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首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国际交往中心，一直活跃着浙江人的创业以及工作生活的身影。“八八战略”迎来20周年之际，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北京分社、潮新闻京津冀新闻中心、浙江省驻京办、在京浙江人杂志社联合中国网共同策划了《繁茂的藤蔓在京浙江人探访纪实》系列报道，旨在通过记者视角，探访“闯京城”的浙江人有着怎样的独特经历，捕捉他们目前关切，关注他们未来命运，从百姓视角呈现北京和浙江之间更多的故事；通过群像塑造，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为“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提供实践和思考。

　　提到北京和杭州的关联，京杭大运河是最浓墨重彩的一页。京杭大运河不仅将南方经济中心与北方政治中心紧密相连，也传承了千年的历史文化，成为两座城市宝贵的记忆和文化传承之源。

　　作为运河的北端点，历史上的北京，也得益于运河的滋养而不断成长和壮大。当潮新闻记者一路探访北京城内的浙江印迹和人文故事时，总是能看到这条黄金水道滋养出的繁华景象，听到运河运通华夏的人文故事。

　　第一批沿着运河北漂的“浙江人”在哪里？这些浙江人在北京留下了哪些印迹和风俗？运河文化贯穿南北又如何代代相传？带着这些问题，潮新闻记者邀请大运河文化专家、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陈喜波一同乘坐北京通州大运河观光游船，寻找答案。

　　从历史流到今天的中国大运河，不仅滋养着沿岸的人们，也使得沿线一座座小码头、一个个小城镇成长为一座座大城市。“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如今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就是因大运河而生，因大运河而兴的。”陈喜波说。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终点，金代取“漕运通济”之义，升潞县为通州。通州是专门负责漕运的城市，800年来，这里一直是漕运及仓储重地。

　　潮新闻记者从通州奥体公园二号码头登船，探访今日大运河北京段的底蕴。广阔明净的水面上，往来的游船交错穿行，古老的运河焕发着崭新的活力，再现“一脉澄碧通南北”的壮美景象。与河水相依为伴的北京大运河森林公园，如今已经成为北京居民赏花、避暑的热门去处。

　　坐着游船，穿行在大运河水面，陈喜波与记者聊起了通州区的诸多大运河文化遗产。他告诉潮新闻记者，通州人口组成来源繁多，“五方杂处”，据光绪时期《通州志》的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通州外来人口中，来自浙江和山西的人最多。“过去的通州，有浙江礼节和通州礼节之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居住在通州的浙江人较多。”陈喜波说，当时在北京城里，浙江的会馆也是最多的。

　　陈喜波告诉记者，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沿着大运河“北漂”的浙江人，还是留下了一些印记，供我们回味其中的酸甜苦辣。

　　2006年，通州区文化馆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时，在通州漷县镇李辛庄村发现一份李氏族谱，揭开了留存至今的一个“浙江村”的面纱。

　　通州漷县镇是运河沿线的历史古镇，也是中国大运河古镇联盟成员之一。“李辛庄”初名“李家新庄”，后以古代“新”“辛”有相通之义，而演变简写为“李辛庄”，以明初浙江富户李姓一家迁此而命名。

　　陈喜波说，李辛庄村是一个有点不同的村庄，这里世世代代出了很多读书人，家家户户的孩子都知书识字。在早些年，那里的老人有一个夙愿，就是找到家族的根脉。

　　李氏家族族谱有世系记录的至今已有二十几代，可追溯到明代。家谱记载他们是江南人士，随明成祖定鼎燕都而来。而此前，这个家族又来自何方？这么多年来，村里不断有人出外探寻，也不断有新的消息带回。后来，一位族人发现，在3000多公里以外的浙江楠溪江，也有一个以李姓为主的村落苍坡村，那里的风俗习惯与李辛庄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为了寻根溯源，李氏族人来到这个古村落“寻根”。“在苍坡村，李氏家谱中记载了近40代族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为了证明远在通州的李氏一族，就是苍坡村李氏族人的一支，李辛庄村人反复梳理家谱，并核对当地的地方志，终于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原来，明代永乐年间，苍坡村有个叫李伯仁的人，是苍坡村李氏族人的第二十一代传人。他后来随明成祖朱棣北上来到通州，当时驻守在大柳树村。原族谱初始记载从明永乐年间的李伯仁起，直至1994年春最后一次续谱止，近600年，代代续修，记录着一代代“在京浙江人”的故事。

　　“这是几百年大历史背景下，一群小人物离合悲欢、家族起落的故事，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运河对南北交流的重要作用。”陈喜波说。

　　李氏族谱的记载详细清楚，除了族人婚配嫁娶、有何学历及功名和特殊技艺外，还记载了族人因种种原因迁于其他地区居住等要素。

　　同时，李氏族谱有着鲜明的浙江家族文化特色。李氏家谱有家法八条：一是严肃闺门；二是务敦孝悌；三是敬养师长；四是务严交游；五是务精勤本业；六是务和睦乡党；七是务严禁赌博；八是务戒。关于八条的内容序文中另有详细文字记述。2007年，李氏续家谱习俗被列为通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北漂，是很多异乡人在北京讨生活的说法。陈喜波告诉记者，实际上，在谈及北京城建都历史的时候，老北京人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条大运河，漂来北京城”。

　　“实际上，营建北京城所需的大量材料，都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运来。北京成为都城后激增的人口，也依赖大运河调运江南的粮食、丝绸、茶叶、水果等生活必需品。而到了明代，建设北京城的砖石木料，亦是通过大运河运抵京城。”陈喜波说，从建筑材料与生活物资的来源讲，北京城的的确确是从大运河“漂”来的，这句古话也很形象地表述了大运河支撑京城的特殊作用。

　　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了南起余杭（今浙江杭州）北至涿郡（今河北涿州）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济州河和会通河，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但这条新的运河因水源不足通航效果不佳，运量有限。而到了明朝永乐帝朱棣因迁都需要，重修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自此全线畅通。

　　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移民展开。永乐元年，浙江等九省富民，直隶、苏州等十郡总共近四千户落籍北京。永乐二年至三年（14041405），政府又将浙江、南京富民三千户迁至北京的宛平、大兴两县。

　　“可以说，今天北京城内外很多人的祖上，都是坐船沿着大运河从南方来到北京，成为第一批北漂。”陈喜波说。

　　“京杭大运河是南北方经济流通大动脉，运河上不仅有漕船，还有商船、民船。”陈喜波说，古人记载“盖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说的就是大运河给北京商业带来的繁荣。

　　清代乾隆年间曾有一幅名画，叫做《潞河督运图》，生动描绘了通州漕运盛况。全图从一片汪洋的水域画起，正是每年春季第一批漕船到达通州的时候，河岸边垂柳依依，桃花盛开，一艘艘满载漕粮的船只行驶在水面上。

　　值得一提的是，这幅“运河版”清明上河图的策划者，恰好是一位来自浙江的官员。

　　乾隆四十一年，来自浙江桐乡的冯应榴出任通州坐粮厅的差使。通州坐粮厅隶属户部，职掌天津至通州的潞河（北运河）诸多事务。

　　冯应榴上任后，恪尽职守，频繁地前往潞河巡察漕运工作。每当他眺望河上万舟齐聚、帆影参差之时，就勾起浙江老家河川纵横交错、船只来往繁忙的回忆。又想到只有江南老家粮食丰收了，才能有大批漕粮千里迢迢、源源不断地沿着京杭大运河运至京城，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为官者的责任，使他萌发了将潞河漕运盛况记录在案的念头。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邀请自己的好友画家江萱前来通州进行写生，创作出这幅描绘运河文化的鸿篇巨制。

　　图画好后，冯应榴也是感慨不已，提笔在画卷后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跋《自书潞河督运图后》，留下了“浙右才名门第高，自述河舩当图志”的美篇。

　　陈喜波说，京杭大运河流经各地，只有北京通州存在着漕运机构，因为当时沿河八省都需要向朝廷纳贡粮食，进而有了验粮机构。除了朝廷设在通州的漕运衙门外，通州还有不少各省的办事处，可以算是最早的“驻京办”，其中就有“浙江驻京办”浙江漕运总局。

　　漕运总局做些什么？陈喜波给记者科普，当时远途而来的漕船和漕丁常常遭遇刁难和拖延，也有出现舞弊肥私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驻京办”负责交纳漕粮、钻营打点使银子，并处理漕粮受潮及缺欠等问题。

　　“通州只有两个省的漕运机构能被称为总局，一个是浙江，一个是江苏，其他都叫会馆。”陈喜波介绍，浙江漕运总局设在通州北门内的剪子巷，即现在的安福胡同。

　　《通州故事丛书》里记载，浙江、江苏两处会馆都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立的，是两省驻通州的漕务管理机构。有关漕粮的一切事务，都由这个机构办理。

　　比如本省的漕船到达通州，先报漕运总局，再由总局报坐粮厅和仓场总署。验收漕粮时，局员随同前往。遇到漕粮潮湿、短欠等一切舛错事故，均由总局处理。两局分别设有公堂，运丁有误期或盗卖漕粮等行为，立即刑讯、责罚或枷号。

　　运河也将浙江地区的信仰带到北京地区。“浙江人信的水神是潮神张公，通州城有一座张相公庙，过去北京城也有张相公庙胡同，就是西城区现在的东绒线胡同。”

　　陈喜波说，浙江的水运文化在北京也有着充分体现。大运河的水声，指引着我们继续探索。

　　在古代,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粮食运输的船工和粮食押运的官兵，被允许携带少量货物随船，并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因此，通州的一些漕运码头逐渐兴盛起来，通州的市集上常常会涌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繁忙的运河码头也融合了南北地区的风情，混杂着南腔北调。

　　陈喜波讲了一个小故事，帮梅兰芳写剧本的著名文化学家齐如山写过一本《北平杂记》，说过去北京卖来自南方的货物都标着三个字“照通发”，也就是按照通州的价钱卖，实际上反映出沿着大运河而来的南货影响着全北京的定价。

　　像这样南北方民俗交融复合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喜波一口气列举了多个例子。

　　北运河沿线漷县镇张庄村，有一个当地最具特色的表演形式，叫做张庄村龙灯会。2005年被列为北京市“非遗”项目，正式命名为“通州运河龙灯”。

　　张庄村的龙十分少见，是蓝色的，而北京地区绝大多数的舞龙都是红色或黄色的。张庄村龙的制作工匠曾维善曾讲，“这是老辈儿这样传下来的”，当地村民认为，蓝色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增强人的斗志。

　　“后来，北京市一位民间舞蹈专家在组织全国龙灯表演时，发现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区多有蓝色龙。”陈喜波说，这更证明了大运河漕运使南北文化在通州地区交汇、碰撞，并在通州扎下了根。

　　再如，运河对于京剧的影响也非常大。京剧的形成与乾隆南巡有关，后来四大徽班也是沿着水路进京，中国戏曲自古有“水路传播”的说法，而大运河就是中国戏曲水路传播的活化石。

　　以及传承至今的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特点也是“水稳号不急，词带通州味，北曲含南腔，闲号独一份”，成为具有京味特色的民间音乐形式。

　　除了戏曲文化，京杭大运河贡献给全世界“吃货们”的另一个大礼是北京烤鸭。“北京烤鸭闻名世界的独到之处，就在于运河滋养了好的鸭料。”陈喜波说，鸭子本身食量很大，运河运漕粮，在搬运的过程中难免洒落一些。这些落在运河中的漕粮为鸭子提供了食物。“运河上的鸭子肉质鲜嫩肥美，经过多年培育，逐渐产生了北京鸭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

　　大运河还令南北方美食在融合中衍生出不同的风味。例如，从民国时期起被称为“通州三宝”的万通酱豆腐，其创建初期，生产酱豆腐的坯料均购自浙江绍兴“惟和腐乳厂”。

　　万通采购的坯料在绍兴装坛以后，运至杭州码头装船启运，通过京杭大运河水运至通州，在由南至北的水路运送中，酱豆腐本身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发酵。到通州厂以后，再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加入作料，进行第二次发酵。南北交融，别有一番风味，也成为驰名中外的北京老字号。

　　“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但我们在南北方食物的千里流转、口味变化中，找到了一条奇妙的线索，那正是大运河。”

　　说起运河的文化故事，陈喜波如数家珍。他表示，运河文化是流动的、活态的文明，也是南北交流的重要载体。“人、物、建筑、风俗等，无一不体现着大运河从本质上带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大运河北京段全长82公里，横跨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区。大运河之于中国是古代连接南北方的大动脉，之于北京则是明清都城连接西北部园林的纽带。下一期，繁茂的人文藤蔓将沿着大运河遗迹穿行北京城，看一处处文化遗产仿佛珍珠，串点成线，古今辉映，见证千年运河北京段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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