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乘坐游船在大运河京冀段游览，经过榆林庄船闸时能看到坐落在运河南岸的一座静谧乡村，这里就是大运河京冀段沿线临河最近的村庄漷县榆林庄村。村子距离运河最近的地方不足百米，也是全区唯一的堤内村庄，但是榆林庄村民却很自信：“水再大，也淹不了村子。”这份自信不仅来自于如今的各种防汛措施，还源于村子上百年来筑堤防汛的悠久历史。

　　我们先到村口的村史馆中找找榆林庄村与运河防汛的渊源。走进村史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铁制船锚和一些修补漕船的工具。村书记郝洪恩介绍，由于毗邻运河，榆林庄村深受漕运影响，这些老物件都是从村民处收集而来，可以说样样儿都包含着运河元素。

　　村史馆讲述了榆林庄村的前世今生。一幅名为《御赐榆林图》的画作就介绍了榆林庄村的由来，画中串串榆钱缀满枝头，身着龙袍的男子正在背手观看，身旁是一名身着官服的男子。郝洪恩说，画中两人分别是乾隆皇帝与大学士刘墉，展现的是清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自水路六下江南，有一次经过榆林庄村时的情景。

　　当时恰逢春季，乾隆看到岸边榆树上成串的榆钱挂满枝头，榆树林中间还有一处村落，他来了兴致并命人将船停至岸边下船游览。乾隆问刘墉：“林南村庄其名何也？”刘墉答：“北树林也。”喜好风雅的乾隆对这个名字显然不满意，立刻根据河边成片的榆树林将村庄更名为榆林庄，随后百年间这里的名字再也没变过。榆树林为村里留下了历史典故，但这些榆树可不仅是美丽的景观，它们更在防汛中发挥了大作用。郝洪恩说：“当年运河汛期拦水的临时设施几乎都是由运河两岸的榆树制成，即便长时间泡水，榆树也不会腐烂，正是防汛的好材料。”

　　开漕节是运河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幕，村史馆中另一幅名为《北运河开河祭祀图》的画作就传神地再现当年场景。画中清晰可见官祭与民祭的区别。官祭队伍在画作的中心位置，摆放着香炉、牌位与贡品的供桌置于河边，一旁参与祭拜的官员衣着整齐站成两排，毕恭毕敬地向供桌上的牌位鞠躬。而画面上方则是民祭队伍，他们显得更加淳朴。可能是上一年发生过水患的缘故，参与祭拜的民众将猪、牛、羊等牲畜纷纷扔进河中，以祈求新一年的风调雨顺。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右侧，树上有一口铜钟，由一条绳子相连。郝洪恩说：“根据村中老人回忆，由于榆林庄村距离运河很近，村民担心河水上涨危及村庄，所以在河边的树上挂了一口钟。如果发现水位异常，则会第一时间摇钟通知村里人。”这可以说是运河边村民汛期防范的最初形式。

　　还有一幅《北运河水务钞关图》则讲述了榆林庄村与运河钞关的关系。钞关是收税的关卡，于明代设立，是中央设在地方的税务机构，一直到民国年间才被裁撤。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商贾络绎，对过往船只、商品征收的关税是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钞关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税收关署，既是京杭大运河畅通的产物，也是商税制度在明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全国有八大钞关，其中七座在大运河上。村史馆中记录的四爷台钞关就是古时收税的关卡，也是漕运船只进入北京的最后一道钞关。郝洪恩介绍，四爷台钞关的遗址就在现今榆林庄船闸附近。

　　村史馆中心位置有三张清末民初时期的委任状与嘉奖令，古老文件的字里行间显示出，榆林庄村从百年前就有“河长”，虽然官职名称不一样，但是工作内容别无二致。这些文件是村里年过九旬的郝阔庭老人的“传家宝”，上面记录的人都是他的祖辈。

　　郝洪恩指着一张清宣统年间的委任状介绍，委任状是写给当时担任通州地区的张姓主官。委任状中将运河防汛交给了一位叫郝国玺的人，此人正是郝阔庭的祖父。至于原因，委任状中解释为“在检查北运河大堤修筑时发现河两岸栽种浮柳时草率敷衍，并没有认真栽种。所以委派榆林庄的郝国玺完成这项工作。”委任状的结尾还特别提到了“勿违特谕”，说明当时对于运河防汛工作的重视。

　　委任状的末尾还特意注明了郝国玺管辖的范围。不仅包括现在榆林庄村，还有距离村子10公里的里二泗、张辛庄、小圣庙等九个地方。“祖辈们的管辖区域涵盖了如今的漷县镇以及其他乡镇共30多公里的河岸，他们在河岸上修堤护坡，保护两岸人民的安全。”郝洪恩感慨地说。

　　当年的河长都干什么？郝洪恩介绍，当时郝国玺带领村民们在运河河岸边修堤植树，保护运河两岸30多公里范围内村庄的安全。同时，定期巡查区域内的船闸，保证其在汛期可以正常运转。运河沿岸有些村庄地势低洼，汛期时郝国玺还要带着村民前往涨水的地方修筑堤坝。不下雨的时候，郝国玺就带领村民在附近抬高地基，现在榆林庄村有些地基比大堤都高，就是当年的功劳。

　　治河就是治运，当时运河是南北往来的黄金水道，定期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畅通无阻也在郝国玺的“河长任务清单”上。“清河岸、清河面、清河底，这与现在河长的职责别无二致。只不过当年没有现在的河道清理设备，想要检查河底只能派遣水性好的河工潜水检查。即便是这样，先辈们也没有让运河出现大规模汛情，或是船只堵塞事件。”郝洪恩说。

　　从清末到民国，郝国玺一直在治理运河，出色的工作受到了奖赏。1923年，中华民国内务总长高凌霨签发了一张《内务部河务奖章执照》，郝国玺获得了内务部授予的五等银色单犀河务奖章。1926年，中华民国财政部又将榆林庄村十余亩土地奖给榆林庄村民郝治，也就是郝国玺的父亲。郝洪恩说：“这些文件就是对先辈们治理运河有功的奖赏，郝阔庭老人一直将原件保存到现在。”

　　京杭大运河自隋朝开凿之后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水道，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运河的治理都颇为上心。据记载，唐朝的中央六部中工部下有水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掌管天下河流、水渠、渡桥、漕运等水利方面的政令。另设部门都水监，设都水使者若干，掌内外河渠、渡口、桥梁、堤堰疏浚之事。自此都水监作为治河部门贯穿了唐、宋、元三朝。

　　到了元朝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郭守敬为都水监事，负责元大都运河的施工。第二年，郭守敬在通州和积水潭之间开凿了通惠河，这也是大运河最北的一段。郭守敬不仅根据元大都的地形地貌解决了通惠河的水源问题，而且按地形地貌变化及水位落差，在运河中设闸坝、斗门，解决了河水的水量和水位。忽必烈看到通水的通惠河非常高兴，命郭守敬以太史令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他也成为了历史上最有名的“运河河长”之一。

　　时间来到明代，京杭大运河的名字变成了漕河。那时的官员既要负责对运河的治理，包括疏浚河道、补给水源、修筑闸坝堤堰等，也要保证漕粮按时按数运抵京城，可以说将治河与治运相统一。

　　而到了清朝，大运河上各个河段的河长更显示出各自的治河智慧。清乾隆七年，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就在管辖范围内推行“杏叶勺捞浚法”。即每段用浚沙船若干，每只船配有船夫四名，船夫手持长柄“杏叶勺”，勺上拴布兜再插入水中捞沙。

　　施工前，水性好的船工先潜入水底，通过河底泥沙的深浅确定杏叶勺深入水下的距离。然后各只浚沙船如雁翅排开，自上而下依次浚捞流沙。而船上的船工则根据捞出的泥沙体积结算工钱。当年的机械化程度普遍较低，这种方法对于疏浚运河河道颇为有效。此外，清朝时期运河捞浚还有大修与小修之别，小修一年一次，大修根据河道情况而定。

　　为了防止运河河堤出现决口，两岸治河官员还会常备桩埽。据记载，桩埽为用木桩及高粱秆、芦苇、稻草、麦秸为原料的填梢护岸塞决口的治河用具，因其成本低且取材方便，治理效果好，被各地治河官员常备。

　　对河务的关注已经刻入了榆林庄村人的基因里，如今的河长正是村书记郝洪恩。说起现在的河务他熟稔于心：“榆林庄村是通州区唯一一个堤内村庄，而且村东是北运河，北边是凉水河，西边距离凉水河的支流也不远，村子不大却被三条河流环绕，河长责任很重。尤其是汛期，我每天都要抽出至少半个小时巡河，每周要把村庄辖区内的河道走一遍。”

　　除了劝阻市民在河边游玩的危险行为，水位的涨幅以及河边、河内的杂物也必须十分关注。郝洪恩说，河长的职责是保障辖区内的河道“三查三清三治”，其中河岸、河道、河底都要保证干净整洁。目前河岸垃圾基本都是由村里的保洁队打扫，河道和河底的杂物垃圾则需要上报，由相关部门清理。每次参与清理河内与两岸垃圾时，郝洪恩的思绪总能回到百年前，榆林庄村的祖祖辈辈都在用自己的力量保护着村庄与百姓。

　　如今，大运河仍在静静流淌，向世人诉说着悠久的历史故事。在各种治河新设备的加持下，郝洪恩等运河“河长”再也不用那么担心了。他说：“榆林庄村治河历史悠久，我也要接过接力棒，继续护河安全。作为大运河北京段距离河面最近的村庄，也欢迎大家来榆林庄做客，感受运河第一庄的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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