进李家院中乱窜，咬伤了光华的奶妈，星华每天陪奶妈去首善医院打针，才保住性命。最后干脆每天天一黑就派人在房顶上走来走去，踩得瓦片哗哗响，还居高临下向院中砸石头，把洗衣用的大瓦盆砸得粉碎，险些伤着人。这里是住不得了，也不知道李大钊什么时候才能从南方回来，赵纫兰唯恐孩子们受伤害，在弟弟赵晓峰的帮助下，紧急搬家，离开了居住近四年的石驸马后宅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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