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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分享:《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开篇

2023-04-21 09:15分类: 北京历史 阅读:

  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这周开始,读书群开始进入新的阶段——“第九阶段中国新型住宅和社区(城市更新和田园城市)。

  今天,我们读书进入中国新型住宅和社区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马唐草边疆,设计结合自然,到柯布的走向新建筑,明日之城市,光辉城市,直到高楼人和彼得霍尔系统总结的明天的城市--20世纪城市规划设计的思想史。读书的目的还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以吴良镛先生1990年代的《北京古城与菊儿胡同》,开始这阶段对中国新型住宅和社区的探索。

  今晚开始,由规划院城市设计所沈琪领读吴良镛先生的《北京旧城和菊儿胡同》!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分享新的一本书,是吴良镛先生于1994年所写的《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

  我叫沈琪,天津人,本科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之后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城市设计专业,2018年夏天毕业。

  因为之前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北京也算有个初步的了解,结合这本书描述的1994年前的北京,给我的感受就是25年来的飞速变化取得的成就以及对成就背后失去的一些东西感到遗憾。

  这本《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是一个从整体(北京全城)到局部(菊儿胡同)的思考,也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就是老旧危房的改造过程中,如何传承保留传统建筑风貌与特色的研究和实践。

  我觉得老旧社区的改造实践本身就牵扯到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好在这本书是立足中国本土的实践,也比较容易引起共鸣,我在这主要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还请大家多都参与讨论,随时指正错误哈。

  本书的作者吴良镛先生相信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他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我国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曾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

  2012年荣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吴良镛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

  上篇主要对北京旧城整体保护的探索,并且以理论分析为主;下篇主要是对北京旧城住宅区改造的实例分析,并且系统的介绍菊儿胡同的实验概况、影响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今天介绍第一章与第二章,宏观的回顾北京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

  这一章,综合介绍北京的历史发展,重点说明北京城的历史价值及其在城市形态史上的地位,包括北京城的空间结构和整体布局,皇城、宫城,中轴线,街道,街区,建筑整体造型、色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阐明对旧城予以整体保护的必要性。

  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北端的交通要冲,三面有山怀抱,是历史上向南通往中原大地,西北通蒙古草原,东北通松辽平原的必经之地。北京自古即为北陲戍边之军事重镇,是中原汉民族发达的农业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相互交往的贸易中心,也是南北文化交融之场所。

  北京开始作为统一封建王朝的国都,始于七百多年前的元代。元大都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把我国古代历史上《考工记》中描述同都“理想城”的型制,结合北京的具体地理条件,以最近似最集中的规划布局手法,创造性地加以体现的城市。

  这是“中国历代都城发展演变图”图上介绍了自战国国都、汉长安、曹魏邺城、唐长安、北魏洛阳、北宋开封等,直至元大都和明、淸北京城是如何继往开来、延续发展的。

  古代的长安、洛阳、开封我们已经看不见了,但通过今天的北京所保留下来的,可以或多或少联想到过去城市建设的规模型制。例如从从午门窥测古代观阙的形式,从故宫建筑者到唐、宋以来宫殿建筑群的演变,等等。从正阳门外的繁华商业区,不难想象北魏洛阳的永桥市和北宋开封的繁华市街,从北京的景山、北海,可以联想到北魏洛阳的华林园、西游园,唐长安的西内苑,北宋开封的艮岳等等…,从这些历史渊源,可以雄辩地说明北京是历代都城发展的最辉煌的结晶,是至今巍然屹立的封建都城最后的也是最杰出的代表。

  梁思成先生对北京有一句概括:“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北京城固有骨干的卓越,北京建筑的整个体系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而且继续有传统活力的、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这是我们对北京城不可忽略的起码认识。

  就大多数文物建筑而论,也都不仅是单座的建筑物,而往往是若干座合理而成的整体,故宫就是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不仅应该保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

  沿袭了元大都的中轴线,由于外城及钟鼓楼的建立,轴线进一步延伸至外城南面的永定门,总长约8公里。这是世界封建城市中宏伟杰出的南北轴线,突出地表现了城市独有的壮美和秩序。

  明、清北京城的街道系统,继承元代大道与街坊的特点,与南北中轴线平行的有两条贯穿南北的大道,有如脊椎,小巷列于两旁,以东西向居多,枝干分明,秩序井然,商业手工业多集中于大道,居住区则僻处小巷。街道布局的另一特征,是对街道建筑群的艺术处理。在城市设计中用布置附属点景建筑物的方式(如牌楼、门楼、卷门、雄门、影壁等…),以划分漫长的街道空间;用对景的手法,将主要建筑物安放在街道的透视焦点上,或位于其他合适的角度上,以创造优美的城市景观画面。

  北京作为封建社会的都城,建立了严格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也表现在建筑群组合上的完整、统一与变化方面。剖析整个北京城的建筑群组,其平面形状都比较简单,院落分呈方形或长方形,屋顶形式只有若干种,构件种类也有一定限度,但是高大的宫殿、城楼、白塔、人工堆造的景山,有规律地分布于城市之内,控制着一定地区,而低平的居民房舍,陪衬出北京壮美的城市轮廓线。

  封建时代北京城市规划设计是城市的中心地带布置有“六海”之浩阔水面,以及其他湖泊、岛屿、绿地等。这种完全不规整的自然形态与总体布局的绝对方整严谨,巧为配合,相得益彰,既加强了总体的严肃感,也寓自然美于人工建筑群之中。

  明清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为我们留下来的是伟大都城无与伦比的壮美与秩序。今天继承和保护我们祖先这份伟大的遗产,应能透过物质表面,看到其中所蕴藏的宝贵的设计思想与品质。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面对如何规划建设新首都的问题上,有过一场争论。争论的中心焦点是:如何确定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的位置, 即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机关是在以北京旧城为中心的范围内予以发展,还是在北京西郊另立行政中心,这一场事关首都建设总体规划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的争论。在建筑师方面有以朱兆雪、赵冬日为代表的沿长安街发展办公楼的方案和以梁思成、陈占祥为代表的将中心区位置选在北京西郊的方案。

  主张在西郊另立行政中心的梁、陈方案,认为 “片面设法建造办公楼,不能解决问题”,“现代行政机构所需要的面积至少要大于旧日的皇城”,如果这样作,它必定增加旧城人口,“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极庞大可观”,“把大量新时代高楼建选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是相抵触的”,“主要干道上加增建筑物会立刻加增交通流量及其复杂性”,“政府机关各单位间的长线距离,必然产生交通上最严重问题等,而另立新区可以合乎部署原则”,“与住宅区有合理的关系”,“使全市平銜发展”,新政府建筑“不必勉强夹杂在不适宜的环境中间”。但当时梁思成仅能提出示意图,并没有拿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和宏伟的新城中心城市设计方案来。

  其次梁、陈方案缺乏城市设计的魅力。笔者曾设想,当时梁、陈的西郊方案如果不是那样只具有示意图的性质,例如将新行政区建立在一条比旧城8公里更长、更为雄伟的新中轴线上,设想如果从丰台火车站到圆明园福海引为新的南北中轴线,与以长安街为基础,向通县、石景山相连的东西横轴线相交地区作为新行政中心;那么,新旧城市形成新的“品”字形格局,旧城可以得到较为完善的保护,新区也可得到有序的发展,城市交通系统避免仅向旧城“聚焦”。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加以讨论,不像梁、陈原有的西郊方案那样过早地被摒弃。

  我们今天冷静地分析梁、陈的建议,其“合理的内核”在于使新行政区与旧城各自承担不同的基本功能,各自能在不同的空间上得以充分发展(旧城并非不能发展),这样就有利于缓解城市“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195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曾对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进行过初步探讨,完成了北京市总体规划的研究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出发点,是企图寻找一个与“旧城为中心”的决策不相矛盾,并吸收“另立西郊行政中心”的新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在旧城广场附近建设象征性的行政中心,即在广场两侧有限度地布置一些政府建筑

  对于北京地区:北京中心城区只占市域的8%,另92%的土地分布在北京市区周围的八个县和两个远郊区。今天已形成以北京市区为中心的远郊城市体系。这十年来,远郊区的发展迅速,潜力很大,开始缓解对北京市区发展的压力。对于其他大城市地区:从大区域的角度着眼,应从京津冀地区着眼,统一研究工业、城市、旅游、交通以及整个地区水利、农林、能源发展规划,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建立相应的规划协调机构,做到城镇之间功能互补,促进整个地区的繁荣。

  1979年我们曾建议北京市区按“多中心并联式”城市结构模式发展,即将集中的市区分解成片,各片相对独立,有自己的中心,城市的发展不再是同心圆式向外发展,而是呈带状沿着几个方向自由发展。

  综上所述,具体的建议是发展四郊,建设“近郊新城”,疏解旧城,建设远郊“卫星城”,努力开辟亚中心(或称副中心)。

  历史的北京城是“中空外实”的,它的中央有密度较低、空地较大的故宫以及前三海和后三海的水面,还有大片绿地等,这种城市的结构与形态是极富特色的,也是难能可贵的。特别对比一些世界大城市,城市中心商楼林立,气候环境的破坏,北京这“中空外实”的优越性就更显而易见了。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要为了北京未来的发展而尽可能地保留扩大绿地、水面等多种空间,把它作为规划旧城中心区的一条原则。

  传统的北京城棋盘式的街道系统方正平直,主次分明,气势宏大,极富特色;新的街道系统继承了这一特色,宽阔平直,两旁绿荫屏障,有它独到之处。但是,现在的交通设计过于单纯,以交通观点处理交通问题。未把城市交通与建筑规划、城市绿化当作整个城市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综合处理。例如,二环路的建设对北京来说本来是个机遇,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深谋远虑的规划和精湛推敲的城市设计,以至一再失去良机。

  ——将二环路单纯当作“林荫大街广场系统”处理,例如维也纳的“环形大道”,该城决定将环城绿地改建成宽阔的、有一系列大型广场公共建筑群相结合的环城林荫道。而在外侧另辟单纯解决交通的环形道,并同时修建环城地铁,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案。特别北京的二环路下有已经建成的地下铁道,这就更有可能使二环路上作为繁荣的林荫大道处理,以疏解旧城中心公共建筑过密的现象,由地下铁担负繁重的交通。但这个机会也错过了。

  以上的看法不仅仅就二环路而言,总之城市道路系统要与街道建筑规划善为结合,以提高它的完整性。

  “北京旧城空间构图上也有它的特点,总的看是一座“平铺式城市”(或称水平式城市)。故宫景山北海等中心建筑群比较突出,配上环城的十来个城楼,城内大的府第庙宇,形成有节奏的空间秩序,体现出北京城市空间的特点。

  如前所提,北京城7.9公里的中轴线,这是世界上封建城市中宏伟杰出的南北轴线,突出地表现了城市独有的壮美和秩序。我们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这一城市建筑艺术的“脊骨”,不要使它遭到不应有的破坏。在临近中轴线上的制高点处,要严格控制建层数过高、体量庞大的建筑物,否则就会使其建筑艺术效果遭到削弱,如鼓楼附近百货公司及高层公寓都产生了破坏作用。

  因此笔者建议要“把若干点、几条街、几个区认真控制好”。旧城内东西南北四个商业区,南北两区定为“历史地段”仍可较多地保持传统风格,有条件的要辟作“步行区”,而东西单由于交通等原因,可以作较多的改建。

  从宏观、从整体上控制城市的色彩已成为当今城市设计新的发展领域。北京的旧城色彩面基础较好,如进一步加以设计当更为出色,特别在重点地区更应控制与引导。

  对北京来说,仅有总体规划还难以指导当前建设。对城市的土地利用、建筑层数和体量、建筑色彩及造型控制、道路交通、园林绿化、市政工程等都要有深入的综合研究,并进而制定“城市设计总图”,将上述“整体保护论”各点加以具体落实,作为指导当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加强对城市建设的领导!

  要把旧城保护好,对新建筑的创作方向更要加强引导。① 首都的建筑艺术创作要有更高的标准

  首都的建筑创作应当遵循一个总方向。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创作,应当具备“时代精神,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说明它是现代的、新的,不是复旧;民族传统,说明它要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地方特色说明它不同于任何其他城市,必须具有浓郁的北京的特色,三者是相互结合的,它们是融汇古今中外的具体创造。

  1) 我们对北京规划的探索是从区域研究-地区研究-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设计-建筑创作,即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整体地思考下进行的。

  2) “旧城保护与发展”问题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它既具有文化价值,包括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城市景观价值、生态价值等,又具有实用的价值,包括功能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保存利用和必要的改造应该统一起来。这就必须要有综合的观点、全面的观点与协作的观点。

  3) “旧城保护与发展”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城市有它不同的城市与建筑文化遗产,各有其特点。如何做好保护工作需要具体分析。东方与西方,这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在基本原则与方法上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又各有它的独到之处,决不能生搬硬套。这是一种再创造,工作难度很高,需要我们对此清醒地积极以赴。

  4) “旧城保护与发展”还是一种非常细致的工作,生活的需要、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所以在决策时,需要非常细致、谨慎,要博采众议,三思而行。议论未定,只要尚有时间,还是以继续研究为佳,切忌匆忙行动。

  每个城市都应该建立一个从区域研究-地区研究-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设计-建筑创作,即从宏观到微观,的城市设计体系。

  这几天我读了艾里尔·沙里宁的名著《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该书1942年出版,是继霍华德田园城市的城市分散论和柯布的城市集中论后的第三条道路: 有机疏散。实际上是城市设计的系统理论。据说1945年梁思成先生读到此书,1948年他选定吴良镛先生到匡溪艺术学院跟随沙里宁学习城市设计。1950年沙里宁去世。

  陶宗震文说:无论从总体规划还是建筑组群设计,“二元性”造成双轴线“主从不分”的效果,从来都是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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