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二十年前——2003年春天，北京大学计划对教师管理体制做一次大的改革，俗称“北大改革”。有人将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传到互联网上，立即引起激烈争议，赞成者有之，反对者的声音更大，在校内外、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著名旅美作家查建英历时两年，对多位北大教授和有影响力的学者做了访谈，写成《北大，北大！》一文，如实记录了围绕这次改革的不同观点。二十年过去了，今天如何评价北大的这场改革？仍然可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读这篇文章，对理解今天的北大和中国的高校体制，仍有启发。在“北大改革”20周年之际，经作者授权，本公号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毋庸置疑，相较推行政令之艰辛、获取成功之难料以及执掌权力之险峻而言，创启新秩序所具难度无出其右。所有旧秩序的受益者都是改革者的敌人，而改革者仅会从那些可能受益于新秩序的人当中得到半心半意的支持。此种半心半意部分源自他们对手握法律权杖政敌的畏惧，部分则源自人类的疑心。若非亲历，他们不会真正相信任何新生事物。

　　我的朋友刘东是个热情而多彩的人物。这位北京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有着伟岸的身躯和壮硕的头颅，讲起话来声若洪钟。“如果没当学者，我肯定是个歌剧演员。”他对我说。年轻的时候，刘受过男高音的专门训练并曾认真考虑过是否要从事歌唱行业。直到今天，他一有机会便会炫耀他的发烧级音响系统和歌剧唱盘收藏。为了展示自己的声乐才华，谈话聊天中他随时会找个理由给你来段著名的咏叹调，尔后一脸孩子般的笑容，等着你的夸赞。不过，与他在生活中对思考和讨论的热爱相比，歌唱只是米粒之光。朋友圈中，他的好客与健谈颇有些名气，做他的客人通常也意味着做他的倾听者和辩论对手。刘极善于把对方带进马拉松式的讨论之中。

　　“北大改革”是近来让刘着迷的一个话题，这场讨论不仅吸引了刘和他的同事们，而且也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因为北京大学——或“北大”，像大家叫的那样——不但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学府，也是人们钟爱的偶像。一位熟知北大变迁史的美国学者曾对我说过：“对中国人而言，北大真可称得上是集哈佛、剑桥及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三校于一体。”提法虽有夸张之嫌，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作为国家历史上第一所“现代”的大学，北大始终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二十世纪初叶，北大教职员名单几乎像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名人录，其中包括了胡适、钱穆这些誉满天下的学者以及鲁迅、沈从文这样的伟大作家。北大的总是发生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并引发了一些对国家政治进程具有分水岭式影响力的事件。北大校园是早期中国创始人传播思想和理念的舞台(李大钊曾在此授课，青年曾是图书馆职员)。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痕迹在此随处可见：俯瞰未名湖的地标性建筑博雅塔是由一位美国建筑师所设计；湖边一栋花园洋房曾属于美国著名的传教士教育家约翰·司徒雷德 (John Leighton Stuart)，他担任过燕京大学校长，而燕大后来又与北大合并；蜚声中华的爱德加·斯诺 (Edgar Snow)长眠湖畔。于是，北大校园不可避免地蕴含着许多喻意，并由此逐渐演化成了一个有些不堪重负的象征。

　　以此而言，作为二〇〇〇年才成为北大教员的刘东，只要谈及北大必带出强烈情感也算是常情。他喜爱的待客之道往往是带着造访者悠哉游哉地漫步于校园一条条幽静的老旧小径上，娓娓告曰此地乃中国“贵族精神”一息尚存之一隅。随后，他通常会抬出费正清传说中的名言：“我非教徒，哈佛就是我的宗教。”

　　“也可以这么说”，刘东此时多半会补充道：“我非教徒，北大就是我的宗教。”

　　北大是我的母校。我八十年代初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而后赴美。有一次我对刘打趣说，他对北大有一种宗教皈依者般的热情。他笑了，轻轻摇了摇头，不好意思地坦白说，北大其实一直是他的梦中情人：成为北大教授的十五年前，他曾写过一部关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大传奇校长蔡元培的浪漫话剧。写作那部话剧时，刘是南京大学年轻的讲师。该剧从未排演，但北大始终是他心中的偶像。当她终于揽其入怀之时，刘东必是梦想成真。

　　北大在众多中国人心中占据的爱和偶像地位或许就是“北大改革”之争如此激烈的原因之一。我第一次听到对此话题的讨论是在一个北京艺术家住所的晚餐聚会上。大约才十几分钟，交谈就变成了争辩，并很快升级为大声喊叫。对刘东来说，这个话题永远会引发他的滔滔洪论，而这些高论总会导向那个感情色彩浓厚的结论：对北大这样独一无二的学府，最好的做法是“呵护”而非“改革”。“如果就因为这个把我说成是保守派”，刘说，“那我就是保守派。”

　　该方案起始于二〇〇三年「非典」期间，当时北京城正处于检疫隔离期，校园活动几近停滞。北大校方向各院系主任送发了一份旨在征求回馈的文件，而这份文件竟鬼使神差地出现在了互联网上。虽然披着乏味的专业名词外衣，但文件中提议的变革内容却意义重大。“全员铁饭碗”的旧体制将被摈弃，并代之以一个美国式的“终身教授晋升”体制，尽管这一终身教授资格只会授予正教授；讲师和副教授将被给予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之后则“要么晋升，要么退出”；北大不会再沿用传统做法聘用自己的毕业生，而是通过一个“全球公开招聘”举措来填补空缺，至少一半的工作岗位将留给海外的应聘者，校方将邀请校外观察员参与教职员晋升及评估流程；专业排名持续垫底的院系将被关闭整改；北大教员应能以英语授课。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具竞争力的制度，文件中还订立了其他一些涉及教职员管理的具体办法。

　　该计划引起的反响，有如一枚炸弹扔进了一个涟漪不起的水塘。一时间，北大官网和许多其他网站上充满了火药味十足的评论。北大及其他大学的教授——包括许多海外华裔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其中不乏阐述详尽的评论文章，尖锐的观点清晰地分成两大阵营。支持者一方，许多是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理科和社科学者，他们称赞该方案是向中国大学姗姗来迟的改革迈出的勇敢一步。批评者则很多来自在本土接受教育的文科学者，他们称此方案为“休克疗法”，是傲慢的北大校方高压式的误导性举措，它盲目抄袭了美国教育制度，无情地背叛了北大教职员。

　　不出数日，嗅出了“血腥味”的主流媒体便迅速全方位介入：报纸报导、电视专题和杂志特刊纷至沓来。记者们为采访北大的官员和教授穷追不舍，将争议瞬间从学界拉入公众视野。在尚未从非典袭击中完全恢复的北京，北大改革已演成一场新的热点论战。几年前，当北大参考哈佛大学的课程表设计自己的“核心课程”时，校内一些历史系和哲学系的教授就曾投书《人民日报》，指责北大具有哈佛情结。但较之于本次争论，那次的反对之声实属小巫见大巫。

　　媒体喧嚣之巨与负面批评之厉令北大始料未及。校方随后在六月发布了方案的第二稿，其中对初稿里许多“引发众怒”的条款进行了限定和修改。然而如此迅捷的妥协既让激进的支持者失望，也未使批评者噤声，更多评论如潮涌来，争论持续发酵。半年一晃而过，应为定稿的第三稿文件仍未露面，「北大改革」之争亦未尘埃落定。到了十二月，却已有三本关于争议的文集面世，转年一月又出版了第四本，而更多的论着正付梓待印。教育界对此依然热议连连，其中不乏毒汁四溢之论。公众的好奇心也未退去：只要面对媒体，北大官员都会遭到关于“改革”问题的狂轰滥炸。

　　次年一月，中国最大的电视网络中央电视台在其广受关注的栏目《对话》中推出了长达一小时的访谈节目，两位对话人分别是北大校长许智宏和正在北京访问的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列文 (Richard Levin)。访谈中，主持人理所当然地把北大改革的问题甩给了许智宏。许回答说北大将继续改革，但强调改革将会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休克疗法”。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家，自己从不相信激进的变革，中国改革的经验也证明激进变革是没有前途的。列文校长最终对北大改革表示了赞同，他说，如果自己是北大校长，他也会如此去做。

　　节目进入尾声时，许谈到了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艰辛，他必须同时面对如此众多层面的现状。他说他嫉妒美国的同行们有一个现成的良好体制可以依赖，在参加国际会议之后还可以有闲暇携妻游山逛水，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则需匆匆赶回家，因为那里总是有成堆的工作在等着他。“在中国当大学校长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许不无感慨地说。

　　许智宏并非完全夸大其辞。就在他讲这段话的时候，闵维方——北大的党委书记和实际上的一把手——正躺在医院里，医生建议他住一段时间，因为他太需要休息了。闵一直经受着因过度紧张和疲劳而引发的失听症的困扰。

　　火山。生病。这让我想起北京一个知识分子朋友曾经概括描述中国大学现状的话：“问题如山，病入膏肓。”他是一个悲观派，属于那些“末日预言家”群体中的一员，多年来他们一直预言中国即将崩溃而又每年都在奇怪这事儿到底为什么还没有发生。话虽然说的有些极端，但持此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认为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大学痼疾缠身而急需改革的看法普遍存在：太多的行政控制；太少的学术自由；人浮于事；资金短缺；商业之风日盛；学术标准滑坡；缺乏流动；懒惰成性；近亲繁殖；拉帮结派；腐败成风。

　　但是，谁应对这些疾病负责？又该如何对症下药？分歧即由此而生。有人为此责备政府，另一些人则将现状归咎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有的为教授们缺乏骨气而痛惜，有的则将矛头指向短视的管理者和贪婪的官僚们。抨击者众但莫衷一是。

　　与此同时，教授们的生活状况则一直在改善之中。九十年代早期，我北京学术圈的朋友们除了书籍几乎别无长物，每个人都住在狭小的、堆满书的出租房里。而现在他们全都买了房子——空间更大，全新装修的公寓，而且享受优惠的贷款利率。其中许多人购买了更宽敞的第二套房，把较小的第一套出租，有些人还买了私家车。过去他们只能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现在他们不时光顾餐馆，度假旅游，免费参加在风景秀丽之地举办的各种会议。明星教授们——虽然还是刚刚出现的凤毛麟角一族——也加入了国外同行之列，享受着穿梭于世界各地、学术精英般的生活方式，在达沃斯、伦敦、哈佛和伯克利之间飞来飞去。九十年代前后，一个北大年轻教授的薪水仅是北京出租车司机收入的十分之一。当时学者社会地位之低可以从两个颇为流行的说法中得到佐证：“造的比卖茶叶蛋的挣得少”；或者：“穷得像教授一样”。很难想象，仅仅几年前还被看作是公众引路人和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昨天他还是牧师，今天他就被踢下圣坛，穷得像教堂角落里的老鼠。多大的心理冲击！但紧接着，这一切又变了。现在，中国教授的收入达到了一九八〇年以来的最高点。在就业市场上，学者生涯以其收入宽裕、职位稳定和受人尊敬而再次成为颇具吸引力的职业选择。所有这些沧海桑田般的变化竟然在弹指一挥间的二十年中发生了！

　　然而，激变并未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其中有种看法认为，从那年秋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被“驯化”了。国家物质利益(购房补贴，优惠房，肥得流油的官方课题费，“校办企业”执照的颁发，国内外学术市场上追名逐利的机会)“收买了”他们。他们成了一群装聋作哑的、腐败的合作者，在激动人心、令人不安、难言公平的致富大道上比肩疾奔。

　　那么知识分子们呢？应该说，知识分子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舒适，有些甚至变得富足。前一段时间，我问了两个北京的学者朋友同一个问题：“如今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得到了两个回答。一个说：“人人都在付购房按揭！”另一个只说了句成语：“土崩瓦解”。

　　中国有句古谚：识时务者为俊杰。以此而论，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是变聪明而不是变顽固了。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对这种现状逆来顺受。隔上一段时间，某种不和谐音就会划破沉默中的寂静，提醒人们想起他们为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那些妥协。

　　二〇〇三年十月，在一次北大举行的名为“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的研讨会上，陈丹青——受邀参加圆桌讨论会的一个艺术家——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北京的「都市想像」古往今来都为权力者所主宰。正是他们的意志，决定了北京的都市风貌，而普通北京人所能做的，就是顺从他们的意志，不断地从城区搬到郊外。至于北京的“文化记忆”，则要么百孔千疮，要么一片冰封。

　　发言结束前，他说他想讲个小故事，也许能稍稍把断裂的记忆连缀起来。故事很简单：说的是个男人，一个北京人，一个在黎明前逃走的人。当跑到美丽的后海一带，他忽然听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伴着树丛中叽叽喳喳的鸟啼声，传来一阵洪亮悠扬、拖着长音的唱腔。他停下脚步，倾听着，慢慢定下神儿来：这是老北京人练唱京剧时吊嗓子的声音，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都熟悉的那个北京的都市之声。

　　陈丹青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整个会场死一般寂静，讲完后片刻，一切彷佛停止了呼吸。忽然间掌声四起，经久不息。会议主办者数度试图插话，但听众们，主要是学生们以及为数不多的教员们，一直不停地鼓掌。

　　那天会后，听众中的一个学生在北大网站上贴了篇长长的报导，形容陈丹青的演讲，“使整个会场为之震动！”在一个人们说话越来越斯文、越来越拐弯抹角的年代，陈丹青的勇气深深打动了他。“但是我发现”，这个学生接着写到，“那些(在陈丹青发言之后) 对他表达感激和敬意的人中，没有中国大陆的学者。一个也没有。”

　　作为中文系的教授，陈平原是这次研讨会北大一方的组织者。那天，陈平原处理得非常冷静。陈丹青发言后，他只简单地说了句“今天的发言都很好”，旋即宣布会议结束。事后，陈平原告诉陈丹青，他打算将其演讲收入计划中的会议文集。陈丹青说自己不想给他造成任何“麻烦”。陈平原回应说他会做“一些出版上的调整”。当然，这意味着他将以该文集编辑的身份删除所有不适合出版的内容。陈丹青说没问题，只要需要，随便你删。

　　时间一天天过去。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没有惩罚降临。瞬间的激动烟消云散，事件本身也色彩褪尽，一如泥牛入海。

　　一位杂志编辑朋友这样评论此次事件：“陈丹青这些年来一直呆在国外，所以才保持了某种新鲜感和敏锐度。但他不一定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事件之后的岁月里经受的一切。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们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后就结束了。如此而已。”

　　我后来和陈丹青通了话。他说他“完全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经受了什么。“他们并不是不喜欢我说的话，我想他们是不喜欢他们自己，不喜欢使他们‘不能’说出我所说的话的那个环境。”他叹了口气，“其实我们都很可怜，大家都得吃这碗饭。”

　　他接着说：“今天的大学生活，不过是一份职业而已，都是个人利益。除非真正置身其中，成为这个体制中的一员，就像我得到这份工作时那样——我拿学校的工资，靠学校分房等等——否则你不会明白真相。”他描绘的真相，可实在不大美妙：教授们似乎大都是些自私的名利之徒，要么是虚伪的市侩，要么是窝囊的胆小鬼。他们对更崇高的理想无动于衷，也缺少真正的学术热情，只对维护和提升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有兴趣。真正的思想与学术争论已是昨日黄花，教授们真正为之奋斗的，不过是权力与物质利益而已。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学生对他们的老师抱着某种轻蔑，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老师们表现得像一群胆小鬼和伪君子。”陈丹青说。他也意识到，自己在大学里绝不会被完全信任，也不会被允许接近任何有权力的位置，因为他离开得太久了。“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个朋友问我有什么计划：是真想做些事情呢，还是混口饭吃。我说当然是要真正做些事情。但现在我明白了，我绝不会在这个体制内产生任何影响。”

　　刘东绝不会同意陈丹青的这一定论。尽管他自己留在了体制内，并为此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付出了代价，但他依然坚信，是的，一个人不仅能产生影响，而且还能参与创造历史。

　　八十年代时的刘东曾是活跃的公众知识分子之一。他是两套学术丛书的编委会成员，这两套丛书为普通中国读者翻译介绍了大批重要的西方思想著作，影响极大。他后来受到了审查，丢掉了工作，几乎无家可归。妻子弃他而去，带着俩人的公寓房。很多年间，他不断借住、租住，不断搬迁，其中三次还被房主赶了出去。现在，他名下拥有三套公寓和一部轿车。再婚后，他和年轻漂亮的妻子住在一套两百六十九平方米(大约三千平方英尺)的顶层公寓里。房子装修精美，有屋顶花园，装饰性瀑布墙，日本风格的餐厅，电影放映室，硕大的按摩浴缸，以及一间非常宽敞的图书室。

　　有一天，我们在他家葡萄架下喝着茶闲聊的时候，我调侃刘东：“这大概就是民国时期教授们的生活方式吧。你现在终于过得像他们一样舒坦了！”他笑了，自豪和满足挂在脸上。

　　之后刘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家装修得这么奢华吗？是为了我的学生。我经常请他们来做客，有时还在家里上讨论课。现在这么多的学生毕业后就奔着出国或是进入商界，我就是想向他们展示一下，做学问同样能过得挺好。」

　　但是，要在体制内生存，就要做妥协，对这一话题，刘东有些敏感。他喜欢讲述刘氏版本的美国巴顿将军和苏联朱可夫将军的故事。有一次，他问他的学生们：这两位将军，你们最钦佩哪一位？所有人都选择了巴顿。但是刘东告诉他们，朱可夫才是更值得钦佩的英雄，因为作为斯大林手下的将军，朱可夫必须在前线和后方两条战线同时作战。虽然为国家打了胜仗，斯大林却从未信任过朱可夫，甚至差点儿杀了他。而拥有指挥天才和军人信念的巴顿则目标单一。朱可夫必须应付更严酷、更为复杂的环境，因为他不仅要与国家的敌人浴血搏杀，而且还不得不为个人的生存而战！

　　讲完这段之后，刘东紧接着给我讲了他去看望一个中国学术界老朋友的事。这位朋友在事件之后离开了中国。不久前，刘东在伦敦见到了这位在当地居住和教书的朋友。“我敬重他崇高的道德准则和人格尊严”，刘东说，“他依然初衷不改，但这也意味着他很可能于自我放逐中在异国度过馀生，做个可有可无的教书匠，没有影响。如果留在国内，他能做的太多了！以他的学识，他的思想，他能为改变这个体制做很多很多事情！”

　　不要离开中国，紧贴故乡，否则你的工作将失去意义，你的生命将轻如鸿毛，你将与那些关心你、认可你价值的人形同陌路，直到孤身一人在地球某一个遥远的角落渐渐地被人遗忘——这些角落包括纽约、伦敦、巴黎。这种念头，这种恐惧，如此深刻地植于人们的内心，以致许多妥协变得情有可原——为了能留在“里边”。

　　或者，为了不被踢到外边。陈丹青不怕公开发言，如同他在北大研讨会上做的那样。他甚至把这看成是他的特权所赋予的一种责任。“恰恰是因为我有一本美国护照，所以我有责任说出我的同事们不能说的话。”作为教授的陈丹青，虽然对大学里面的生活以及无法“真正做些事”感到失望，但他仍然为中国发生的变化兴奋不已。“就算我放弃教学，回头过自由艺术家的生活，但只要我还住在北京，我就能在长安街上散步，感受这里的活力，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这样，我就是这个历史时刻的一部分。”

　　而且，他还能继续作画，著书，演讲。他只担心一件事：“我不想让事情发展到我不被允许留在中国的那一步。”

　　没人怀疑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目睹了二十多年显着的经济增长之后，世界终于被一个事实惊醒：二十一世纪的主导事件，可能就是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令人瞠目的转变。当其他国家还在急于分析这种变化对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平衡究竟是威胁亦或福音之际，中国政府则正忙着推进自己的工作日程。政府想树立一个新的形象：中国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国家，她想与世界“接轨”而非与之对抗。“接轨”一词成了当今中国的招牌语。另一个新口号是“科教兴国”。

　　和平崛起。与国际接轨。科教兴国。所有这些都描绘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这是我们新的发展之路，我们不搞军备竞赛，那种做法早已被证明没有赢家，军事不是我们的关注点。经济是，所以我们正在全球市场上做贸易。科学是，所以我们正在打造载人太空船。教育是，所以我们正在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

　　据说，“打造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表述，是北大一些行政官员在一次会议上凭空想象出来的。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项国家政策，一个预定在大约二十五年内达到的官方目标。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以其特有的认知和居高临下，领导下的中央政府似乎认为资金是至关重要的。

　　一九九八年五月，北大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出现在校园的庆典活动上。总书记在演讲中盛赞北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媒体对此进行了突出的宣传。在许多批评者眼里，这件事发生的场合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最负盛名的自由思想堡垒被傲慢的政治绑架了，知识分子的声音被弱化并屈从于党的声音。但是——一个对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有一种孩童般热爱的人——最终在此次北大校园之行中扮演了双重角色：老板和圣诞老人。他号召北大带领其他大学投入“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进程之中。为此，这位党的总书记宣布，在常规财政支持之外，国家将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再拿出十八亿元以助其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以往国家每年给北大的财政拨款只是区区两个亿，约占校年度运营费用的三分之一。与此相比，十八个亿可谓巨资。

　　到目前为止，这笔被称为“九八五项目”的资金已所剩寥寥。它帮助提高了教职员收入、加盖了一些建筑、添置了一些新教学设施。然而，北大是否已经非常接近“世界一流大学”了呢？在一个很少有人对任何事情持相同看法的校园里，所有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会是“不”。许多和我聊过的教授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就十分荒谬。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起吃午饭时刘东问我。“我们来举个明显的例子：哈佛。政府给了我们这个九八五拨款，然后要求我们去与哈佛竞争。但哈佛的年度预算是多少？这就像是给一部又旧又破的车子——比如我的小雷诺——加满一箱油，然后命令它去和劳斯莱斯比赛。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许多观察者对此持同样观点：资金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北大一直是中国高等学府里的头牌，但要想真正成为符合国际标准的一流大学，她需要进行深层结构的手术，而不仅仅是金钱上的输血。于是，现在的改革者——即此次北大改革方案的起草者们——介入了。对他们来说，关键是教职员，因为他们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与灵魂。那么自然的推论就是：如果你设计出一个制度，能过滤掉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而只保留一流学者，北大就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张永和，北大的一位建筑学教授，对我解释说：“北大最腐败堕落的地方是行政部门，为什么不先改革它？就因为这些部门太臃肿、权力太大，所以他们才把矛头转向既软弱又无权的教授们！”

　　刘东对此另有高论：“我们假设北大病了，病得相当严重。于是来了个医生给病人做了个检查，在他所有器官都出了问题的情况下，医生匆忙决定先拿病人的心脏开刀。这太荒唐了！因为病人的心脏是现在唯一工作得相对还可以的器官，至少比其他器官要好一些。这种手术很可能使病人一刀毙命！”

　　他的比喻让我想起一个流行于八十年代后期、对当时中国改革两难窘境的描述：“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

　　那时候，这句话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经营不善的大型国有企业，比如大工厂。后来，当政治改革看上去有些希望的时候，人们把它套用在了身上。这一次，它转而指向大学。

　　对于那位起草北大改革方案的“医生”(某些人眼中的“猛郎中”)来说，中国的大学在很多方面就像是那些病入膏肓的大型国有企业，因为两者很多病症相同，所以需要相似的治疗。

　　那年的张维迎是个四十四岁的经济学家。一九九四年，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之后，他加入了北大教师行列，成了当时不断增加的“海归”群中的一员。从一九九九年起，他一直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二〇〇二年，他被任命为校长助理，其特殊职责是管理所有北大名下的商业公司。北大的现任一把手闵维方也是个“海归”，他的升迁途径与张维迎如出一辙：获得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之后进入北大；担任校长助理并负责北大企业；副校长；校党委书记。

　　北大改革刚刚起步之时，张维迎被委以方案首席起草人的重任，他的生活忽然间改变了。

　　在疾风暴雨式的论战中，张维迎成了首当其冲的靶子。以文科学者为主的批评者们对张明显不信任乃至厌恶。这源自他的两个身份：一、他是经济学家。二、他是“海归”。对这些批评者来说，张是中国畸形改革的活例证：一个西方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把盲目崇拜的心态和半生不熟的方案带回了中国，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把局面搅得一团糟，还制造了许多新难题。就像典型的经济学家那样，他自信满满地依照市场的逻辑向前走，试图把北大变成一条高效生产线，一个有肌肉无人情的学术市场。他一心要搞标准化和机构精简，因为在他眼里，大学的运营基本上属于管理学范畴，而不是一种柔性的、微妙的艺术，运用这门艺术需要诸多条件，其中就包括管理者应该具有自由放任式的宽容，以及发现那些模子里刻不出来的、特殊天才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敌意是对国家强化管束大学的一种反弹。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官方在大学推出了各种新措施，内容涉及院系和教授的排名与分级、硕博工作站的甄选、发表论文的“核心”刊物的指定、科研课题的承包以及奖金评定等各个方面。这个由各种“量化指标”和“数码检索”组成的网络再与收入挂钩，以此评估及决定教授的晋升与薪酬。也就是说，一个教授的提级和年终奖数额，取决于他/她在官方指定的“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参加了几个官方批准的“科研项目”。教授们不得不无休止地填写各种表格和提交各种报告，以应付对他们表现的常规评估与监查。此外，在过去几年中，普通高校合并成“超级大学”以及系级单位“升格”为学院也成为了一种潮流。

　　所有这些新举措的理论依据就是一个词：“改革”——向懒惰宣战；用更科学的方式管理大学；以客观的标准分配资金。但是，由此引起的后果之一就是行政部门及人员数量的膨胀，其中包括了一些戴上学者“帽子”的官员们，他们头上增加了诸如教授及博士导师这类学术头衔。

　　文科学者们的反应尤为激烈。武汉大学哲学教授邓晓芒的抨击掷地有声：“这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世界一流的官僚体制’！”北大的古代汉语教授李零在一篇言辞锋利的文章中写到：“大学不是养鸡场。”他将此比作“学术泰勒主义”。在其题为“从北大到 McBeida”的文章中，黄子平——前北大中文系教授、现于香港任教——则将此称之为：“速食教育。”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是旧病未除又染新疾：官方控制尚未摆脱，又堕市场浑水。

　　在所有这些批评者看来，张维迎的改革方案是朝错误的方向又迈出了一步。更糟糕的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扮演着文化买办角色的“海归”们在塑造中国前途方面的影响力似乎正日益加深。

　　我和张维迎约了一起吃晚饭。直到见到他本人，我才发现之前听到的关于他的种种说法对我并无太多参考价值。我准点赶到时，张已经坐在了楼上把角的一张餐桌旁。我立刻认出了他：我资料夹里有一份六月份的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上印着他的大幅头像，颏下四个粗体黑字格外醒目：北大改革。那天晚上，张维迎身穿做工精细的藏青色西装和白衬衫，没打领带。他看上去比实际岁数年轻，脸庞清爽而端正，友善中挂着些菩萨像。银丝斑驳的头发和金丝框眼镜使他看上去与众不同，颇有学者气质。开始交谈之前，他让我想起那些着装讲究、乾净整洁的香港教授，但甫一开口，他的北方农村口音还是令我有点意外。

　　张维迎来自陕西，一个中国农村十分贫困的地区。父母和祖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童年时，他曾靠帮助小夥伴们写作业换玉米饼来吃。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尖子学生。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价格“双轨制”，旨在为渐进式经济改革铺平道路。文章在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学家会议上引起轰动，并最终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影响。那年，张维迎只有二十五岁。这篇文章使他得到了一份在体改所的研究工作，体改所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设立的重要的智囊机构。从那时起，张维迎逐渐成为一个活跃于中国经济改革前沿的人物，并且很快确立了学者兼政策顾问的双重地位。然而，一九八七至八八年度在牛津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出国深造。事件一年后的一九九0年，张维迎借助世界银行奖学金再赴牛津。此去四年，一九九四年获得博士学位。

　　那天刚开始吃饭时，张显得有些拘谨。我提到许多人对这次北大改革大为光火，他们认为这就是个“海归”的阴谋，其真正目的是用一个以“海归”为主的教职员队伍取代目前的“土鼈”(在国内受教育的)教职员。“有些‘土鼈’学者觉得你的改革计划给了‘海归’们某种优势，例如全球招聘、外部评估以及英语能力等等。这会导致更多的‘海归’进入北大，抢走‘土鼈’的饭碗。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简直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说。

　　张认真地听着，时而露出津津有味的表情，时而眉头微蹙。但是，当我提到方案中北大教授应能用英语授课这一条受到了最恶毒攻击的时候，张拉下了脸，不咸不淡地说：“我的本意不过是北大教授应该能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发言，这很过份吗？”

　　我觉得不过份，特别是在今天，在这个时代。但在火爆的争论中，他的意思被夸张到面目全非。它被诠释为改革者们自卑情结的证据：只有真正的殖民地臣民才会对外语如此顶礼膜拜！在其被广为引用的三篇文章里，甘阳——一位知名“新”批评家——指责张维迎的方案会让北大“千秋万代充当美国大学的预科学校”，是“为搞乱北大和中国高等教育而设计的”。他并且预言，这种改革将使中国的大学“放弃学术独立性，变成他人的附庸。”他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美国人。

　　“他们的论点缺乏逻辑。”为加强语气，张维迎说到逻辑时使用了“logic”这个英文词，声调里强压着愤怒。我们第一次通电话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一个新近见诸报端的长篇访谈中，张呼吁在公众辩论时应有一种理性和理智的精神，也就是“公共理性”。他显然将此看得很重。你可以批评和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请态度平和、不带偏见，立场前后一致且明确清晰。请不要将对方的观点断章取义而后加以鞭挞。请勿人身攻击。

　　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张维迎遭受过不少恶意攻击。署名文章之外，网上以笔名、匿名贴出的恶评铺天盖地，这正是中国新网络文化中的流行现象。张的一切都面临最阴暗的推测和质疑：他对北大是否忠诚，他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是否认同，他行为的动机，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资格。甚至连他的牛津博士学位也受到质疑：学位是真的还是假的？在和一个北大教授的私下交谈中，我也尝到了一点这种对人不对事的味道。尽管这位教授本人不是经济学家，但他还是不容分说就把张的专业学术水平贬为“一知半解”和“水份极大”。他确信张真正的野心就是当官，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设计了这个“改革方案”。北大现在的领导层既可以把方案当成他们的“政绩工程”来宣扬，以此加官进爵，又可以把它当作控制学者们的新工具：听话的得奖，捣乱的受罚，一切都以新标准的名义。“他是在靠出卖知识分子往上爬！”这位教授最后断言。

　　社会科学院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徐友渔也告诫我不要过于天真。“北大改革就是个政绩工程。”他的语气颇像个老练的中国政治圈内人。“如果你没看出这一点，你就还没有把事情看透。”徐很喜欢甘阳反对北大改革的那些文章，这连他自己都意外。仅仅几年之前，他们两人还在一次激烈的“自由派”与“新”的论战中针锋相对。但是这一次，徐友渔承认甘阳是反“北大改革”阵营中理所当然的旗手。他尤其认可甘阳对北大改革合法性的质疑。甘阳提出：因为北大是“国立”大学，所以除非“国家”通过新的法律予以批准，否则任何改革都是违法的。对徐友渔这样的“自由派”人士来说，法律的概念极端重要。

　　如此一来，张维迎基本上成了一个三重意义上的叛徒：作为公务员，他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而背叛了知识分子；作为西方国家的买办，他背叛了中华文化和民族尊严；作为一次违法改革的设计者，他背叛了国家。“他好像处于守势”，张维迎的一个老朋友对我说。“我想这场论战肯定把他伤到了。”我告诉她，到目前为止，反对方的声音远远高过支持方。“在中国推行改革实在是太难了”，最后她说道。

　　“我觉得最后他会被牺牲掉。”“被牺牲掉？被谁？” “还能有谁？被上头呗。”

　　那天晚饭后，张维迎通过电邮给我发了几篇他关于大学改革的文章。与那个冷静、技术性很强的北大官方改革文件起草人不同，张在这些文章中更为坦率，也更有深度。

　　作为一个热情中不失冷静的人，张完全清楚自己肩头担子的份量以及谨慎推理的重要。文集中最核心的一篇长文是「大学的逻辑」，由北京一家报纸对张的一次采访扩展而成。此文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分析既犀利又大胆。在张看来，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源于两点：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以及令人不满的教授质量。他对二者的批评均直言不讳。

　　张在文中写道，中国的大学是中国过去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们实际上是政府一手建立的特殊机构。所有大学的基本要素——比如资金来源、校长任免、组织架构、教员数量、课程设置、学位授予、招生额度、入学考试和学费收取——无一不是由政府决定并控制的。在此情形下，大学的自治权所剩无几。这不是真正的大学。这种体制下唯一的竞争就是以不健康的方式——经常是通过私人关系——去争夺政府的拨款和配额。因为这些争夺的结果往往取决于行政官员的手段如何，所以造成他们的权力过大并由此催生出臃肿的官僚体系。官员们整天对“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繁荣”喧嚷不止，但他们自己正是学术进步的拦路虎。“如果中国想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张写到，“我认为必须真正地、彻底地改变政府对大学控制的模式，大学必须被准许自治。否则，建成一流大学毫无希望。”

　　观点尖锐而直率。遗憾的是，张自己也承认，中国大学本身并无能力改变这一基本模式。谈及欧洲及日本政府在其高等教育改革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趋势时，张认为，中国的情形远比它们要差。与欧洲不同，中国的大学几乎没有自治传统，因而鲜有与政府角力的资源。在这个前提下，尽管此事既重要又紧迫，我们所能做的却只能是敦促政府更加开明。

　　但是张维迎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个指手划脚的批评者。他的人生哲学是人人都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改善环境。他认为，中国大学所能做的是一种局部改革。假如我们无法改变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我们或许能尝试解决另一个问题：令人不满的教师素质。张指出，中国对大型国有工厂的改革也是从解决小问题起步的，比如引入奖金机制和鼓励员工流动，然后逐渐深化改革。就大学而言，教师是最关键的因素。如果我们能设计出一种可以更好促进学术的公开性、流动性、竞争性而非拉关系弄权术的制度，那将有利于提升教师的素质水平。这也许无法解决政府控制的问题，但它可能有助于消除学术山头主义(位高权重的导师及其留校弟子往往形成此种山头)。它也许不足以建立一个世界一流大学，但它会使不称职的教师感到压力，同时吸引外部优秀学者的加入。简言之，方案或许并不完美，但能推动改革前行。

　　张维迎觉得，这一局部改革引发的激烈反应，恰恰证明它确实触到了某根敏感神经。也许，它甚至会成为今后更深层次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张最后表示，他相信这次改革将引起更高级别官员的注意。他们怎么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一个星期之后，我与张维迎在他的北大办公室再次见面。我想看看他的工作环境。

　　那是个寒冷的早晨，我有意提前到达，从南门走进校园。与我八十年代初当学生的时候相比，北大看上去变了许多。老校区还是老样子：未名湖畔的博雅塔，柳树和竹丛，斜坡上的松林，优美的中式庭院和民国时期典雅的青砖洋房——刘东喜欢向访客炫耀以证明贵族精神依然存于华夏大地的一切，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改变。但是，它们已经被新建的校区包围或是切隔。新校区中矗立着一座座现代风格的水泥玻璃建筑：教学楼，办公楼，大讲堂，音乐厅，学生餐厅以及扩建了的图书馆。这是些更大、更高、式样平庸的家伙，个别的头上加了个大琉璃瓦顶，算是在向传统致意。校园围墙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举目可见，北大九十年代创立并拥有的各种商业公司就坐落在楼群中。虽然这些环校而建的新巨人在审美上乏善可陈，但它们虚张声势的外观却勾勒出一种十二分的自信，一种对自己在金钱至上、实用主义风行的新时代里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势的自信。一九九三年，作为「开放校园，面对市场」的一个姿态，北大拆除了学校的南墙。墙虽然在二〇〇一年被重新竖起，但“市场之风”已然吹进了校园。“北大校园已经不再是一方净土了。”一位老教授对我叹道。

　　张维迎的办公室在这个新建现代化楼群中光华管理学院的二层。学院大堂的墙上挂着光华教授的照片和简介，其中不乏从西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海归”。张后来告诉我，大约半数的光华在任教授是“海归”，许多人都是张以“比我自己高得多的薪水”亲自招聘进来的。这似乎印证了我听过的一个说法：张维迎是想把他已经在光华实行了的「改革」推广至整个北大。

　　我走进他办公室时，张正在电话上。身着深色西装、系着紫色领带的他像往常一样忙碌着，作为副院长，他必须处理光华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电话中，他正在试图说服一位副校长来参加学院即将举行的 EMBA班毕业典礼。“请一定帮我们这个忙”，我听见他恳求道，“这个场合对学生们来说太重要了。”

　　北大有十多个副校长，可他却没能找到一位来参加典礼。他摇了摇头。我又一次嗅到了那种受挫的味道。

　　张的办公室宽敞但不铺张，每件东西都有各自的用途。中文和英文的经济学书籍填满了书架。目光所及之处，唯一的私人物品是一帧他的家乡照。见我好奇，张索性翻出一本相册，给我看了一些他上次回陕西时的照片。他老家的村子依然十分穷困：贫瘠的黄土地；村民居住的土窰洞；他目不识丁的父亲母亲；他读小学时的老校长；一群脸上深深刻着风沙痕迹的农民乡亲。站在他们当中，穿着POLO衬衫、戴着副眼镜的张维迎简直就像是个外星人。从孩提时代的小村庄到今天的北京大学，这个农民的儿子走过了漫长的路。

　　我们聊到了他校长助理的工作。这个职位分管的是北大的商业公司，一个从来都很棘手的难题。这些公司大多成立于九十年代，它们是北大“创收”的重要来源，年度行销总额在二〇〇二年达到二百亿元人民币，创下了当时中国校办公司业绩的峰值。但是张维迎认为，如此之多的精力和资源被投进逐利的商业活动，加之其特有的腐败和其他管理上的弊端，北大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学校形象也因此受到了玷污。

　　“过去十年中，对北大公司的报导比对北大学者的报导还多！”张的语气中带着责难。接手这份工作后，他一直试图使北大从过多卷入商业运作的环境中分阶段撤出，并且陆续停办了二、三十家北大校办公司。“这让很多人不高兴，但我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北大的名誉。另外”,说到这里他笑了，“我长了一张包公的黑脸，喝杯咖啡可以，但我不会去赴宴，也不会收钱。所以他们也拿我没什么办法……北大这么多的资源正在被挥霍，如果我的计划能够付诸实施，每年的价值至少有五个亿。”

　　我不清楚他是怎么得出这个数字的，但在那一刻，他听上去的确像个手中拿着计算器的经济学家。我想起了李强教授对改革方案批评者的驳斥：“他们说大学不是养鸡场，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些不下蛋的鸡就该滚蛋！但我说大学也不是养老院！”李强是政治学教授，伦敦大学的博士，也是北大改革方案起草团队的成员。他很不喜欢被贴上“海归”的标签，因为和张维迎一样，他也生长在贫穷的北方农村。“我们知道农村学校是多么缺少资金救助。中国的教育支出太可怜了，但国家却给了几所像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那么多的钱。”

　　“可怜”之说并非虚言。根据二〇〇三年九月发布的一份联合国报告，中国的人均教育支出低于——看仔细点——乌干达！整体教育支出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而其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三来自国家预算。李批评说，在北大，这一宝贵的国家拨款的使用完全没有效率。“为什么不拿出一些去帮助农民和工人？维迎和我只不过是想帮助节约些钱而已！”

　　然而，某些“资源浪费”，比如北大的人员臃肿，克服起来困难重重。除了官僚队伍日益膨胀，问题大多是拜老体制所赐，这在那些老、大院系尤为严重。以中文系为例，该系在历史上一直是北大的旗舰系，教员人数超过哈佛大学英文系。但是，中文系已经几乎用光了它的正教授编制名额，后面却有数十名副教授仍在排队等待晋升。文革时期招聘一度冻结，形成了一道过宽的教师年龄段鸿沟，使得在未来十年内退休人数过少，难以提拔新人。可是，能因为编制问题就裁员吗？这在中国还是不能被接受的，至少是在大学里。那些没有终身教授资格的年轻教师，往往比一些靠教龄获此资格的正教授学术训练更好、教学质量更高、研究能力更强；在此情形下，裁员尤其难以实施。而且，与包括哲学、历史、宗教在内的其他文科院系一样，北大中文系的入学人数急速下降。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大约半数中文系新生都是那些没有被第一志愿(比如经济系和法律系)录取而被“再分配”来的。历史系和哲学系的状况更为糟糕。在有的大学，历史和哲学专业的全部新生都是转系生。

　　但是在一些新近成立的院系，如光华管理学院或是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则完全没有这类问题。它们规模更加精简，财务上也更为独立。比如光华承办的 EMBA，因为课程是由光华的老师和美国访问学者共同执教，所以按美国私立学校的标准收费，学员也大都是中国富有的首席执行官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同样也有收费不菲的课程及研讨班可供选择。中心最初由一群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年轻经济学者们于九十年代初发起成立，资金来自香港、台湾和美国。中心现任的二十名教授全部拥有国外的博士学位，其中有些人是其他大学的客座教授，许多人还从私人公司、地方政府和国外基金会委托的研究项目中获取额外收入。

　　这些院系对张维迎可谓鼎力支持。我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三位教师交谈过，他们都热情赞扬张的改革计划。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对我说：“北大改革与‘海归’和‘土鼈’无关，它是在探讨如何对资源进行分配，是由市场还是由国家来分配这些资源。所以我所有的论点最终都指向国家的霸权。”周承认他是从密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的“教育担保人”理念中得到的启发。这一理念提倡把高等教育的选择权交给教育的消费者，也就是父母和孩子们。柏兰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及城市规划专家——对我说：“那些文科学者们不喜欢政府，这个我理解。可是他们也不喜欢市场。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喜欢的呢？”毕业于德州大学的博士陈平则把北大谑称为“一片封建领地的森林”。他说：“这次北大方案只是朝改革道路上迈出很小一步，如果我来做，我会走得远的多。”

　　他们的观点和情绪并不令人意外。作为时下需求旺盛的领域中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专家，他们在市场中拥有的优势足以使他们自信而乐观。但是对于他们那些文科领域的同事们来说，由于必须面对自己地位的边缘化和影响力的缩水，看法自然大相径庭。

　　然而，在这些领域不同、观点各异的学者中，一个不知进退的“海归”，一个直打硬冲、笃信“效率”和“逻辑”的经济学家却被任命为改革的设计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资深编辑告诉我：”张维迎人很不错，但是跟许多科学和工科领域的人一样，他可能对人情世故不大敏感。”她是张的老熟人，但同时也与很多抨击改革方案的文科教授关系很好。她说，作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争论者的微妙心理引起了她的注意：一些重量级的批评者自己已经是正教授，但在争论中，他们更乐于以捍卫晚辈同事利益的仗义形象出现；其他人私下里同情改革，却因为害怕惹恼反对者而不愿对方案公开表示支持。说到底，改革者有可能落败，而他们则将照旧与同一群同事在同一个校园里继续相处，多半还会相处到老。“我不觉得张维迎能领悟这种复杂的心理。他有点儿憨。”

　　我告诉张维迎，有些人认为他的野心是仕途。他看上去像是受了侮辱，同时又有些不屑：“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想当官，我为什么要来北大？”接下来，他这样解释他在北大改革中的角色：“我就像是个足球比赛中的守门员。因为我们队一直踢得太烂而且进不了球，我急了，跑到前场想助一臂之力。但这真不是我的工作。”

　　话语之间，他好像已经开始怀念那种仅仅做个学者的单纯生活了。在光华，张是学生很喜爱的老师并广受尊敬。在中国经济学家圈内，张维迎也赫赫有名。他是中国第一个讲授博弈论并编撰博弈论教科书的人。他在产权、企业理论、企业与政府关系方面的文章和论着影响很大，广受好评。他带头倡导维护民营企业权益，激烈批评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干预。二〇〇二年，他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年度经济人物”，成为该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人。

　　他说当官并不符合他的个性。你不能随便讲话，你得坐在那里熬过各种马拉松会议。“北大的会上有那么多的副校长和其他官员，轮到我发言时，已经该下班了。”

　　张维迎对牛津大学教授的工作状态深有感触：“他们的研讨课，就那么几个学生，但辩论非常尖锐，他们对此真是自得其乐。这是我在牛津学到的最好的东西：一个学者的精神状态。那种感觉就像一句老话说的那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到了二〇〇四年三月，对改革方案的热议终于冷却了下来。二月十四号，寒假后的新学期伊始，北大校方悄悄公布了改革方案的最终版。没有任何媒体宣传，校方明确表示该版方案并不需要回馈、辩论或是评论。这就是最终版，就是官方的新「政策」。而政策，毫无疑问，是要被遵守和执行的。

　　几个月前，当听到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一次讲话内容的时候，我已经感到了风向的变化。闵是在一次全体中层干部(党委、院、系领导)大会上讲这番话的。他说，从前一段关于改革的激烈争论中，我们要吸取一些教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避免“过度曝光”。他回顾了一九九九年北大进行的改革，那次改革把所有教授分成九个等级予以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发放相应的奖金，希望以此激励竞争。那时教授们的抱怨、牢骚同样很多，但工作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在闵看来，个中原因就是改革的精神被很好地传达到了所有中层干部，并使他们做好了准备。当时，学校领导是在校外召开的封闭式会议，与会者也达成了明确的共识。会议不允许任何人把文件草案带回家，整个进程始终处于保密状态，直到领导们对公布后可能产生的压力胸有成竹。

　　这一次本来也想按上次的方法操作，可“非典”爆发后，为了躲避面对面开会可能带来的风险，方案的草案送到了中层干部的手里，因此导致了网上的泄密。从这次会议开始，闵说，必须避免“炒作”。为了完成改革，我们需要保持敏锐的头脑，而且“必须有人承担正面的压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则应该“低调，务实，稳健。”

　　在把批评者的责难淡化为“误解”之后，闵维方重申了北大领导层继续改革的决心。但他同时告诉与会者，改革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中。校方一直在筹画给予院系领导们更多的权力。对国外一流大学进行了分析之后，领导们发现，强有力的中层管理是哈佛、耶鲁和斯坦福这些优秀大学的共同特点。现在北大也将朝此方向前进一步。但更多的权力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如果到头来在座的各位用这种权力提拔了一帮低水平的教授，闵维方说，那就违背了我们改革的初衷。

　　我想那次会议已经定好了调子。十二月四日，我参加了一场主题为“人才培育教育”的北大官方新闻发布会。闵维方和他的“中层管理团队”全体出席了发布会。会议现场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满满一屋子记者，闵坐在一排长桌的正中央，其他与会领导在他两侧一字排开，漂亮的西装领带衬托着他们精明的脸庞，每人面前都整齐地放着一个麦克风和一瓶矿泉水，架式颇似一个由年富力强、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光鲜的中国技术官僚组成的方阵。而且，他们对如何应付媒体了然于胸。

　　闵做了主旨发言，谈到了下面一些内容：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全球化时代具有竞争力，就必须重视人才开发；北大肩负着为中国培育新型人才的使命；北大在完成这一使命方面的战略和进展；北大在招生政策、课程设置、研究生项目以及教员体制等方面所做的改革和尝试。发言中，他既引用了北大传奇老校长蔡元培的话，也引用了和艾伦·格林斯潘的话；既提到了北大与国外大学(斯坦福，哈佛，耶鲁，牛津等)校际合作交流的日益增长，也提到了学生中党员比例的增长(近年有百分之三十四的毕业生加入了)；既谈到了校方对“轻松而活跃”校园文化的倡导，也谈到了校方“让红旗在北大网站上高高飘扬”的努力。

　　与闵对中层领导的讲话一样，我必须承认我觉得这次演讲有其特有的吸引人之处。过去我听说闵很傲慢，而且他有个嗜好：时不时在演讲中带出一些英文词语。但这次的他判若两人：半小时的演讲完全脱稿，官场的套话和新时代流行语奇特地融汇一炉，通篇演讲不仅流畅，甚至还有点雄辩的味道。他的语调自信却不傲慢，而且没有一个英文词。这真是个既了解目标听众又懂得平衡术的人。

　　闵提到了教员改革计划，但只是一带而过。发言后他匆匆离开了会场——他同时还在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国务院召集的会议。接下来是“中层干部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发言。许久之后，才轮到记者提问。很多记者问到了教员体制改革，但只得到了礼貌、简短而笼统的回答。显然，官员们正在践行“低调，务实，稳健”的指示。

　　会前我曾和闵维方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一个媒体官员对闵这样介绍我：“她是咱们北大的毕业生，但长年居住在美国，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英文新书。”闵热情地和我握手之后，马上就聊起了他在美国那几年的事情。他用英文告诉我，他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时念的是“教育经济学”。但当我提出想就北大改革采访他一下时，愉快而融洽的交谈戛然而止，气氛微妙地变了。我说我理解他在下面几周里会忙于参加每年一次的北大党代会，但也许开完会之后能有点儿空？闵笑笑说：“好吧，给我的秘书打电话，他会帮你安排的。”

　　我最终没能进行这次采访，因为北大党代会刚一结束闵就住进了医院。不过他大概本来也不会给我采访的机会，话题太敏感。没过多久，一条关于北大党代会的消息流传开来：与以往一样，会议就党委新增常委名单进行了投票，作为候选人之一的张维迎得票垫底。大家都明白，张的落选是因为那个改革方案。

　　我想起了闵维方演讲中的那句话：“必须有人(为改革)承担正面的压力。”或许，张维迎那位老朋友不幸而言中了：作为改革的排头兵和公众人物，张维迎正为此付出代价。他终于“被上头牺牲掉了”。

　　陈平原，那次“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研讨会的组织者，是北大最有名的文科教授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对改革既持批评态度又抱有同情的人。他的中文系同事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改革方案，他们觉得陈对改革的态度令人“难以捉摸”。“你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立场”，其中一位议论陈平原关于改革的文章时对我抱怨说：“我估计以平原的身份，他是想小心一点，不去得罪人。”

　　我认为陈平原的态度更多地取决于他的性格而非他的身份——他一直是个“温和自由派”。我也不认为陈的文章难以捉摸。相反，争论如此复杂，温度如此之高，以致于原本友好相处、高智商的人们被归类到截然不同的“立场”和“阵营”，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平原发出的是一种难得的、有节制的声音。

　　陈平原的思考角度与众不同。他十分清楚北大政治环境的复杂与无常。他给我讲了若干年前他和一位北大副校长之间的谈话。在某次会议上，陈对校方行政管理层颇有微辞，斥其权力过大。会后，那个副校长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和，管理层必须在各派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更大的麻烦。从那以后，陈学会了去体谅做这种平衡工作有多么难。

　　对他来说，改革需要批评家，但也需要建设者。“每个人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舞台上展现自己。我对改革者的期望和观点抱有同感，尽管我不赞成他们采取的方法。”他认为校方最初应该让更多的文科教授进入方案起草团队，他们原本可以提供更好的视野、更细腻的语言，从而使方案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但他赞成改革者的基本理念，比如公开招聘和录用更多“海归”。他承认近亲繁殖和人员超编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而现行体制使得裁员几乎不可能，不管这个人是如何的不称职。

　　“我希望最终方案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在录用、提拔和留用毕业生等方面应当有所改变，但过渡期应当平和、稳妥。”

　　改革的最终方案与陈平原所希望的恰好一致。初稿的核心部分得到了保留，但措辞更为和缓，为适应特殊情况预留了空间。例如：方案宣布北大今后将不会聘用本校的毕业生，但在“不会聘用”前面加上了“原则上”这个限定词。方案对现任教员也相当宽厚：它给予文科副教授长达十五年的期限取得终身教授资格以避免失去工作。方案还规定每个院系在方案贯彻中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增补相关实施细则。”

　　方案公布后，反应不仅是平静，简直就是冷淡。在我接触过的北大教授里，中文系副教授张鸣算得上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可对现在这个最终方案，他甚至都懒得看一眼。“这事过去了，我不再有什么兴趣了。”当我们在他新装修的公寓里交谈时，他耸了耸肩说道：“其实吧，我们说什么都没用。”

　　建筑系教授张永和也表现出同样的无动于衷。最终方案公布几周后他告诉我：“哦，我还没看过呢。它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前途，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意见都无关紧要。”他说自己最近一直忙着处理其他更迫切的事务，无暇考虑此事。(一年后，张永和离开北大，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做了系主任。)

　　这种兴趣的突然丧失，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它呈现了与许多国内争论极为相似的轨迹：激烈的辩论，媒体的采访潮，喧嚣像气泡般突然破裂，一切归于沉寂。用不了多久，公众注意力就会转移到下一个“热点”话题，而这个话题照样持续不了太长时间。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在忙啊忙啊忙个不停。和仅仅几年前相比，中国人注意力持续的长度好像已经变得短多了。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最终方案变得如此温和，以至再无可争论了呢？“我想是因为基本上没人会被开除，所以大家都消停了。”刘东直白地说。

　　陈平原的妻子、同为中文系教授的夏晓虹赞成这个看法。她听说一些系领导已经开始让他们的教员放宽心：没有人会被解雇。“记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吧？”她说，和中国其他事情一样，在实行中，北大这些新规定同样也会被调整出变通的“对策”。

　　“这完全取决于文件的措辞。”夏说。“如果措辞清晰明确、斩钉截铁，大家就会遵守。但如果措辞是软性、有弹性的，人们就有办法钻空子。”

　　张维迎本人在接受一家报社采访时，称这个最终方案“非常保守”，“我不觉得中国还能有比这个更温和的改革方案了。”

　　辩论中的张维迎自始至终都温文尔雅，但当记者问到对批评他的人如何评价时，张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我听到了很多。我从不怕和人辩论……但有时我感到一丝悲哀。在一所如此优秀的大学里，有时我们在讨论中缺乏基本的共识，我们甚至缺乏共同语言。大学为什么存在？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没有共用的信念。”

　　这让我想起了李强，那个改革方案起草团队中的“海归”政治学者。在和我交谈时，他对整个争论感到心灰意冷。他认为有些方案的批评者是言辞高蹈却用意卑鄙。“他们以一种看似文人风格实则语言暴力的方式跟你打仗。如果连我们的大学教授在一场公开辩论中都这么容易就堕落到人身攻击的地步，中国还怎么能有民主呢？我对维迎说，也许是我们太西化了——在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曾想：民主多好！但它在这儿行不通。说得对：在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不争论’。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里，辩论会降格到最低层次，谁为了吸引眼球而不惜下作，谁就能获胜。一个擅于駡大街的出租车司机，肯定能赢得任何辩论。”李强曾经预言：北大校方将会“保守地”解决这场争论，因为北大是个“太过敏感的地方”，不能允许发生任何震荡。他说对了。如今，没有任何人，哪怕是那些警惕性最高、最苛刻的批评者，会把北大改革的最终方案称为“休克疗法”了。

　　最终，李强和张维迎彷佛都十分怀念像北大老校长蔡元培那样开明而强悍的领袖。说来也怪，他们的批评者也和他们同样怀念这位老校长。刘东就曾站在校园里蔡元培的半身铜像前对我说：“他是北大的上帝。”的确，在辩论期间，蔡像上帝一样被不停地引用、赞美、颂扬。观点不同的各方用他来达到不同的目的。闵维方和张维迎喜欢提及蔡的国际视野：同样身为“海归”的他(蔡曾在德国学习并去过美国)是如何同时拥抱西方和中国价值观的；是如何在他改革北大时借用和照搬德国、日本以及后来美国大学体系中那么多好东西的；是如何毫不手软地解雇了那些不称职的教授以及请来众多“海归”加盟的。批评者们则喜欢忆及蔡聘用了多少伟大的文科学者(蔡本人曾在德国学习艺术和美学)，而这些文科大师们又是如何铸就了北大的辉煌。

　　也许，这些对蔡元培相互矛盾的看法，以及对他这种开明强人的怀念，恰恰反映出现代中国大学理念的内在张力，以及人们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任何了解中国大学发展历史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传统的中国书院(以导师辅导为主要教学方式、重点研习中国经典的私塾)早已式微；第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学，是随着十九世纪中国战败而进入中国的西方舶来品。北大，作为第一所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是由清帝颁旨设立，依赖清廷拨款而生存的。虽然极不情愿，但当时的清政府不得不承认：为了对付侵略成性的外国蛮夷，我们需要一些西学。学习西方的意愿和驱动力，就这样深植于中国大学的原始概念之中。同时，在它那骚动不安的灵魂深处，又涌动着保持中国尊严以及延续中华文化传承的深切渴望。这种渴望在受过教育的国人中间尤其强烈，因为在他们眼里，现代化常常被看作是重获中华荣耀的手段。在邯郸学步于苏联五十年并得到灾难性后果的今天，向西方学习的紧迫性又重返中国。然而，同时归来的还有对建立一个强大中华本体的渴望。

　　从历史角度看，正如张维迎所说的那样，中国大学的自治传统先天羸弱。除了少数几个微不足道而且转瞬即逝的个例之外，无论是在清廷、民国 /北洋军阀政府或是治下，中国的大学从未获得过真正的自治权。事实上，即便像蔡元培这样的传奇人物，也与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人士相去甚远。他的职务是政府任命的，北大是政府出资兴办的。任北大校长的十年间，蔡几乎每年都以辞职相要胁，多半是为了反对政府的某些政策和干涉。这本身就说明了当时的北大对政府有多么依赖。但至少蔡尚能自保。他没有被解雇，而且多数情况下他总能争得官方退让、心想事成。

　　不过，蔡元培的情况难以复制。他是中国首届共和政府的首任教育部长。他不但是著名的革命党人，同时又以学贯中西著称。与那个时代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却又爱国至深。并且，他的个性近乎完美：富于领袖感召力和个人魅力，待人温和坦诚而又具有开放胸怀和包容之心。每一个和我交谈过的人都同意，今天不会再出现另一个蔡元培了，绝对不可能。就算是出了个“类似”蔡的人，他也不会被允许拥有蔡曾经拥有过的那些权力——今天中国的任何一位大学校长都不可能。这与性格无关，这是体制的问题。如今官方的政策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闵维方是北大党委书记，他也是张维迎改革方案的幕后支持者。但如果闵在党管大学的问题上敢做任何退让，第一个丢掉工作的人将会是他自己。难怪闵在演讲中不厌其烦地强调党对大学领导的重要性。

　　“说到底，真正的大学改革意味着真正的政治改革。”毕业于北大、现在给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朱正琳说。“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改革才不会被允许发生，至少现在还不行。”他对北大改革命运的预测只有寥寥四字：虎头蛇尾。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选择明哲保身和坐等未来。与张维迎一样，中国理工大学的教育学教授杨东平也是积极的行动者。除了公开表示对北大改革“毫无保留的支持”之外，他还创办了“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一个研究性、倡导性的民间团体。它为自己设立的使命是：设计并起草供官方审阅和公众讨论的教育改革方案。“我们会做得全面、彻底”，杨告诉我，“我们建议为公共教育设立新的财务框架、新的教育立法、民间的协调组织、新的评估体系等等。但第一步是大学的自治。教育部必须放开它对大学的掌控。”

　　杨东平把北大的改革看作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他说，对所谓“美国化”的指责是心胸狭窄和过度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把大学的建立当作人类文明的精华乃至普世受益的事物予以接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虚心学习并从中受益。”

　　杨东平说，尽管此次教员体制改革的短期效果可能有限，但北大改革已经让球滚动了起来并产生了巨大的象征性影响。他认为，虽然关于改革的公众辩论事发偶然，但辩论本身是件大好事。“公众辩论在我们国家太难得一见了。而且正是因为辩论发生在北大这样引人瞩目的地方，人们对引起辩论的那些问题也增加了不少了解。这为更全面的教育改革创造了契机。”他还认为，北大方案中成立教授委员会的计划是给教员更多权力的重要的第一步。

　　杨期待其他大学能够效仿北大。实际上，当媒体聚焦于北大争论时，一些大学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行动。在北方，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他们的“教授委员会”；在南方，中山大学和苏州大学改革了他们的教师聘用制度；在北大的身边，清华大学也悄然制定了自己的改革方案。武汉大学的校党委书记甚至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重新提出了八十年代的自由派观点：“让书记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理学术。”杨教授认为这些都是重要的、令人振奋的迹象。

　　“北大改革向一潭死水中扔进了一块石头。”他说。“迄今为止，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落后于许多其他领域的改革，但是现在，它开始浮出水面了。”

　　我再次和张维迎吃晚饭的时候，他给我带了本他的新书——《大学的逻辑》，封皮是凝重的暗蓝色。他告诉我，最近他在进行着另外一场“战争”：光华管理学院的老院长就要退休了，围绕着更换掌门人的角逐正在展开。诸如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样的问题正在经受考验。“我想证明，坚持原则和公平竞争是能行得通的。”张语气严肃，几乎没怎么动眼前的饭菜。此事很像北大改革之争，停顿片刻后他接着说，两件事其实是同一种战斗。那天晚上，张谈话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一种热情之中，灰白相间的头发和眼镜在餐厅柔和的灯光下微微反着光亮。他看上去像是一位疲惫但意志坚定的斗士。

　　二〇一〇年二月，教育部颁发了一个新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报纸上十分尽职地报导了该计划，全文贴在了互联网上以征求回馈，但公众对此反应冷淡。我仔细研读了这份冗长的、充满了枯燥官方套话的文件之后，除了一阵头痛之外，对究竟什么将会被“改革”依然一头雾水。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议案就是教育支出的增加：到二〇一二年，国家教育支出将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

　　这一回，连张维迎都没心思看这个规划文件了。当我提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四这一目标时，他不以为然地说：「他们认为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解决不了。」他承认自己已经不再醉心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因为他不觉得国家对这事是认真的。只要任命权在上面，大学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治，也不会有真正的改革。其他行政层面的调整只可能制造出种种始料未及的新问题。

　　但张维迎仍然对中国的未来保持总体乐观。几年前，在光华管理学院，他赢得了那次比较小的战役，并从二〇〇六年起一直以光华院长的身份全心全意地工作着。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作为自由市场以及私有化一贯的鼓吹者，张在继续引发争议，并始终是中国经济政策及发展模式的重要论争中活跃而敢言的人物。近年来，他涉猎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籍。他告诉我，了解过去有助于他以更好的视角观察现实和展望未来：“当你蹲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许多沟坎，但是当你站起身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地球其实是相当平的。以美国历史为例：仅仅几十年前，黑人还不能投票，不能与白人同时乘坐公车；但是现在，奥巴马当上了总统。每个中国知识分子心中都有一个理想世界，所以他对身边的一切总是看不顺眼。但是我相信中国正在进步中，很缓慢，但却肯定是在往前走。因为我是在看一个长期的轨迹，所以我能看到历史美妙的曲线。”

　　刘东没这么乐观，特别是谈到今天的北大。二〇一〇年，他离开北大去了清华——北大的同城近邻以及人们眼中的竞争对手。“我刚成为北大老师的时候，朋友们都拿我的北大情结开玩笑。”他对我说。“但我并不是勉强离开的。和曾经的她相比，北大变得越来越像个躯壳了。”

　　是年岁末，张维迎卸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消息来得意外而突兀，外界议论纷纷，流言不胫而走。有人断定，这是因为张一向特立独行、言论出位、争议缠身，终于惹恼了上层；有人评论，他在光华强力推行改革，为坚持学术高标准一意孤行，主持晋升评估过于严苛，得罪了一些教师，失去了“民意”，导致他在换届评议中落选；也有人推测，他在复杂的人事斗争中遭到暗算，所谓的“民主评议”过程本身就有“猫腻”，反对张维迎的一派在其中做了手脚。

　　与此同时，张维迎在光华学生中广受称颂。据报导，他们普遍认为张院长“很有作为”，主政期间海归教师增多，出国交流机会普及，学院知名度提升，这些都使学生们获益良多。许多国内外学者致函北大校长，对张的离职表示不安与关切。一些著名企业家和公众人物更是公开表示震惊和遗憾，其中包括三位北大杰出校友：李彦宏、俞敏洪、丁健为此联名致信北大领导。

　　一篇署名李方田的报导综述了多年来围绕张维迎引起的争议，并试图探讨它背后的含义。李的结论是：“张维迎主政光华，其实是从一九九九年担任第一副院长开始的。梳理他执掌光华以来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信奉市场理念的改革者在国有体制下追求卓越、跟平庸的组织文化发生冲突的故事。最后改革者失败了。”这篇报导被多家媒体转载，标题是“张维迎：不被理解的改革者”。

　　众声喧哗中，张维迎选择了缄默。半年多的时光一晃而过，我再见到他时，是在海淀闹市区一座幽静典雅的书院兼茶舍里，此间有他专用的书房和办公室。他刚休假旅行归来不久，皮肤晒得黝黑，精神状态极佳。他仍然是北大光华学院教授，但授课之外，张很少去校园，把主要精力投入在阅读、思考和写作中。我记起他对牛津老师们自得其乐的学者生活的敬慕。看来，作为学者的张维迎又回来了，回到了沉静的书斋。不过，有一点我确信不疑：作为改革者的张维迎不会轻言放弃，经过一段调整、积淀、思考之后，人们将会再次听到那个只属于他的声音。

　　查建英，北京人，曾用笔名扎西多、小楂。1978-1987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年任职于纽约The New School印度中国研究所。曾为《纽约客》《纽约时报》《九十年代》《读书》《万象》等撰稿。2003年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已出版中英文非虚构和小说作品多种，其中Tide Players人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1年度最佳图书”；《八十年代访谈录》入选多家中文媒体“2006年最佳图书”；China Pop入选美国Village Voice杂志“1995年度25本最佳图书”。查建英的其他作品有：《说东道西》《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留美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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