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前些天，《北京晚报》刊发了《他终止了闹市行刑》一文。该文讲述了清代法学家沈家本的事迹，也使人们想起了“宣南文化”及与之有关的文化名人和学者。所谓“宣南”，狭义的范围指昔日的宣武门外南部城区。在这块寸土寸金的地域中，产生了“宣南文化”，被认为是北京文化的代表和缩影，在全国范围都有影响力，至今仍是北京市民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近些年来，一些名人故居、寺庙和会馆得到修复，一些老胡同恢复旧貌，使得“宣南文化”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历史上的各种会馆在老宣武区最多，会馆是“宣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宣南文化”的内涵。

　　正如《宣南鸿雪图志》所称：“北京城有多古老，宣武区就有多古老；宣南文化是北京文化的缩影。”在历史上，以地域为特色的大大小小会馆，住上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文人、学者和商人。有些人最初并非名人，但经过进京会考后中举或发迹之后，慢慢地就名扬四海。甚至于几次会考都失败后的王致和做起了臭豆腐生意，也是行行出状元了。“宣南”就成了这些人的“福地”，一代代相传。

　　《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及其他历史资料统计，明清两朝各地在京会馆至少有500余处，1950年统计时，还有391处会馆；2006年调查统计，还有174座会馆有建筑遗存。

　　自明清始住过会馆的名人众多，近代也不少，比如鲁迅。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多年来在介绍鲁迅故居时，人们只提到西城的八道湾胡同、砖塔胡同和宫门口几处。殊不知，他最早的故居是在宣南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

　　鲁迅先生是在1912年进京的。来京后在骡马市的长发客栈住了一夜，于次日就搬进绍兴会馆，住了七年半。《鲁迅日记》中有1912年5月6日“上午移入山邑会馆”的记载。

　　绍兴会馆是道光六年（1826年）由几个在京的浙籍官员筹建的，起初叫山邑会馆，主要用来招待山阴、会稽两县的人。民国之后山阴、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故又称绍兴会馆。今天的绍兴会馆虽破败不堪，但形制没有多少变化。

　　绍兴出人才，绍兴会馆里曾悬挂11块刻有清代绍兴历届科举应试中举者名字的匾，当时称之为“科名录”。鲁迅先生住进绍兴会馆时，这些匾还在，想必是由此引发他对旧文化和科举制的逆反心情，得出了四书五经的核心内容是“吃人”这个结论，并产生“救救孩子”的思想。

　　绍兴会馆是由几个四合院组成，昔日有“仰蕺堂”、“涣文萃福之轩”、“绿竹舫”、“嘉荫堂”、“藤花别馆”、“补树书屋”、“晞贤阁”、“一枝巢”、“怀旭斋”等。从这些亭台楼阁轩的名称看，就富有文化气息。从《鲁迅日记》中看，他在藤花别馆住了四年，后来又住到补树书屋。

　　“补树书屋”既是鲁迅故居，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发源地，鲁迅在这里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白话小说和杂文《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及许多随感录，并抄录大量的古碑帖和佛经。

　　绍兴会馆离菜市口很近，而菜市口又是清代“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刑场。鲁迅在茶余饭后常在此处散步，会听到菜市口行刑杀人的一些故事，因此在他的《药》中有“人血馒头”的描写。当年，刽子手在行刑后卖蘸了人血的馒头，是他们的额外收入。旧时的国人认为“人血馒头”可治痨病，故而这项生意很红火，附近的几家药店都有卖“人血馒头”的生意可做。鲁迅是“横眉冷对”的人物，素来用冷眼看世界，因此他在绍兴会馆里写出《药》是很自然的事。

　　从绍兴会馆里走出的名人并非只有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清代大名鼎鼎的知名之士，如李慈铭、章学诚、赵之谦等等，都来自绍兴，出入绍兴会馆曾是家常便饭。因为在会馆里他们可以会友、访谈、读书，有时为了饮宴，他们会先聚在一起再去附近的广和居饭庄，或者招呼会馆中的“长班”去广和居叫菜，在会馆里开怀畅饮，大快朵颐。绍兴会馆的“长班”姓齐，他们从祖籍绍兴进京以来，一代代都从事“长班”之职，当年我的一个朋友住在延旺庙街，他爷爷就是绍兴会馆“长班”，是会馆的管家，事无巨细，都能代理。

　　其他会馆也是有故事的地方。南海会馆里有康有为故居；浏阳会馆里有谭嗣同故居；新会会馆里有梁启超故居。这些戊戌变法的精英人物，都与会馆有不解之缘。而南海会馆中的“汗漫舫”和“七树堂”、浏阳会馆中的“莽苍苍斋”和新会会馆中的“饮冰室”，都与中国近代史中的维新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熟悉戊戌变法历史的人忘不了的地方。

　　从会馆走出来的名人是很多的，在广州会馆里走出了李渔，住过番禺会馆的龚自珍是众所周知的清代大诗人，学者翁方纲将故居改为了安徽会馆。李渔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而且他对绘画、造园有很深的造诣，在宣南韩家潭有他的芥子园，并以此为名出版过《芥子园画谱》，是学习绘画者的基本教材。后来他的故居成了广州会馆。芥子园虽不大，但结构精巧，环境幽雅，园林设计自然是出自李渔之手了。

　　番禺会馆位于宣武门外的上斜街50号，曾经是龚自珍旅居北京的寓所，是著名的“宣南文化”聚集地之一。道光年间，龚自珍在这里居住了5年。经过五次会试，他在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进士，却因为在殿试时“直陈无隐”，而触怒了当朝权贵，最终无缘翰林。龚自珍屡屡针砭时弊，遭到排挤，官运不济，他感慨良多，遂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千古名句。道光十一年（1831年），龚自珍离开上斜街，将该处宅院卖给番禺人潘仕成，后来潘仕成将其捐出，遂成为番禺会馆。

　　龚自珍、李渔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有些人物在生前可能默默无闻，但身后则有了盛名，有人甚至于扬名海外，从安徽歙县会馆走出来的清代经济学家王茂荫就是一例。

　　王茂荫（17981865），系安徽歙县人，曾任工部、户部、吏部右侍郎等职，他的最大贡献是建议发行纸币。历朝历代流通的货币以黄金、白银为主，宋代曾发行过纸币“交子”，但没有彻底推行。

　　王茂荫在世时，大清银库可支配的白银已不多了，而且以白银交易和发放俸禄，弊病甚多，为此王茂荫提出了《条议钞法析》和《再议条法析》。当然，昏庸、腐败的清廷对他的主张很不满意，在朝野人士的竭力反对下，他被撤职查办。但是，他的主张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附注中写道：“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大臣审议案中，他受到严厉申饬。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王茂荫是《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他的出现，无疑是“宣南文化”的重要内容。

　　从宣南会馆走出来的名人中，台湾作家林海音也是一例，她的《城南旧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极深。林海音在《往事悠悠》《城南旧影》和《英子的乡恋》中，提到了她在宣南生活的片断和经历。那时，她家几次搬迁都没有离开宣南和会馆。她在小说《城南旧事》中，有《惠安馆传奇》一节，记述了一个疯女秀贞的故事，其中惠安馆就是福建惠安会馆。据学者邓云乡考证：“真正的惠安馆在延寿寺街羊肉胡同东头路北。”惠安是个小县，但在清末民初时是个经济、文化发达的县，故而有能力在京设会馆。如今，延寿寺街的羊肉胡同已改为耀武胡同，至于惠安会馆也不存在了。但因林海音的《惠安馆传奇》，使人们记住了它和疯女秀贞。

　　位于南柳巷的晋江会馆旧址是林海音在京居住时间较长的一处住所。1923年林海音随父母来到北京，在其父亲去世后，她曾随其母在晋江会馆北房居住多年。

　　《清代宣南诗词选》中，就选收了三百多名曾在宣南寓居的清代学者、诗人和官宦的诗、词一千二百余首。在《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中就选了120人的小传。这些人物都曾与宣南有关，不少人就住在米市胡同、烂面胡同、绳匠胡同、粉房琉璃街、延旺庙胡同等处，有的是自家的房，有的是会馆。在这些人中，既有林则徐、刘墉、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秋瑾、杨度、李鸿章等重要历史人物，还有朱彝尊、纪晓岚、翁方纲、王士祯、孔尚任、黄遵宪等著名文人。至于他们那些流传至今的诗词，表现了文化鼎盛时期宣南诗人的情致，反映了宣南的景物和社会生活，使宣南文化更加具体、形象。

　　有清一代，宣南是全国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从大大小小的会馆中走出诸多名人是当年正常的文化现象，也是“宣南文化”的重要组成，对后人而言，更是一笔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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