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刚刚谢幕的第29届奥运会，在实现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庄严承诺的同时，为北京、为中国创作出一大批新的标志性建筑，建筑承载理念、建筑塑造城市，建筑使奥运创意成为可能。以至于当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有不少媒体要求我不仅应撰文写北京奥运建筑，还希望一并呼吁要开展21世纪初的北京“新十大建筑”评选活动。无论是评点伟大城市及国家“赛事”背景下的北京奥运建筑，还是无数引人注目的奥运配套设施，也不论是我们该怎样思考北京新建筑将带给这座正步入国际化行列的都市影响力，中国改革30年对设计的鲜明性的开发作用等都需要建筑界人士要从战略上去思索这些问题，因为面对即将到来的共和国60周年的庆典，建筑界实在应有些举措，而这些举措应是展示给世界的，应成为对世界建筑界的中国贡献。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建筑创作》杂志社均尚未接到要“盘点”中国建筑设计60年的任务，但为什么我自身有某种负重感呢？恐怕是责任，恐怕是由于这些年从事前瞻性传媒工作所具有的自觉意识。事实上，在2006年12月出版的“中国工程勘察设计五十年”丛书第四卷《建筑工程设计发展卷》中笔者应邀完成了“综述”第一章，其中概述了中国建筑设计50年，特别从七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建筑设计50年的基本经验。它们主要是建筑设计理论、建筑设计的创新、中国建筑和建筑师在世界上的地位、工业建筑的发展、建筑艺术水准、中外合作设计、特大型建筑工程项目等。我以为对中国建筑设计60年而言，不是只在过去“编年史”上增加21世纪以来的一大批新建筑，而是要从整个国家及城市文化的视角再去品评其新概念，并从中发现一批新建筑背后所反映的城市化进程及其新“风景”。

　　建筑中国60年的建筑分析不是独立的问题，它极有赖于业内系统化的城市化演变评析，这种评析会使新建筑的出现变得有所依据。从大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经历了两大历程，其一是1949年～1979年间的曲折历程，其中有正常上升期（1949～1957年）、剧烈波动期（1958～1965年）、徘徊停滞期（1966～1978年）；其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我国城市人口从1980年的19.39％，提高到2000年的36.22％，超过了印度和一批低收入国家水平。但必须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时段中，虽然城市化率不断上升，但出现了不少没有特色的城市，因为大江南北，一眼望去，无论是办公建筑，还是大学校园类的作品太雷同，缺少个性设计的项目钻了城市化建设要快的“空子”，社会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浮躁心态，使建筑丧失了传承文化的功能，变成了不能表达语义的“同一词”的堆砌，到处是“欧陆风格”的媚俗建筑越来越无法掩饰住建筑文化本身内涵的贫乏。也有国内评论家在总结50年前的大城市建筑时说，面对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喜之者欢呼其为“日新月异”，而厌其者称之为“面目全非”，而在国外基本上对新中国建筑的高度评价也一直停留在少数北京50年代“国庆十大工程”等项目上。必须承认是新北京、新奥运的追求，给北京城市面貌以几个点上的新奇变化，在奥林匹克公园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三大特色项目；在北京CBD出现了国贸中心建筑群及其在颇受争议中胜出的CCTV大厦；而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巨蛋”因其建筑与艺术、建筑与音乐的完美结合，也说明并启示了一大批传统观念作祟下的不拥护者。如今它们已成为用建筑塑造并反映北京城市精神的项目，它们的品质及其影响力越来越为世界所承认，当之无愧不仅是中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也令世界建筑界所仰慕。在用建筑项目去“盘点”历史的过程中，尤其发现之所以我们似乎找准了建筑创作的方向，其功绩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国家精神，得益于我们广博地吸引并发展自身的建筑文化，得益于理性对待国外合作设计背景下的原创设计能力的再挖掘，这些都是有待于总结的建筑设计的发展史料。

　　纵观北京历史上三次不同的“北京十大建筑”（详见附录）会发现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及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可以说完全是以政治为背景的产物。已故的著名建筑大师张镈先生（1914～1999年）曾回忆道：当时中国的“”之风已鼓动起来，而中苏关系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大肆攻击中国，所以中共中央在时强调要搞几项经典工程，向世界证实中国的新面貌及实力。1958年9月5日确定国庆工程任务，10月25日陆续放线开工，仅用了一年时间，到1959年9月全部完成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迎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1959年10月完工，现已炸毁后新建）共10座，总建筑面积67.3万㎡，为此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尽管50年代十大建筑不一定代表建筑师创作的意志，但其意义至少表现在：⑴它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⑵建筑中的集体创作，注定了建筑作品的折衷性而不具先锋性；⑶在当时即出现了多样化的创作手法，是极其可贵的，在新技术上暗含国际潮流，做了诸多以新结构为切入点的中国建筑的新探索；

　　8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项目产生于1980年1月1日～1987年12月31日期间竣工的作品，它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这时的作品强调“适用、经济、美观”的建筑方针，其入选的作品涉及文化、交通、旅游、园林、艺术、历史等功能建筑，既有现代的，也有民族的；既有中国人设计的，也有外国建筑师的作品。8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评选是首次通过专家评议，最终由广大市民直接投票选举，它较50年代国庆“十大工程”的政府性进了一大步。这里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有些在建筑师心目中艺术价值很高的建筑榜上无名？为什么有些建筑师感到平淡无味的建筑却受到市民的推崇？是公众的建筑欣赏力不高，还是建筑师太脱离现实。我以为，一个真正的优秀建筑作品，不但能获得专家们的赞赏，也会换来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所以，8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留给建筑师的思考是：建筑创作如何保持多元化的格局；建筑创作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运用好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对与城市形象和公众关系密切相关的建筑项目更多听取公众的意见，避免形成永久性遗憾；

　　20世纪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于2001年5月15日正式揭晓，它是又一次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的大检阅，人们在祝贺“十大建筑”诞生的同时，也该思考一下已经成为城市建筑品牌记录的“十大建筑”丰碑般的含义及影响力。在本人主编的《北京十大建筑设计》一书（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中，原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在接受《建筑创作》杂志社专访时所言“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与过去不同，它充分反映了专家和公众的心声，这次共有60多万封来信投票，体现了公众关心建筑及建筑在城市中的重要性”。纵观“北京十大建筑”评选不仅要继续北京新十大建筑创作思想的研究，更要思考并营造一种氛围让建筑文化走进公众。

　　如果说北京历史上的十大建筑评选树立的建筑“丰碑”已令世界瞩目，那么21世纪迄今的8年，伴随着“新北京，新奥运”建筑的迭起，北京的建筑新地标，更牢牢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2008年元月我主编出版了《北京新建筑指南》一书，它全面记录了自2000年至2008年北京新建成的主要建筑项目，在中国建筑师分会的支持下确定了近80个代表性项目（其中2008年奥运工程12项），我之所以编撰该书缘于两件事的启发：其一，由“新七十奇迹基金会”发起，全球超过9000万人投票参加的“世界新七大奇迹”评选结果2007年7月7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揭晓，它们依次是：中国万里长城、约旦佩特拉古城、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像、秘鲁马丘比丘印加遗址、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墨西哥奇琴伊察玛雅城邦遗址、印度泰姬陵。尽管对此有人说其评比商业色彩过于深厚、有人怀疑其评比的权威性等，并对长城当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的事实也呈现多元化的争论。我则认为，如当长城选票落后时，许多人已焦虑万分，当长城胜出时，又有人质疑指责，对此不难设想，如果真的长城真未中选，恐怕定会招来另样的疾呼吧！因此，我以为，不论评选还是编书选项，贵在要有明确的取向，难求永远的平均和平衡，如果真持此心态，我并不认为评选世界“新七大奇迹”会混淆历史视听，会传递消极信息；其二，2007年7月10日英国《泰晤士报》说，该报已评出全球正在建设中的十大“建筑奇迹”，它们依次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埃及吉萨大埃及博物馆、阿联酋迪拜布吉大楼、耶路撒冷的“宽容博物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扩建工程、罗马国立当代艺术博物馆“maxxi”、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址、伦敦主教门大厦、纽约世贸中心重建工程。《泰晤士报》在评论中说，它们属正在建设中的十大最大、最重要的建筑工程，这些建筑都让人过目不忘，也有少数颇有争议，但多数可称得上是建筑的奇迹。在谈及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事务所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的建筑与价值时，设计师正通过这座体育馆测试大量最新技术，一切努力均是为了实现将“表皮”和“建构”融为一体的新建筑梦想。无独有偶，拥有130年发行历史的著名建筑专业杂志《建筑新闻》也在最新一期的特刊上评选出“令人惊异的世界十大建筑工程”，其中中国2008年奥运的国家体育场和央视新址同样赫然在列。

　　对于21世纪初叶的北京新建筑我们可以有充分信心地说，北京建筑不仅令世界瞩目，或许正在变成一种自豪的令世界建筑界检阅的项目，因为它们是可以写入北京城市发展史的精品建筑。

　　钢骨“鸟巢”耀眼世界。当你看到这貌似“鸟巢”的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时，相信你一定会惊骇于自然界的巧夺天工竟然能被人类给无限次地放大。规模最大、用钢量最多、技术含量最高、结构最复杂，这些“世界之最”均由国家体育场独揽。如今它不仅是北京的新地标，也是中西方建筑文化融合的典范。以至于2008年元月英国首相布朗在参观“鸟巢”后说“这是个了不起的运动场，它将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伟大贡献”。

　　安德鲁和中国国家大剧院。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对他的“愿望蛋”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有一个愿望，希望所有人，无论贫穷或富有，都能有机会亲自走进他的建筑里，接受艺术的感染和熏陶。现在不少人说，喜欢夜晚的国家大剧院，因为夜幕中剧院外墙上会亮起点点“星光”，仿佛不知不觉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步入了另一个艺术的殿堂，对此安德鲁说“我希望人们走进国家大剧院时，是一个把心沉淀下来，远离尘嚣，预备接受艺术洗礼的过程”。

　　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首都机场T3航站楼。为适应首都航空业迅速发展及2008年北京奥运需求，T3航站楼被定位为一个国际、国内综合型枢纽机场，其目标是争取达到2020年旅客吞吐7200万人次的服务能力。每一位置身于此的中外朋友，都会为它集观赏性与功能性于一身的现代设计手法所感染，有专家将这些归纳为T3航站楼建筑的众多“看点”：即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巨龙昂首卧于北京的东北方向；它不仅建筑外形在时尚元素中融入中国古典意象，景观设计也凸显深厚文化底蕴；国内机场首次运用大规模自然采光设计，人文关怀融入细节；方向清晰、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国际最先进的自动分拣和传输系统；高度信息化的系统使T3成为数字化机场；拥有世界领先的助航灯光系统等。

　　虽然上述仅仅是北京新建筑中的代表性作品，但它们同数百计北京新建筑一道正成为影响城市布局的“风景”，愿我们关注北京的城市阅读，相信你必将从中发现并感受到这座城市建筑越来越多的新气象。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行列中，欧洲一直走在前列，但其中的许多变化也难以为世人所察觉。许多有识之士在不断审视过去保护经验之余，更着眼于现实的困境，如该怎样对待数量日增的保护建筑和保护区域；为了当代和未来城市建筑的需求，要保护多少建筑物及历史城镇与街区呢？事实上，要求我们不仅要预测未来的艺术品位及价值，也要论断未来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实上，不少为世人喜爱的建筑、景观正从人们的视线与旅迹中淡出，却有越来越多的以前不被注意的“建筑风景”正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欧洲古堡及乡村游不仅正成为“时尚”，而且还极其频繁地登上了各类城市与建筑的明信片。建筑遗产保护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筑遗产保护凸显的问题不仅多且越来越尖锐。

　　如上所述，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国庆十大工程”的经典建筑华侨大厦，因诸多难以说明的原因被强行拆除了；令世界建筑界尤其是医院建筑设计师学习的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儿童医院附属建筑，曾被定为20世纪中国建筑经典（中国只选出20年项目），后又在2007年被市政府定为北京188个保留建筑，奇怪的是竟在报刊上公布这则保护名单的前夜又被拆掉了；于1908年建成的济南老火车站，曾经是济南市的骄傲，也是建筑学教科书中的范例，其坚固的构造设计会让它再支撑100年，然而为了建新火车站，它却在1992年被拆除了；上海音乐厅建于1930年，原名南京大剧院，是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范文照、赵琛先生设计的，也属上海现存的最老的华人建筑师设计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音乐建筑，是上海文保二类单位，按法规“建筑的立面、结构体系、基本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内部装饰不得改变，其它部分允许改变”。2003年由于上海城市建设的需求，上海音乐厅被整体平移，同时按保护要求进行了修缮。由于整体平移，原与民房紧贴的两面墙变成了外墙，必须重新设计。为了做出“整新如旧”的效果，设计者还特请宜兴某仿古砖陶厂，研制了质地色彩与音乐厅墙砖非常相似的“旧砖”。在这里尽管“新与旧”做到浑然一体，但却违反了保护的可识别性原则，从而使上海音乐厅的历史沧桑感大打折扣，是否真正的历史原迹变得无法求证；2008年2月23日，设计百年寿命只用了11年的上海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开始拆除，它不仅说明城市规划设计未着眼于整个系统，更质疑城市建筑的科学民主决策程序；始建于1932年的广州白云机场是“八一通航”、“中巴通航”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及发生地。该航站楼大厦于1948年动工，1949年7月建成投入使用，该建筑由于受到当时美国机构航站楼设计风格的影响，其建筑形式及风格无不体现现代航空建筑的特点。可如今广州旧白云机场航站楼被改造他用，已面目全非，有历史学家及建筑人士十分痛心该建筑的处境，认为它是正在消失的历史文化建筑，现在的作法无疑在促使它“非正常死亡”。

　　我这里举例说明多座城市无视传统历史建筑，其后果适得其反，因为他们几乎不懂何为城市文化，何为倍受尊重的城市文化。我以为，没有载体的历史文化等同于死亡，我更以为没有历史年轮的城市难成为令世界认同的国际化大都市。面对正在开展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活动，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多次明示要求我们能以规划设计界的敏感去把握1949年以来新中国优秀建筑的总体状况，应该说由于国家缺少对这批现代建筑的保护法规，使相当多的“历史”建筑未列入保护范围，现在的情形是只有靠业主自觉性去保护，处于一种不仅被动且危险的境地。说其被动是指无从在资金、物力上予以有效支持，说其危险是因为有相当多的现代建筑，就因为几十年失修或因“文革”时挪作它用而被“废弃”，所以人为地被进入要拆除的“黑名单”，面对城市的建设性破坏，面对因种种活动需要而改变城市面目的“三边工程”，我以为我们能做的必须是确立法规并强化监督。虽然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反复从“文化遗产”角度解读并分析它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并强调它们将成为一个城市的全记录，城市的存在必须要通过不同时期的文化遗产清晰展现。20世纪以来的中国建筑遗产内涵丰富，有不少项目背后是见证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体现着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自强不息的各界志士及劳动者的精神风貌，所以是更加宝贵的财富，它们已成为21世纪建筑界奉为至宝的经典建筑。如今的奥运新建筑再好，它只代表21世纪初叶的北京新貌，它无法取代20世纪50年代末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同样现代照明与舞台技术高超装扮下的国家大剧院则无法取代位于动物园附近的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更不能因为有了CCTV新办公大厦就忘记了50年前开播中国电视的转播建筑及设施

　　作为新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策略这样的政策性、规划性大事，我更以为不可简单论之，它应该融入当代中国建筑设计问题研究的使命、宗旨及方法论之中。基于此我有三点考虑及建言：

　　其一，城市的时光如何重来。于2008年8月7日部分开街的前门商业街已吸引了数百万中外宾客，由于它是历史上直接连通皇城气脉的地方，老北京百姓称它是“最好时光”的市井文化区，是旧城与新城规划都绕不过的重地。当人们赞美了开街后的前门时，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讲，最是风景要看不足。此线年北京市圈定前门、大栅栏开展文保区试点。具有600年历史的前门文化会在这番改造中荡然无存吗？争议之声迄今不止。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曾引以为豪的3千多条旧胡同，保存至今只剩下不足500条了，更何况全国各地“修旧如新”的大量粗陋改造、格调低俗的所谓复制建筑的出现，都成为众专家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的任务是要让城市中类似前门商业街改造之类的大型项目要作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能因城市发展而改变原有构成要素，万不能为了全部升值的地产商需求，“食”掉城市中最宝贵的地段。

　　其二，要从文化整合上看待建筑遗产保护。我们诸多大城市为了发展干脆抛弃文化，一拆再拆。而相对于蛰居于远东一隅的澳门，无论对葡国还是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地，可在这里却庇护和保存着中国内地逐渐磨灭的古老事物。因此，保护澳门建筑文化的独特个性不仅应了解澳门“文化遗产”的背景，更要为重要的可恢复建筑做好“记忆原型”的整合。所以，借鉴澳门的经验，对我们确定有效的建筑遗产保护策略有益。对于建筑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中西两种宗教文化、两种宗教类型的并行发展上，对于建筑文化延续性，澳门较好地处理了中西“异质”城市空间形态相遇之后，如何进行相互嫁接，形成一种澳门式的“宗教商市”的城市格局。正是这样当两种文化难趋同且超规时，也能不拘泥一种原型建筑而做自由发挥；这一点尤应给国人以启示：为什么我们在建筑形式上总站在“十字路口”，或偏重于民族形式或偏重于现代主义形式，这种摇摆不定给建筑遗产的保护形成障碍，怎样定标准？如何保护那些优秀作品？

　　其三，保护措施及相关法规将支撑建筑遗产事业。科学精神与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有助于构建建筑遗产保护的平台，在此基础上梳理问题、建立框架、扩大共识、会极大地推动新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从调研出发，确定真实的保护措施，在此基础上划定保护范围；进一步要意识到随着1986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了“当代建筑申报世界遗产”的文件，内容已经较清晰包括近现代建筑遗产的定义和如何运用已有的世界遗产标准评析现代建筑遗产。但与国际背景相比，中国尚缺少建筑遗产保护条例等法规，甚至缺少《新中国优秀建筑保护名录》，这不仅对于恒久保护建筑遗产不利，就是对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也缺少必要的现代城市建筑法规文件，使保护与破坏无从评价。为此本文建议要在相关立法启动的同时，将编研《新中国优秀建筑保护名录》项目予以落实，扎实有效地在共和国60周年前夕提交该报告集，为文化遗产保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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