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国博，以国家之名，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而国博自己的百十年记忆，则藏在国博人心里。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暂处国子监的狭隘屋舍，还是迁居故宫端门午门的巍峻殿宇，再到如今屹立在广场东侧的恢弘新馆，国博的起伏、发展一直与国家的变革发展休戚相关。

　　国博创建110周年之际，习总书记在给齐吉祥等10位老专家回信中说，“我曾多次到国家博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众所周知，习首次提出“中国梦”，就是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的讲话。

　　1907年，蔡元培初次出国，在莱比锡大学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学习。他的民族学老师符莱，恰好是莱比锡民俗博物馆馆长，常请蔡元培为馆员们解说中国文物。

　　当时的中国，只有私人收藏，而无公共展陈，在德国，人们却能在殿堂中欣赏中国瑰宝。对此，蔡元培的心情恐怕和康有为颇为相似：“我国之大，以文明自号数千年，而无一博物院以开民智。欧美人每问吾国博物院事，为赧然面赤，奇耻大辱未有甚于此者。”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回国就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提出把社会教育纳入国家的管理和建设之中。并在教育部下设社会教育司，职掌博物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美术展览、调查及搜集古物等事项。

　　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蔡元培以为，“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于是准备在北京设立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这也就是国博的前身。

　　周树人（鲁迅）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勘选馆址，《鲁迅日记》中记载了选馆址的事：“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

　　国子监，始建于元，是古代的最高学府，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皆与典制学问有关。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成立，草创期有国子监衙署一座，共210间房屋，署东北隅附住房304间半。

　　国子监的礼器、书版、石刻等57127件文物，成了历博最初一批馆藏。重要的文物主要有周代彝器，包括召仲簠（fǔ）、康侯鼎、内言卣(yǒu)、素洗、雷纹觚(gū)、牺首罍(léi)、子爵、师望簠、牺尊、雷纹壶共十件。

　　对一个文明古国的国立历史博物馆而言，这样的家底，实在寒酸。但在蔡元培果断决策、鲁迅全力操办之下，仅用不到两个月，就从议事、调查走到拍板、实施阶段，已属不易。

　　由于对袁世凯忍无可忍，筹备处成立次日，蔡元培便在自己主持召开的临时教育大会上愤然辞职。在北洋的乱局中，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究不过是文明的幌子罢了。正因为如此，“历史博物品之搜集，欧式博物馆房舍之增建，陈列器具之制造，种种扩张计划则皆以绌于经费，未能大举兴办”。

　　“抱残守缺”之际，征集和整理文物便成为第一要务。筹备处接收了清朝军机处留下的文物，如太平天国的玉玺、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清朝太医院的明代针灸铜人等。清朝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清朝雕版印书的雕版、清朝刑部衙门的一些刑具、武器等物品也被纳为馆藏。

　　1917年,由于国子监地处偏僻,没有暖气，筹备处迁入故宫前部的端门至午门及其朝房。此地办公条件虽然简陋，但高踞于紫禁城城楼之上，足以向世人昭示中国封建帝制之终结，多民族共和国之创始。

　　被划拨来的大内档案也随之移到午门外朝房里，这些档案被装进8000多条麻袋，凌乱堆放于端门门洞。一些工人，常常将这些无价之宝随便倒在地上，拿麻袋去换钱。

　　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窘迫，工资难以支付，政府部门只得自筹款项维持开支。当时的教育部把这些麻袋中的东西当成废纸，卖给了西单一家纸店,价格是每块银元40斤。这家店铺购得约15万斤“废纸”,其中一些流入古籍市场，剩下的送去造纸厂。后来北洋政府财政好转，又盘算收回这些档案，但此时这些文物所剩的已经不过是原来的五分之一了。

　　鲁迅将这件事写成了《谈所谓“大内档案”》，感慨“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他一边骂，一边默默为历史博物馆卖力。日记显示，1920年4月17日到5月12日，鲁迅有14个下午在午门。据历史博物馆张文勋说，这是欧战以后，教育部把上海德侨俱乐部的藏书没收，运到北京，放在西雁翅楼，并选派8位专家，分别整理，其中就有鲁迅。

　　1913年，首次以国立历史博物馆之名，将一些文物送到德国展出。转运前，文物临时放在教育部，鲁迅为安全起见，还在办公室守了一晚，至晓方歇。

　　从1912年至1926年，15年间，鲁迅对历博的筹办投入了极大热情，还捐献过明代铜镜、青花寿字瓷碗等，但直到他赴厦门任教，都没能等来正式开馆。

　　时逢乱世，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了14年，到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开馆。区区1万元开馆经费，还是司徒雷登牵线，美国霍尔基金会赞助的。

　　这次展览，仅开放10个陈列室，仅在金秋办了一个月，但总计接待观众达185714人次，日平均参观人数达6404人次，相当于每十个北京人，就有一个去观展。

　　1928年后，首都南迁，历史博物馆也数度更名，愈发困顿。在停滞期，馆方仍坚持办刊，办讲座，也办一些小型专题展览，藏品一度超过21万件。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危急。博物馆特地筹办了《古火器展览》《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览》《圆明园遗物展》《明代倭寇史料展》等一系列展览，借古讽今，启发民智。

　　为避免国家文物遭受损失，历博的万余件珍品与故宫国宝一起踏上了艰辛的南迁之路。1935年，蔡元培提议，为这些颠沛流离的文物建一个家，还为此举行了博物馆建筑设计竞赛。在梁思成拟定的章程中，参赛作品“须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最后徐敬直大屋顶的设计中选。在救亡时代，这个方案寄托着期望，却终究是纸上画饼。

　　最终只有一小部分历博精品辗转回到北平，大部分精品都被蒋介石派人运到了台湾，如国子监的周代彝器等。未南迁的20余万件藏品，则在日据时期，惨遭劫掠。

　　一连串打击，让这个国内最早的公立博物馆，快要散摊子了。馆长韩寿萱诉苦，所拨行政费用还不够买邮票的钱，馆内也只剩9名员工。

　　1948年5月，汪曾祺经沈从文介绍，进历史博物馆当了一名办事员，负责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没有固定工资。

　　在他眼里，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名目很大，藏品没多少，文物也不成体系。他的宿舍在右掖门旁，据说是原锦衣卫值宿所在。到了晚上，、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故宫怕失火，不装电灯，汪曾祺只好在一片漆黑中，走出房门，“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大概是受不了这种清闲而低落的日子，北平解放后不久，汪曾祺便参加四野工作团，随军南下。历史博物馆则被“文管会”接管，纳入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

　　汪曾祺嫌冷清，告别午门，介绍他来此的沈从文，却从1949年8月开始，由北大转入历史博物馆。一干30年，沈从文的一生也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

　　对这次转业，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曾回忆道：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

　　外界传说，沈从文是被郭沫若公开批判后“封笔”的，沈从文却主动辟谣说，我的“目的远得很”，要“走一条崭新的路”，进行“学术革命”。

　　在馆的头十年，沈从文除了打杂、鉴定、收藏文物外，常自愿到午门楼上当解说员。他不挑人，连老太太都认真接待，对需要相关知识的有心人，更是滔滔不绝。担心别人听不清他的湘西口音，讲完后，他又叫他们留下地址，再写十几页的长信寄去。

　　对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沈从文反而是见了就躲。馆里责问他，“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沈从文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对待我——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这时大家才知道，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是沈从文的学生和情敌。

　　1951年，常书鸿带着很多敦煌摹本在午门展出，沈从文每天都去。汪曾祺看见老师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别人眼里的“凄然”，沈从文却倍加珍惜，他认为，这是“唯一与人民碰头”的机会，而且他的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

　　更传奇的是，在接待的“约30万观众”中，沈从文认识了志愿军军人王序。1953年7月，王序到北京出差，在历史博物馆的铜镜展柜前，沈从文给他一个人讲了两三个小时。两个人约好第二天再来看，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

　　这段忘年交意义非凡，30年后，王序成了沈从文最后、也最得力的助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工作的接手人、《沈从文全集》的编者。

　　送走参观群众后，沈从文常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虽然远离了文学圈，在文博圈也备受冷落，但他却在文物堆里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

　　没有办公室，他就将文物库房作为自己的研究处所；看见好东西，他就想办法买回来，哪怕是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为了研究古代服饰，沈从文光所记卡片就装了几十个抽屉；对待服饰是如此，对待玉器、青铜、竹简、漆器、绘画、纸张，他也是如此。在给馆长的一封信中，他说这些积累“都是为了这个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的唯一的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

　　顽强工作30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在1981年面世了。这还要得益于周恩来总理多年前的心愿：出一本服饰图集，作为外交国礼。

　　沈从文晚年总结说：“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中，我适应了新环境……活得很健康！”

　　如果说历博在午门时期，最著名的讲解员是沈从文，那最著名的观众则要算了。

　　档案显示，在1954年4月，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其中有两次，都是到历史博物馆参观。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珍贵文物也相继面世。在陈叔通、罗瑞卿的陪同下，两次参观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

　　那天下午，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服，脚登布鞋，手拿一根竹竿，沿着马道拾级而上，一口气走了一百多级又窄又陡的台阶。

　　进展厅前，看到城楼附近的杂草中长着一些嫩绿的野苜蓿，他蹲下去采了一把，掏出手帕包起来，对警卫员说，带回去吃。

　　参观到中途，警卫员怕毛主席累了，建议抽支烟休息一会。毛主席挥挥手说：“你没看见那牌子上写着‘禁止吸烟’嘛。”

　　对每一件展品都很有兴趣，山东沂南出土的画像石上有杂技图案，主席也拿着拐杖舞起来，还说：“这就是我们汉代的杂技团啊。”

　　仅这次展览就吸引了17万人参观。1958年3月，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表扬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

　　对一般观众而言，“国博”是2011年以后才有的概念，所以又有“新国博”一说。在改扩建之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被亲切地叫做“革历博”。

　　历博起源于民国，那革博又是怎么来的呢？这还得从革博的0001号藏品说起。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和其他19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年仅38岁。

　　为了给李大钊等人用刑，张作霖特意从德国引进了一个先进的绞刑架。因为刑具是新买的，李大钊又是第一个慷慨赴死的，刽子手就拿李大钊来“试手”。

　　后来牺牲的同志都用了20分钟左右，可李大钊却用了40分钟。在李大钊即将窒息时，刽子手将他抱起，解开绳索。等他清醒过来后，再劝他“悔过”。

　　李大钊愤怒地说了一句：“你们把我绞死吧，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刽子手又把李大钊再次套上绳索。当李大钊身体悬空，即将窒息之时，敌人又把他放了下来，妄想让他屈服。李大钊仍是冷笑一声，道：“力求速办！”刽子手看不能撼动李大钊的意志，才第三次把他吊了上去……

　　王冶秋少年入党，李大钊就义时正躲在香山碧云寺。小布尔什维克们看到报纸上行刑的照片，一腔热血要为李大钊报仇，却因为贸然行动，又有了牺牲。此后，王冶秋在隐蔽战线奋战多年，终于迎来了重回北平的一天。

　　1948年底，在良乡的一个土炕上，王冶秋召集众人讨论接管北平文化机构，又谈起这件念念不忘的事：“进城后，我们一定要找到这架反革命刑具，并且展览出来，重现那悲壮的场面，让人们知道革命来之不易。”

　　1949年3月，在接管工作的空当儿，王冶秋叫上于坚，一起去找绞架。两人骑着自行车，先到司法部街后身的法院看守所，也就是李大钊就义的地方，但绞架已经不在了。经指点，他们又找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第二监狱，院中空无一人，两人翻遍了周遭阴暗的角落，才在一个破棚子里找到这具快散架的绞刑架。他们把刑具拉回城后，送到历史博物馆，后又放在端门东马道上，供人们参观。

　　这件文物的收集，给王冶秋一个启示，革命文物如不及时征集，就可能被当做废物处理。正值纪念“五四”，王冶秋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

　　北平解放仅几个月，历博便收集了杀害刘胡兰烈士的铡刀；1933年退守大巴山脉时所铸的铜钱；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照片等珍贵文物。

　　北京历史博物馆挂牌时，王冶秋向周恩来建议,希望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得到周恩来首肯。1950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在故宫武英殿办公，主管文物的王冶秋兼主任。

　　有了一万多件收藏后，王冶秋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提出，想在1951年举办“中国三十周年纪念展览”。这次展览，如期预展，内部开放，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的雏形。为了这次展览，画家罗工柳创作了油画《地道战》，董希文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这些作品都成了不朽之作。

　　王冶秋对于历史发生的地点、时间、参加人员十分严谨，常亲自向中央领导请教、核实。例如，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开会的情况，他就多次向董必武求证。“八七会议”召开地点不是当时党史所言的江西九江，而是湖北汉口，也是他向周总理求证后得知的。

　　1958年，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历史博物馆新馆选址广场东侧，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共处一个屋檐下。

　　能够与人民大会堂门对门，这种分量，不言自明。不仅如此，“革历博”的设计规格和尺度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广场规划时，离1959年国庆，只剩不到400天。规划局先拿出的是“四建筑方案”：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不过，这一方案并未过关，规划局很快接到通知：为突出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

　　近年来，国博常被称为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人们提到广场，总爱说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安排的。然而遍查当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曾有此预设，反而是大剧院的退出，客观上造成了“左祖右社”的格局。

　　修改后的规划，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中轴对称，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

　　不巧的是，1958年公安部的新办公楼刚刚落成，这栋大楼正好“压”在南池子的延长线上。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140米，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

　　大会堂的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革历博”受地块限制，才6万多平方米。博物馆的总工程师、建筑大师张开济只好采用“以虚充实”的方式，做了两个院子，这才使“革历博”的体量与大会堂基本协调。

　　当时周总理就说，大会堂那边肩膀高，“革历博”这边肩膀低，以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到2011年“新国博”改扩建完成，周总理的意愿终于实现。

　　张开济多次说起，当年周总理看立面图时发现人民大会堂柱子粗，“革历博”的柱子细，提出要改。他坚持不改，因为大会堂的柱子是圆的，而“革历博”的柱子是方的，看的时候不可能只看到一个面，而是两个面，视觉上不会显细。周总理欣然接受，“你是建筑师，听你的”。

　　为什么他们对前庭都如此重视呢？《建筑师张开济》一书的作者程力真告诉记者，前庭既具有统一两馆的功能作用，也是参观流线非常重要的一环：当人们沿着设定的参观流线，浏览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最后回到前庭，从柱廊望出去，眼前出现的是象征胜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开阔的广场，能形成情绪上的高潮。

　　从开工到竣工，“革历博”工程只用了293个工作日。为了加速工期，施工人员采用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方法。原革博美工部设计组组长周士琦那时负责联系北京建筑设计院，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办公地、设计院和工地之间来回跑。

　　中央让两馆立足广场，是为了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把中华五千年及近代革命史都展陈出来。为此，文化部成立了专职的两馆筹建办公室，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任筹建办主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于坚任秘书，任务为借人、调文物、完成陈列。

　　于坚回忆说:“当时强调全国一盘棋,革命博物馆也好,历史博物馆也好,需要什么东西,列出单子,由中央开信调文物,去了就拿回来,一般都是开了柜门说‘你拿吧’。光是故宫就支援了20多件,都是一级文物啊!”

　　据统计，全国有77个单位支援文物，先后调用和借用文物3万余件，四羊方尊等镇馆之宝就是在这一时期进馆的。

　　原历博群工部主任齐吉祥也是在此阶段，进馆从事讲解工作的。“馆里当时急需讲解员，跟周总理要1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大学生数量不够，我和其他几十名符合条件的应届高中生就成了博物馆的第一代讲解员。”

　　“一进博物馆，我感觉掉进了专家堆里边。当时全国各地支援博物馆建设的专家很多，有研究机构的、有各大名校的，都是顶尖的。”有一天，一个戴着圆眼镜的老者推门而入，对他们这些“明清组”实习生自我介绍说，我是沈从文，我带你们去逛逛故宫吧。那时候，齐吉祥还不知沈从文是何许人也，只记得他讲三大殿时口音很重，“十句话能听懂两句”。

　　开馆在即，齐吉祥只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专家学者给历史博物馆写的厚厚一本解说词，背得滚瓜烂熟。“一万多字，背到一字不差。”

　　1959年9月底，布展完成，周恩来连续两天到馆，对陈列内容做最后的把关。

　　第一天，周恩来去了革命博物馆。在门厅，他问王冶秋有衣帽间吗，王冶秋说设计里没有，周总理说将来生活富裕了，进屋有暖气，参观的外宾也会很多，都要脱大衣，得有存衣服的地方。他又查看了卫生间，说太小了，问夹层那几间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听说是筹建办的办公室，指示改成厕所。

　　序幕厅挂着一张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但不能完全确定。于坚想趁机请本人鉴定一下，就问：“总理，这是不是您呀？”周恩来却让于坚把照片取下来，直接往旁边的陈列柜上一扣说，“这件撤下去”。

　　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历史博物馆去。齐吉祥当时在办公室，听说周总理来了，立马冲到展厅。“总理已经看到通史陈列中明末农民起义那一段，因为李自成的塑像有2米多高，馆里领导请示总理，能不能用。总理围着塑像转了几圈，又退两步，抬头看了看高达7米的展厅，最后才给出结论，‘我看还是大点好’。”

　　1959年10月2日，历博的“中国通史陈列”公开预展。“每天一开馆参观者就涌进来，平均一天要讲解三四场”。

　　“中国通史陈列”是历博的常设馆陈，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通史陈列，至今仍影响着国博“古代中国”的展陈。

　　原历博党委书记王宏钧说，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自1951年就开始了，周扬在馆里做报告时提出，“要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文物组织，展示中国历史”。

　　用文物展示一国历史，在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在别国的博物馆也少有先例。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没有，只有美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有几分近似。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博采取的方法是，一段一段研究、布展。先把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史，用一个个小型展陈摆出大样。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1958年。

　　在此基础上，“中国通史陈列”大纲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7月，又修改了十来次，最后由邓拓定稿，报送中央。“实际上，这个大纲的研究，就等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中国通史的学术讨论会。”

　　当时，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看法不一，首当其冲的分歧，就是历史分期问题。有些人主张西周封建论，另一些人主张魏晋封建论，还有一些人主张春秋战国封建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由邓拓主持，邀请史学界权威专家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尹达、吴晗、邓广铭、夏鼐、苏秉琦、张政烺等在武英殿开了个会，最后决定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即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

　　齐吉祥对郭沫若来馆参观的情景记忆犹新：“我没想到，郭老进大厅前，先低头弯腰，把地下歪了的防滑垫弄直，而后才步入大厅。题写巨幅诗词《满江红》时，他还记下围观同志的名字，给每人写了一句毛主席诗词。”

　　1959年的展陈分为原始社会馆、奴隶社会馆、封建社会馆三个馆，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被视为重点。丁点文物都没有怎么办？给陈胜塑像，为黄巢画油画，展现黄巾起义的大场面时就弄上旗帜，连名不见经传的起义军头目，也要在讲解中提及。群众听出门道，常接着讲解员的话头说：“又该起义了。”

　　1972年，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通史陈列设计了一个新方案，每一历史阶段都以农民起义打头。

　　王冶秋瞅准机会把这一修改报给了周总理，总理说：“农民起义都是失败的，那中国历史不成了失败史了吗？”根据总理的精神，历博又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才基本恢复了1959年的陈列面貌。

　　对齐吉祥来说，最艰难的一次讲解发生在拨乱反正前夕。1976年10月的一天，他按照“批林批孔”的口径，介绍孔子“是奴隶制的顽固维护者”，一位日本观众（事后知道是记者）问，孔子就没有可肯定之处吗？齐吉祥不愿说违心的线年的讲解版本回答，孔子还办学、整理文化遗产。

　　谁承想，就因为这句话，“孔子可以重新评价”成了日本各大媒体的头条，报道传遍世界，还被新华社内参转载了。就在齐吉祥写检讨时，社科院一位领导发话了，“千万别处分这个同志，他说的没错”。不久，《人民日报》就整版刊发了重新评价孔子的文章。

　　拨乱反正后，历博从1984年开始，对通史陈列进行了数次修改，到1997年9月才基本完成，主要包括三个要点：

　　一是取消了争议很大的“按社会发展分期”，只按朝代排列；二是实事求是表现古代的阶级斗争，淡化了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展示和评价；三是把“中国通史陈列”的下限拉到1911年，以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作结束（原来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结束）。

　　“别看历博和革博在一个楼里，但大部分时候，职责泾渭分明，只有浴室和礼堂是共用的。”

　　正如齐吉祥所说，历史博物馆负责“中国通史陈列”，革命博物馆负责“中国革命史陈列”，两馆虽然几度分合，但很长时间都是各干各的业务。

　　原本应在1959年国庆同时开馆的历博和革博，实际开馆时间却相差了将近两年。直到1961年的7月1日，革命博物馆才正式开馆。

　　1958年建馆时，革博陈列内容的总负责人是的秘书、筹建小组副组长田家英。中央还指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组成审查小组，对烈士名单、地图等内容进行审查。

　　1959年9月19日晚，中央书记处领导在城楼上审查国庆游行彩排，结束后于夜12时莅临革博审查。他们看完后留下两点意见：地大物稀、重点不突出。

　　当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办得红红火火时，革博只能继续改馆陈。文化部召集专家组开会，把开馆时间推迟到1961年7月1日，为建党40周年献礼。

　　于坚记得，走到“旧民主主义”展厅时，他说“旧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摆这么点，感到少。看到一张赴法勤工俭学的照片，他立即讲出这是总支部代表大会的合影。走到大革命展区时，他还没看就先问，有没有表现陈延年的内容。

　　最终，中央领导指出“作为革命史陈列，出现的历史人物面显得窄了些，国际援助的材料还应再充实些。”

　　几经整改，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史陈列”正式对外展出。这天也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正式开馆日。

　　1970年，为了向建党50周年献礼，国务院指示革博在“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基础上，筹备“28年党史陈列”。然而，时值“文革”十年内乱，、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党史、革命史肆意篡改涂抹，“党史陈列”方案几乎无所适从……以至于“28年党史陈列”的内容反反复复修改，一改就是9年。

　　“文革”后，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风云激荡之中，真理标准大讨论轰轰烈烈展开了。革博也认线年党史陈列”做了重大修改。这次修改，虽然仍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有些地方已经大胆地突破了当时的框框。比如，对建党时期的陈独秀、平型关战役中的、当时尚未平反的等都给予了一定表现。而这些修改，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看到陈独秀的名字，高兴地说，我就是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陈独秀变坏是以后的事。看到只给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展出合影照片，打趣说：“这两个人一直和我们合作到死，给人家出张照片嘛，怎么那样吝啬!”她还说：“千万不要把我们党孤立在革命博物馆里，不要搞关门主义。”

　　看到烈士照片尺寸小，而活着的人照片和油画大，不平地说：“历史不要按照我们活着的人的地位去摆，你们是革命博物馆呀。”

　　再整改后的展陈，对瞿秋白、李立三等犯有“路线错误”的党的领导人不再一味批判；对过去不提的党外人士，如何香凝、冯玉祥等均有所记录；出现革命烈士100余人，除员外，还包括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

　　1979年10月1日，修改了9年的“中国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于国庆30周年之际开放，这也是革博基本陈列时隔13年后首次对群众开放。

　　历史学家任继愈给革博写信：“看了党史展览，我们这里的几位老同志都觉得你们思想解放了，开始恢复了我党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好传统。”

　　“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用绿绒作大柜子的背板，五线谱弯曲着飘起来（因为周恩来是唱着《国际歌》走的），柜子里放了三件文物：第一件是总理的台历，时间停留在1月8日；一件是他生前戴的“上海牌”手表；一件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这三件文物摆在一起，言简意深。

　　“百年诞辰纪念展览”也有一个大柜子，用了两件展品：一件是逝世后，专案组拍的遗照；另一件是骨灰盒，上面写的是“刘渭璜”的名字（当时在外地火化，不能用的真名，用他上学时的名字）。这些都有一种控诉感，非常打动人。

　　设计这两个展柜的是原革博陈列部主任苏东海，在他心中，博物馆不完全是政治教科书和知识殿堂，更是情感的殿堂、艺术的殿堂。

　　改革开放后不久，革命博物馆将“党史陈列”扩充到“革命史陈列”，到上世纪90年代，“近代化”这条线索在陈列中逐渐充实，但还要进一步研究，不成熟，所以1996年修改的陈列没有冠“近代史陈列”名称，而被称为“近代中国”。

　　直到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中国革命史基本展陈的主旨也从此明确。无数革命前辈，披肝沥胆、栉风沐雨，所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代中国的革命之路，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2003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合并组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2007年3月至2010年底，国家博物馆进行了改扩建工程，是目前世界单体建筑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如今，110岁的国博拥有自史前至当代的143万余件藏品，已成为可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比肩的世界一流博物馆。

　　“中国通史陈列”变为“古代中国”，以反映古代中国文明为主线，以历史朝代来划分，用文物来说话、来表现，而非教科书式的语言方式。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如何绵延不息，灿烂辉煌。

　　“中国革命史陈列”变为“复兴之路”。主要是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屈辱、抗争、探索、复兴的一个个厚重的历史节点，回望纵横捭阖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

　　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历史和人民是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中国又是如何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直到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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