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中原大地还处在五代乱世之中，契丹人却已经基本完成了疆域整合。在燕山以南，契丹君臣把目光投向了在他们眼中繁荣富庶的幽州城，并最终将此地升级为了王朝的“南京”。

　　此后，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又在这里广设税官府衙，一则加强对华北北部领土的控制，二则试图在这里增加收入，弥补不菲的军事支出，并将其改名为“燕京”。

　　这座属于辽国的燕京，便是今日的北京。也正是从辽国统治时期开始，北京城开启了一段绵延一千年的中华帝都史。

　　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是一次对五代之后的中央王朝和北方（东北）少数民族关系影响深远的外交交易。

　　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燕云十六州不在汉族王朝的统治之下，意味着他们不用再艰难地穿越燕山险阻，可以从华北平原北部出发威胁所有的南方政权，获取更多政治和外交筹码；而对于汉族王朝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从燕山到山西高原北部的所有天险，传统的北方长城防线直接被废，长期生活在北方政权的阴影下。

　　所以后晋之后，数个汉人王朝都曾多次尝试将其收回。而对于契丹人来说，则绝没有道理放弃这片可以用于施压的天赐之地。

　　五代到宋代早期的数次北方大战，就都爆发在燕云十六州周边，但汉族政权取得的成果相当有限，只有后周勉强收回了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两州。宋太宗尝试过将战果扩大到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却最终没有成功。于是终宋一代，基本放弃了对幽州和燕山以北的幻想，转而通过岁币和榷场维护北方边境的安定。

　　如果仅从军事和外交价值来看，幽州一带对南北政权的意义还只能说是旗鼓相当。但如果把经济价值也纳入考量范围，那它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价值就远远大于在汉族政权中的价值了。

　　对于契丹人来说，幽州的自然气候远胜于塞外，是肥沃的膏腴之地，还能以此为依托控制辽国手中的华北平原北部。因此早在辽太宗刚刚收到石敬瑭的“礼物”时，契丹君臣就已经把幽州设为了“南京”。此后辽国历代君主都着重建设这座“南京”，真正将其作为了与宋和平时期的经济重镇和与宋紧张时期的军事要塞。

　　在古代中国，同时兼具地区性的经济领导地位，又是最核心的军事中心的城市并不多见。而这样的城市，往往也已经具备了争夺首都的资格。

　　辽国的继任者金国也肯定了辽人的眼光。这些女真人甚至直接将首都从位于今天黑龙江的龙兴之地迁到了幽州。那时候的幽州，已经在辽国获得了“燕京”的新名字，而金人又认为“燕”是灭亡的列国，不吉利，将名字改成了更具有正统感的“中都”。

　　这倒不是虚名，以金国全盛时期的版图来看，北京真正位于“天下之中”：在南方有黄淮一带缓冲、与蒙古部落之间则是传统上属于汉族政权的长城防线、西方与西夏隔黄河而治，在国内运输、信息传递、获得缓冲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还能起到连接东北故地和情况复杂的汉地的作用。

　　而从经济角度来看，曾经肥沃的黄淮流域已经因黄河泥沙量上升而显得不稳定，东北苦寒而遥远亦无法支撑一个王朝的行政需求，位于华北平原北部的幽州也几乎是唯一一个安全而富庶的选择。

　　北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历史前台，成为了中国古都俱乐部中的一员的。

　　当然，无论是辽国还是金国，作为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都没有能够完成统一南方的任务就消失了。他们所选择的“都城”，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北方都城”，尚未形成全国性的认同，更像是平衡华北平原和东北龙兴之地的折中方案。北京在这一时期所具有的文化和政治意义，还不如西安、洛阳这两座真正的古都。

　　作为一个最经典意义上的北方（蒙古高原）少数民族，蒙古政权的南下虽然在军事上没有遇到太多阻碍，在行政上却面临着在高原上前所未见的困难。在他们的新边疆之内，不仅民族混杂，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各异，而且因为扩张过于迅速，已经连及时通信都很难做到了。

　　这在各个汗国都是现实存在的困难。而对于统治东亚大陆的元朝来说，最需要做出快速反应的，就是寻找一处能兼顾草原、汉地与东北三大板块的都城。

　　忽必烈最初的选择是金莲川（河北沽源到内蒙正蓝旗的滦河上游一带），后来又将位置沿着滦河向下游移动了一些，建立了开平城（元上都）。今天在内蒙古正蓝旗的草原上，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一处元上都遗址。

　　这是一座位于蒙古草原最南缘的城市，能让忽必烈与远在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的大汗保持文化统一性，同时监视已经征服的汉地。但当忽必烈自己继任大汗之后，这层顾虑便不再重要了。无论是归降的汉族士人还是蒙古亲信，都劝说大汗南迁到故金国首都，在政治上更加倾斜于汉地，也在经济上获得更好的支持。

　　尽管在名义上，元大都和元上都是两都并重的，但随着元朝逐渐消化了辽、金、宋的土地，传统汉地更复杂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却在逼迫大汗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南方。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大都的重要性很快超过了上都，成为了天下的中心。

　　京杭大运河的完善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佐证。为了满足大都庞大的粮食消耗，元朝在隋唐杭洛（阳）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以鲁运河打通了苏运河与北京。这个基础建设让北京与南方经济中心建立了联系，也意味着北京不再是北方（东北）政权南下的过渡性中心，转而成为全国财富文化的枢纽了。

　　朱棣选择北京的理由很多。一方面，作为前燕王，他自己的“龙兴之地”就是北京，南京的建文朝廷余党令他难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对于早期大明来说，对蒙古（北元）的戒备是国防头等大事，而北京可以提供“天子守国门”的机会。

　　但如果没有便捷的漕运，这些就都是空谈。一座无法调度全国资源的要塞性首都，只会平白增加政权的不确定性。

　　而即使有了漕运，随着永乐皇帝自己过世，北京作为大明京师的众多弊端也开始逐渐显现。

　　永乐皇帝驾崩以后，参与了早期明朝南征北战的开国团队也基本全部告别历史舞台。此后的明朝君臣，不再具有太祖和成祖的军事才能，以北京为基地的“北巡”也一年少过一年。此时“天子守国门”的侵略性压力不再存在，京师北京反而变成了需要团团防守的薄弱环节。

　　明代中期的文武官员们对此多有论述。嘉靖年间大臣周弘祖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虽然北京附近有诸多关口，看似“有金汤之固”，但其实不仅辽东和大同宣府（今张家口宣化）两道防线之间缺乏联系，京师在正北方也仅仅只是隔着长城与蒙古部落比邻而居。

　　好比一个人张开左右臂，但两手无法互搏，还把脑后亮给了对手，情况危急。这也就是大明的“肩背之忧”。

　　这背后有两个历史背景。其一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借助了兀良哈部落的力量，因此战后特许他们从嫩江流域内迁到了滦河流域，这打断了辽东与大同、宣化之间的联系。其二是因为要将这块本属于明朝边军的土地赏给兀良哈人，原本在此的明卫所不再存在，北京北方也就失去了长城面前珍贵的缓冲。

　　这果然在明英宗时期让大明付出了代价。御驾亲征的队伍刚走到今天的怀来，《地理图》灌口还没念完第二句，皇帝就被俘虏了，逼得于谦大爷紧急组织京师保卫战。

　　另一个针对定都北京的反对观点，是漕运劳民伤财，而明朝作为汉族政权不太需要担心南方不安定，完全可以把“备都”南京转正。

　　这种观点最早在明中期的宪宗和孝宗朝出现，并且是由主管钱粮的户部提出的。由于明朝实行两都制，天下钱粮需要同时向两都供应，再加上耗资巨大的北方边镇，此时已经让户部感到力不从心。何况相比元朝，明朝的南粮北调只靠漕运，不走海路，效率也严重受限。

　　如果能放弃北京，则南方钱粮可以只供路途较近的南京，而边镇钱粮则可由北方诸省独力负担，运输成本可以大大减少。这种观点，一直到明末，甚至清初，都还有明朝遗老（比如王夫之、黄宗羲）在念叨，他们甚至将定都北京当作了明朝覆灭的主要原因。

　　但其实，对于大明来说，北方的压力越是大，北京的首都地位越是不能动。由于燕山外围的防线被主动拱手送出，蒙古部落已经住在了居庸关以北，如果不能以北京的帝都地位聚集全国资源加强防守，华北平原将更加危险。

　　而一旦失去了这座边疆首都，明朝将会面临和北宋一样的困境。宋作为明朝人眼中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悲惨命运，是明朝人不想看到的。所以他们只能硬着头皮经营京师，并在越来越冗腐的官、兵体制中，等待财政崩溃的结局。

　　当然，古代王朝定都北京的还有一个大清。但大清选择北京的原因，和辽、金钟意北京的原因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一来清人需要兼顾东北龙兴之地与华北汉地，二来南方未定，大明遗老遗少众多，让人无法心安，三来元明两代多年经营已经让北京有了完美的办工环境，选择在此定鼎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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