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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张轲风 乡党政治 、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 —— 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摘要: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 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 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 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众所周知，传统时代的史传著述以人物褒贬为中心，历史人物书写的叙事逻辑、评判体系和资料取舍均被规范于道德话语体系之中，其道德水准之高低甚至决定着其历史地位之高下。然而，正如万斯同云：

　　史之难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并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 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 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1]。

　　此言给我们很大启示：历史人物道德书写的弊端在于，其言往往随“人心毁誉”而转移，“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背后则隐藏着纷繁复杂的人群关系或党伐政争。故而万斯同感叹“史之难为久矣”，随着社会舆论的“传而播之”，文本传袭的“闻而书之”，历史人物的“贤奸事迹”被塑造起来。依此系统建立的知识谱系，看似“信史”，但“人受其枉者多矣”。这是传统时代历史人物书写最为突出的现象 。

　　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书写，正是这样的典型个案。李至刚(1355—1427)，名铜[2]，字至刚，以字行，松江华亭(今上海) 人，永乐初年任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永乐三年(1405年) 降职为礼部郎中，永乐八年(1410年) 受解缙案牵连，入狱十四年。明仁宗即位时出狱，短暂担任通政使后，改任兴化府(今福建莆田) 知府。宣德二年(1427年) 卒于任上，享年七十岁。《明史》本传篇幅简短，将李至 刚描述成品行不端、阴险谄媚之人。清人潘耒形容其“卑琐”“斗筲之徒无足算者”[3]；厉鹗称其“倾险 之流”[4]。受此影响，现代史学文本中的李至刚，同样是“人品不佳”[5]“为人卑鄙”“目为江南士人的败类”[6]，是“腼颜归附、甚至投机图利的无耻之徒”[7]。然而，李至刚的卑劣形象或许是被道德书写污名 化的结果。

　　目前关于李至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郑和及《马哈只碑》研究领域[8]，针对李至刚的历史书写及其与解缙的恩怨等方面尚无专门研究成果。张德建基于历史文本书写差异重新认识“解缙之死”，解析了历史书写中的文学修辞如何进入历史文本之中[9]。该研究着重反映了明后期历史文本中解缙事迹的虚构性，但没有揭示历史书写背后的社会机制和文化心态，而且几乎没有涉及李至刚其人。李至刚 因与明代文坛奇才解缙的恩怨纠葛，留下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资料，笔者借此展开个案研究，希图揭示明代乡党政治、士人心态如何影响历史人物的道德书写。

　　成祖即位，左右称其才，遂以为右通政。恨解缙，中伤之。至刚为人敏给，能治繁剧，善傅会。首发建都北平议，请禁言事者挟私，成祖从之。既得上心，务为佞谀。尝言太祖忌辰，宜效宋制，令僧道诵经。山东野蚕成茧，至刚请贺。陕西进瑞麦，至刚率百官贺。帝皆不听。初，至刚与解缙交甚厚。帝书大臣姓名十人，命缙疏其人品，言至刚不端。缙谪广西，至刚遂奏其怨望，改谪交阯[10]。以上内容大致从三方面营造了李至刚的负面形象：一是李至刚的基本评价：“左右称其才”“为人敏给，能治繁剧，善傅会”“务为佞谀”；二是李至刚事迹：首倡迁都北京之议、请贺山东野蚕成茧、请贺陕西瑞麦诸事；三是“解李恩怨”：先是解缙“言至刚不端”，解被贬谪广西，李遂“中伤之”，致其“改谪交阯”。

　　《明史·李至刚传》的事迹取舍与评价形成明显的逻辑关系，且与李氏“诞而附势，虽才不端”的解缙评语[11]相照应，“务为佞谀”评价及其事迹印证了李氏“诞而附势”，“左右称其才”及中伤解缙事指向李至刚“虽才不端”，呈现出论证式的叙事结构。“诞而附势，虽才不端”一语，最早见载于明仁宣朝内阁首辅杨士奇所撰《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参议解公墓碣铭》（以下简称《解铭》），其中记述解缙臧否十臣一事云：

　　太宗尝与论群臣，御笔书蹇义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于公（解缙）善，而具以实对。于义曰：“其资厚重，而中无定见。”于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远小人。”于刘雋曰：“虽有才干，不知 顾义。”于郑赐曰：“可为君子，颇短于才。”于李至刚曰：“诞而附势，虽才不端。”于黄福曰：“秉心易直，确有执守。”于陈瑛曰：“刻于用法，好恶颇端。”于宋礼曰：“戆直而苛，人怨不恤。”于陈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于方宾曰：“簿书之才，驵侩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刚，朕洞烛之矣，余徐验之。”……后十余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谕之曰：“人率谓缙狂士，缙非狂士，向所论皆定见也。”[12]这则史料涉及三处不利于李至刚的评价，即解缙“诞而附势，虽才不端”之评、明成祖“洞烛”之语以及明仁宗“定见”之论，凸显了君臣同侪对李氏品行不端的一致认同。永乐八年，解、李二人同下狱。明人何孟春云：“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诞而附势，虽才不端’之奏而怨之故欤？上之并下李也，所谓‘洞烛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终亦何利？”[13]何氏将李之怨解视为“小人之怨君子”，而李之下狱则是咎由自取，可见李氏倾陷忠良的小人形象已深入人心。明代广泛流传一则笑话：“李至刚尝以罪褫冠服，平巾入史馆供职，阍人谁何之。李既不敢举其衔，又非役徒，乃自称‘修史人李 至刚’。且操乡音，于是馆中皆称之曰：‘羞死人李至刚’。”[14]此笑话大量见载于明清笔记之中，时间不明且难断真伪，但其广泛流传的心理基础，应是明代士人对李氏品行不端、丧失操守的政治嘲讽。

　　李至刚的负面书写是如何形成的呢？梳理明清文献《李至刚传》的史源是关键。关于李氏生平事迹的第一篇系统撰述是《中顺大夫兴化府知府李公墓表》（以下简称《李表》）[15]，作者即撰写《解铭》的杨士奇。明代专列《李至刚传》的文献主要有六种：廖道南《殿阁词林记》、雷礼《国朝列卿纪》、林尧俞《礼部志稿》、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何乔远《名山藏》、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清代则以官修《明史》为代表，自顺治二年（1645年）开局诏修到乾隆四年（1739年）刊印，清修《明史》主要有万斯同、王鸿绪、张廷玉编定的三种版本。

　　从表１可见，明清史传所载李至刚主要事迹有共同的资料来源，即杨士奇《李表》。明代史传中的《李至刚传》几乎全部大篇幅传袭《李表》而成，惟《国朝列卿纪》据《明太宗实录》增补部分史事，可见《李表》对李至刚书写的绝对影响力。与之不同，万斯同《明史·李至刚传》则是在《李表》和《明实录》 基础上的系统改作，王鸿绪本与张廷玉本均承袭万本，但文字更为精简[17]。其共同特点是，不再按时间线平铺直叙，而是减省文字，增加评断，形成了论证式叙事结构。

　　清修《明史》这一结构看似严谨有序，但对李至刚事迹记载具有明显选择性。例如，李氏在河南右参议任上，汴堤决口。《李表》记：“公建议假王府积木作筏济之，人赖全活甚众。”清修《明史》改为“至刚议借王府积木，作筏济之”，删去“人赖全活甚众”六字，如此只见其才智而隐没其功德；《李表》记李氏在兴化知府任上“仰祗德意，劳心抚绥，郡民德之”，清修《明史》则略而不录。倘若说，此事迹因出自墓志资料《李表》而不取，那么李氏中伤解缙之说同源于《李表》，为何清修《明史》乐意采用呢？这只有一种解释，即清人受明代舆论和文本传袭影响，形成了先入为主的道德成见，宁信其恶不信其善。相反，清修《明史》据《明实录》增补李氏请贺祥瑞诸事，以佐证其“佞谀”行径。事实上，其时群臣称贺祥瑞，杨荣、解缙、胡广等人“咸作歌颂以进”[18]。解缙撰《瑞应歌辞》二十四篇，其中《野蚕》《瑞麦》两篇即对应李氏请贺山东野蚕成茧、陕西瑞麦二事[19]。李氏作为礼部尚书，率百官请贺祥瑞，是职责所系的分内事，清修《明史》据此印证李氏“佞谀”，显然有意放大了此事。

　　值得细究的是，《李表》及明清史传“解李恩怨”的记载。从表２可见，明清史传均受《李表》影响， 着重突出“解李恩怨”，形成了解、李二人伴生式书写模式。不过，《李表》仅提及李中伤解、解李同下狱二事，《国朝列卿纪》最早增补李氏“诞而附势，虽才不端”之解缙评语，其来源即前引《解铭》，构成李氏中伤解缙之前因。《李表》也未提及解缙“词连至刚”入狱之说，《殿阁词林记》据《明实录》补入，并在 《解缙传》详补解缙牵连李氏下狱原委[20]。据《明太宗实录》载：“初，缙之下狱也，狱吏拷治，索所与同谋，缙不胜楚，书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暘，礼部郎中李至刚，右春坊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贯，赞善兼翰林编修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等塞责，皆下狱。得暘、贯、汝玉、纮、引高相继死狱中。”[21]商传认为：这份同谋名单里，“只有李至刚可能是被有意攀连的”[22]。万斯同《明史》文字上主要承袭《国朝列卿纪》，并采纳《殿阁词林记》“词连至刚”一句；在资料上则吸收《李表》《解铭》《明实录》记载，形成了最完整的“解李恩怨”叙事。

　　综上所述，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书写以负面为主，对其最为不利的记载，聚焦在以下两方面：李氏中伤解缙以及“诞而附势，虽才不端”评语。同出杨士奇之手的《解铭》和《李表》则是其史源，堪称后世文献中《李至刚传》的祖本，对李至刚及“解李恩怨”书写产生了直接影响。

　　《解铭》撰于正统元年（1436年）九月初二日[24]。此年八月，明英宗下诏归还解缙被籍没之家产[25]，解缙案出现重大松动。《李表》撰写时间不明，但提及李至刚次子李源延请“少保杨公”为其父撰写墓志铭，又请杨士奇撰写墓表一事[26]，“少保杨公”应指“三杨”之一杨溥，其于正统三年（1438年）始升为 少保，可知《李表》撰于正统三年以后。朱棣登极之初，杨士奇与解缙、李至刚常伴朱棣左右，颇受倚重，杨氏可谓是“解李恩怨”的见证者。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揭示《解铭》和《李表》二文的情感倾向和内容虚实。

　　《解铭》全文2206字，以“呜呼”二字起首，内容饱满，情感真挚，详述解缙一生言行和事迹，深切表达了对其受谮罹祸的伤叹之情。而《李表》仅741字，内容平淡简略，生平叙事较为程序化。杨、解二人系江西吉安府同乡，年纪相仿，永乐元年（1403年）时杨氏38岁，解缙35岁，李氏已49岁。且有文献记载，解缙对于杨氏入阁有举荐之恩[27]。《解铭》记载杨、解及胡广三人“相与厚而相知深”，而《李表》仅言与李氏“同朝久”，丝毫不及交谊。由此来看，亲疏立判。

　　此外，尽管《李表》基本遵循了墓志彰善讳恶的写作惯例，但有两处颇耐人寻味：其一，在溢美之风盛行的墓志写作中，杨士奇居然将李至刚奏告解缙怨望之事写入《李表》之中（见表２），这是非常不合常理的，至少说明杨士奇对李至刚讦告解缙一事非常介怀。其二，《李表》云：李至刚“历事四圣，凡四十年，入典邦礼，辅储君，出佐藩翰，守名郡，显荣光大矣，虽间历夷崄，然回视同侪辈覆败消亡，何可胜计！虽或存什一于千百，而求如公之岿然享高寿、都重爵、从容考终，何其少哉……谓非所存之良、所施之厚，有以致之乎？”这段文字值得仔细推敲。李氏49岁前仕途多舛，此后21年中有14年身陷囹圄，其间任礼部尚书仅三载，如此何来“显荣光大”？14年牢狱之灾又岂是“间历夷崄”？而永乐初年入阁七人，解缙之外皆得善终，又何来“同侪辈覆败消亡”之说？很明显，杨士奇所谓“覆败消亡”的同僚，实指含冤惨死的解缙一人，并与李氏“显荣光大”适成对照。尤其是，杨士奇表面称扬李氏“所存之良、所施之厚”，然则“所存之良”正与“诞而附势，虽才不端”相对照；“所施之厚”则与“奏缙怨望”相呼应。联系杨士奇所述李氏中伤解缙之事，此言似乎在为解缙鸣不平，意指李至刚的“显荣光大”是靠解缙“覆败消亡”而换来的，颇有“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28]之悲叹蕴含其中。由此可见，杨士奇此言明褒暗讽，讥诮之意甚明。

　　最能反映这种情感反差的是，《解铭》收录于杨士奇《东里文集》，而《李表》则见载于《东里续集》。清人纪昀据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指出：“杨文贞《东里集》，手自选择，刻之广东，为人窜入数首。后其子孙又刻为《续集》，非公意也。”并云：“《续集》乃士奇所自芟弃，非尽得意之作。”[29]杨氏曾亲自选辑删定《东里文集》，并由其子杨檤编定为二十五卷，正式刊刻于正统五年（1440年），四年后杨士奇去世。《东里续集》则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由其后人多次续编而成[30]。《东里文集》未收《李表》，揣度其意，或以《李表》本就是为泛泛之交而作的应酬文，抑或是衔恨李氏之为人。可作旁证的是，明代部分士大夫曾为宦官或其亲属撰写墓志碑传，但在个人文集中均刻意删除了这一“不光彩”的记录[31]。杨氏的这一情况或许与之类似。

　　令人疑惑的是，李源为何要请杨士奇撰写《李表》呢？因缺少资料对照印证，目前已经不得其详。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李源请杨士奇为其父撰写墓表确系事实，这至少说明，杨士奇与李至刚之间的嫌隙并未公开化，而作为后辈晚生的李源也不清楚杨士奇对其父的真实态度。在当时情形下，李源延请与其父“同朝久”的杨士奇撰写墓表，完全是符合情理的。如果说笔者的分析不谬，《李表》之中既然隐含了杨士奇对李至刚的怨怼之言，李源难道会接受这样的墓表吗？幸运的是，正德《松江府志》中的记载透漏出一些蛛丝马迹：“礼部尚书知兴化府李至刚墓，在佘山之阴，少保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知制诰南阳李贤表。”[32]据此判断，李家并没有接受杨士奇《李表》，最终使用的墓表则是另请李贤撰写的， 这从侧面反映了李源对杨士奇《李表》是不满意的。由此揣度，《李表》是从杨士奇单方面流传出来的，应该是得缘于杨氏《东里续集》的收录、刻印和传播。

　　其一，《李表》似乎回避了李至刚的主要事迹。永乐元年春正月，李至刚奏：“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陞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这一意见得到朱棣采纳，遂改北平为北京，开始筹备迁都[33]。李至刚是明代首倡迁都的第一人，也是其最突出的历史功绩。而且，“墓表”文体以记录传主生平大事为纲。清人恽敬云：“惟是墓表之法，止表数大事……墓志铭可言情，言小事，表断不可。”[34]奇怪的是，作为身预其事的杨士奇，在《李表》中丝毫没有提及此事。嘉靖以降，《明实录》渐被史家征引，李至刚首倡迁都的事迹才为世人所知。

　　需要说明的是，李至刚首倡迁都，并没有得到永乐朝的舆论支持，在当时不惟不算功绩，甚至是其“务为佞谀”的罪状。甚至到永乐二十年（1422年），群臣尚且多言“都北京非便”。仁宗即位后，胡濙等人尚有还都南京之谋议[35]。不过，《李表》撰于正统三年以后，其时迁都北京已有30余年，迁都的战略意义已然凸显，各种非议已得不到舆论支持。杨士奇身为内阁首辅，对迁都意义以及舆论变化必是了然于胸的，其避谈李至刚首倡迁都之功，或是有意为之的。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杨士奇作为永乐初年即入阁的老臣，与其时诸臣意见一致，皆不主迁都，但出于为传主避讳的心态，故隐而不彰。若是如此，恰能折射出杨士奇与李氏政见不合，不以此事为功，反见其鄙薄之意。

　　其二，两篇墓志呈现出解、李二人恩怨纠结的伴生式书写关系，其中均强调了李至刚奏告解缙“怨望”，致其远谪交阯，而对解攀扯李入狱一事隐而不言。正如张德建所言，《解铭》的叙事方式“形成了深被宠信与谗间陷害之间的张力和冲突”，着重构筑了一种“忠奸冲突”的理解模式[36]。这给读者以强烈的阅读暗示：解缙无辜受屈惨死，李氏应为解缙之死担责，“扬解抑李”的书写倾向昭然若揭。这也成为后世《解缙传》的叙事格调。

　　然而，解缙不论是改谪交阯，还是下狱惨死，均无确凿证据表明与李至刚有关。据《解铭》记载，解缙因拥立朱高炽为太子而遭朱高煦忌恨，受诬泄露建储密议而贬谪广西。就在其时，“李至刚言公怨望，改交阯”。永乐八年，解缙回京，适值朱棣离京北征，故见以太子监国的朱高炽而还。朱高煦遂诬 解缙暗结储君，“无人臣礼”，解缙由此入狱，三年后死狱中。据此，解缙下狱惨死的幕后推手是朱高煦集团，故清人潘柽章云：“至于（解缙）下狱而死，则汉庶人（朱高煦）实主之，至刚亦何能为？”[37]解缙第五代孙解桐编撰的《解缙年谱》载：“高煦必欲致公于死，乃与丘福、李至刚、黄淮辈罗织公以奸诈之罪。”[38]此说未见载于其他文献，且不合情理，倘若李氏参与陷害解缙入狱，岂有反成“同谋”而入狱十四年之理？与《解铭》不同，《明实录》记述了另一种说法：解缙因“廷试读卷不公”贬谪广西，而改谪交阯的直接原因是受诬泄漏建储密议。至于解缙入狱，则因其不顾职守，与同谪交阯的王偁擅往广东“娱嬉山水”，更奏开凿赣江的“劳民”之议，由此触怒朱棣。其中完全未提及李至刚。相反，解缙下狱 后遭狱吏拷索同谋，攀扯李至刚等人以“塞责”[39]。依此记载，李至刚不仅没有“奏缙怨望”之举，反受解缙攀连而无辜获罪。

　　其三，《解铭》所载解缙臧否十臣事是杨士奇的一面之词，此前文献未见有载。杨氏记述此事在正统元年，其时当事人皆已谢世，死无对质，真伪难验。退一步讲，即便确有其事，三十年之后，杨氏仅凭记忆形成的“口述史”，不免错讹。再退一步讲，即便杨氏所述无疑，解缙之言就一定公允吗？明人叶盛云：解缙臧否十臣之中，“最下者则方宾、李至刚、刘儁。然至刚寿终，儁以节死交阯，得赠谥”[40]，显然质疑解缙之言并非公论。明人黄景昉亦云，解缙所评实属“轻诋”“史称唐王珪善持论，缙愧负多”[41]。曾为李至刚重撰墓表的李贤，在其负责纂修的《大明一统志》中，将李至刚列入兴化府名宦内，并记：李至刚“知兴化府，徳量宽洪，吏民化服，在任若无所为，而一郡之人翕然大和”[42]。明人杨枢云：“夫《一统志》本诸国史，宜无不公，而前后《松志》于至刚之事皆略之，岂解缙之评先入之欤？”[43]王圻亦持此论，认为解缙评语“未可尽据而没其实也”[44]。杨枢是华亭人，王圻系青浦人，皆是李至刚同乡，故而纪昀批评杨枢“未免涉回护乡曲之私”[45]。回护乡曲之嫌固然不能排除，但解缙评价不公、纪昀囿于成见的可能性更大。以上记载同出《解铭》和《李表》，如果说李氏德政为“虚词”，何以见得李氏中伤解缙、解缙臧否十臣之事不是“虚词”呢？纪昀信其恶而摒其善，或是道德成见在作祟。

　　明初陶宗仪《送李孝廉至刚之京》诗云：“雄姿逸态乃若是，濯濯春风一端绮。六籍诸史蟠心胸，自分身名已千里。”[46]赞誉李至刚丰神俊逸，才华不凡，志在千里。宣德朝边陲重臣罗亨信诗云：“三朝省部旧名臣，出守闽南德化新……空余事业留青简，无复衣冠谒紫宸。”[47]称誉李氏功德，深惋其晚年不得重用。宣德二年（1427年）状元马愉曾作《挽李至刚》诗云：“永乐夔龙会，惟公知遇深。藩维承驿召，桂馆耀华簪。礼乐凭陶铸，丝纶寄腹心。穹碑今蔓草，行客每沾襟。闻说丰姿在，琼林挺玉柯。春卿名望重，学士宠恩多。史局频挥笔，银台复振珂。可怜今昔异，翁仲倚山阿。”[48]此诗将李至刚喻作舜之夔、龙那样的辅弼良臣，充分肯定了李至刚在永历朝的功绩。如此多证据表明李氏德行似有可取 之处，并非如解缙所评那么不堪。

　　平情而论，假设解缙臧否十臣、李至刚“奏缙怨望”二事确凿，解缙评语致李氏失宠于成祖、仁宗两代君主，即有毁谤之嫌；若杨士奇所言，解缙出于忠君而“具以实对”，那么李氏“奏缙怨望”是否也可理解为“具以实对”？换言之，若解缙臧否十臣事有假，说明杨士奇有意撒谎；若此事为真，则解缙诽谤在先，李氏衔恨在后，况且李氏遭解缙有意攀扯下狱十四年。从各方面来看，李氏更像是受害者，而杨士奇“扬解抑李”，足见其对解缙的曲护之心。

　　其四，杨士奇诬人诬史的“案底”，也令人怀疑“解李恩怨”记述的真实性。明代私人修史之所以发达，乃与太祖、太宗《实录》严重失实有关[49]。《太宗实录》关于方孝孺“叩头祈哀”的记载[50]，最为后世史家诟病。作为《太宗实录》总裁官，杨士奇难辞其咎。彭韶《哀江南词》嘲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明人郑晓解释说：“盖指西杨（杨士奇）辈修《实录》，书方再三叩头乞生者，非实事也。”[51]此外，《明史》载：永乐初年阁臣黄淮常訾毁同僚，“或谓解缙之谪，淮有力焉”。[52]“或谓”之言实出自杨士奇之口[53]。郑晓提出质疑：黄淮“圜土十年，家食余二十年，蒙垢简牍，君子弗信也”。黄淮之所以“蒙垢简牍”，乃是由于杨氏“秉钧最久”“总修累朝实录”，掌握线]。据此可见，杨氏史德不足，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其“解李恩怨”书写也不可靠。

　　综上所述，作为解缙同乡故友的杨士奇，其所撰《解铭》《李表》确实存在“扬解抑李”的情绪化叙事。由于明代史家大量袭用二文内容，间接影响了清修《明史》中的李至刚书写。然而，《李表》《解铭》的个体书写，如何能够主导集体书写，致使后世史传一边倒地承袭“扬解抑李”叙事呢？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因胡惟庸案罢相，“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55]，六部尚书分理庶务，彼此不相统属，并直接向皇帝负责，其职权较前有显著提升。永乐初年，作为礼部尚书的李至刚，“得君气势，赫赫朝士，希进者日奔走其门”[56]，地位一时荣宠至极。为弥补罢相之后权力中枢的缺失，朱棣于六部之外创设内阁，命解缙、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 “内阁预机务自此始”[57]。七阁臣备问国事，参预枢要，“朝夕相与共事，鲜离左右”[58]，在永乐朝中枢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日渐重要。

　　在相权缺失的情形下，朱棣似乎有意扶植内阁，与六部分庭抗礼。尚书为二品大员，阁臣仅为五品，但位卑权重，相较部臣更接近皇帝。永乐二年（1404年）十二月立春日，朱棣命赐尚书、侍郎金织 文绮衣各一袭，并特赐七阁臣，“与尚书同”。朱棣表示，“代言之司，机密所寓”，阁臣“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勚益，不在尚书下，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59]？内阁“参决政机，隐然相职”[60]，与六部分权制衡，朱棣藉此掌控两端，自操威柄。在这样的权力“三角关系”下，阁、部之臣暗自博弈，甚而邀宠争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二月，阁臣杨荣奏进十事，痛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积弊。朱棣密谕：“实切时病，但汝为心腹之臣，若进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 之。”[61]阁臣系心腹之臣，其言牵动中枢权力运作和走势，易致诸方猜忌，渐启党争之端。朱棣密令解缙臧否十臣之事倘若不谬，就是例证。所评诸臣多数是六部重臣，明人徐学谟对此指出，解缙“以一人而议众人”，极易引发臣僚猜疑，导致“党伐成风，朝议腾沸”[62]。此事大约发生在永乐三年李至刚担任礼部尚书之时，同年八月李氏有罪下狱，解缙评语或是导致李氏见疏于朱棣的重要因素，而阁部政争则是“解李恩怨”孳生的真正根源。

　　谭天星指出：“阁臣们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往往援引同窗之谊或乡谊者入阁，以加强亲己势力。”[63]乡党政治在这种“暗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七阁臣之中，江西籍者占其五：解缙、胡广、杨士奇皆吉安人，金幼孜系临江人，胡俨是南昌人。甚而有载，正是在解缙的举荐下，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诸人始入内阁[64]。他们完全可能以乡谊关系为纽带，以扩大内阁权力为利益诉求，形成权力中枢的地域小团体。学界已注意到，明前期存在一个颇具影响的江西文人政治集团[65]。吴琦、龚世豪指出，永乐朝江西士人“交往过从甚密，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通过交游活动，联络并加深感情，相互间关系亦复杂多样，从而在朝中形成了一个江西士大夫的乡邦团体，在仕途上互帮互助，个人与团体相互促进，对军政大事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明初政治舞台上一个显著而有影响力的群体”[66]。

　　明前期江西人的庙堂辉煌与江西举业鼎盛、士风强劲相辅相成，杨士奇云：“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江西；江西为县六十有九，莫盛吉水。”[67]明人刘充化曾赋吉安府十阁老、九尚书、十状元诗，以纪吉安人才之盛况[68]。根据邱进春的研究：依照户籍统计，明代江西进士总数达到2719人，占全国11％，“比全国平均水平多出1080人”。其中又以吉安府818人为最盛，占全省30％；一甲进士35人，占66％；状元12人，占70.６％。而江西举业辉煌集中在明前期89年间，尤以永乐朝495人为盛，占全国27％，“全国每４个进士就有１个多来自江西”。其中吉安进士172人，占全省34.7％，每３名江西进士中就有１人出自吉安。邱进春认为：江西人秉持中枢和掌握抡才大权是其重要原因。永乐至景泰朝，共有内阁宰辅23人，而江西人多达８人，占三分之一强。“从解缙始至陈循止，53年中只有12年首辅为非江西人。”洪武至景泰朝会试26科考试官合计４０人次，江西人占19人次，总数接近一半，几乎是浙江、南直隶二省之和的两倍。而天顺朝以后江西进士数量的下滑，“根源亦在于上述政治和文化优势的丧失”[69]。

　　明前期江西举业热潮，“解大绅、杨东里诸公启其先”[70]。永乐二年正月，解缙担任会试主考官，而 “是科人才莫盛于江西”，在录取的432人中，江西110人，吉安36人，吉安士人且包揽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及二甲前四名[71]。永乐三年正月，解缙受命从中优选28人入内阁见习，号称“二十八宿”。其中江西16人，又有12人来自吉安[72]。解缙总领其事，悉心教习培养，“从人莫不歆其荣艳”[73]。故后人描述永乐初年江西人供职馆阁之盛况，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74]。倘若没有解缙“引拔”，恐怕不会有如此盛况。此后，解缙廷试舞弊风言四起，明人李贤《天顺日录》等文献记载：是科状元，解缙原本属意于“由省元至会元”的同乡刘子钦，因其自负，“略不逊避”，解缙遂“密以题意示”同乡曾棨，助其得魁[75]。解缙贬谪广西，乃因“廷试读卷不公”，倘若毫无根据，恐怕也很难成为解缙被谪之事由，至少折射出解缙确有培植乡党的意图。《明史》载解缙热心“引拔士类”[76]，其言节自《解铭》“笃于故旧 及名贤世家之后，喜引拔士类”一句。如此来看，“引拔士类”是杨士奇的乡曲私见，实指引拔江西“士类”而言。

　　杨士奇回护乡曲，亦有迹可循。杨氏曾批评“二十八宿”之一的同乡余学夔“不竢吏部覆奏，不谋于相知，即入疏自陈老疾致仕”[77]，表达了对余氏不打招呼即辞官的不满，影射出吉安乡党暗通声气的传统。此外，明代亦有传闻：杨士奇故意漏题于同乡曹九鼎，助其“得为状元”[78]。正统时发生杨氏同乡廖谟在福建按察使任上杖死驿丞一案，福建人杨荣为乡梓代言，“欲坐偿命”；杨士奇则庇护乡曲，“欲拟因公”。互争不下，宦官王振于是进言：“三杨皆有私，偿命过重，因公过轻，宜对品降调府同知。”[79]作为杨氏同乡，明人尹直隐讳地评价他“克敦故旧之谊”[80]，清人谷应泰则直斥其“竞庇乡曲，争辨朝堂”，为王振所利用[81]。

　　如果说，杨士奇出于回护乡曲，形成了《解铭》《李表》两篇情绪化的文本，那么这种个体书写之所以能够主导后世史传的集体书写，与杨氏的个人地位、声望关系甚大。杨士奇与杨荣、杨溥号称内阁 “三杨”，被誉为明代“仁宣之治”的缔造者。其中杨士奇年龄最长，入阁最久，历官建文至正统五朝，久任内阁四十余载，担任首辅二十年，享年八十而终，在明中期诸臣之中地位最尊，声望最隆。其政治地位和个人声望使他获得更多的公信力，自然具有掌控朝局和引导社会舆论的政治影响力。而作为太宗、仁宗、宣宗三朝《实录》纂修的总裁官，杨氏一定程度上会在时人心目中树立权威史家之地位，这有助于他对三朝历史书写话语权的主导。此外，杨士奇还是“台阁体”文坛领袖，具有“转移一代之风气”[82]的文化号召力，这对其著述广泛传播和言论权威性甚有帮助。杨士奇热衷于碑传、墓志、家谱文类创作，“平生所叙谱几五十余家，自昔文人序谱，奠盛于此”[83]。根据文渊阁四库本《东里文集》《续集》统计，杨士奇平生所撰各类墓志达306篇之多。《解铭》和《李表》以当事人书写当时人和当时事，给人以“信史”错觉，并向明代知识界传达出代表历史真实面貌的事件始末、是非曲直和道德评判。

　　杨士奇秉政既久，长期处于江西士人的权力塔尖，通过科举考试和人才荐举对江西举业鼎盛、士人辈出施加持续深远的影响。而活跃于明代政坛和文坛上的诸多江西士人，以乡贯为纽带，形成了上下相维、相互帮衬的关系，他们为巩固乡党利益，针对关涉乡党利益的诸多争议问题，自然会统一口径，形成集体记忆或书写的特征。例如，目前可见明代史传中最早的一篇《解缙传》，出自对后世名臣言行录编纂影响甚大的《皇明名臣言行通录》，全文即抄袭《解铭》而成[84]，而此书作者尹直即杨氏之同乡。又如，根据目前所见多种《解缙文集》，其中大量收录了尹直、罗洪先、刘吉等江西籍士人关于解缙的言论，从中不乏对“扬解抑李”叙事的固执继承[85]。

　　与李至刚类似，黄淮“蒙垢简牍”的遭遇，也有在杨士奇影响下江西乡党集体书写的特征。关于黄淮的书写，先有杨士奇“解缙之谪，淮有力焉”之语，后有尹直云：“旁询其详于博识诸士，夫有谓方正学（方孝孺）之诛夷，尹昌隆之籍没，许白云之极刑，皆出于文简（黄淮）。”[86]潘柽章力驳其非：“夫尹、许之 狱，淮果有力与否，不可知，若方正学事，淮方新入翰苑，虽承顾问特达之知，其力岂遽能生杀人哉？淮于党狱之起，南人当戍边者，犹力为救解，何独赞成正学之狱？所以然者，西杨叩头乞哀一语，既已得罪信史，而其徒欲以诛夷之酷，委过于淮，以欺后世耳。彼尹氏恶能辨之哉！”[87]潘氏此言，直斥杨士奇“得罪信史”，而“其徒”欺蒙后世。所谓“其徒”者，不仅指尹直，还包括了尹直询及的“博识诸士”。“博识诸士”或是指江西同乡之官僚先达而言。

　　倘若说，永乐初年的“解李恩怨”源于阁、部之臣的隐秘党争，那么洪熙之后的杨士奇以其地位和声望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力，通过《解铭》《李表》这样两篇极富情绪化的墓志书写，奠定了后世历史集体书写中“扬解抑李”的叙事基调。这一书写不断被复制和传袭，对后世造成“信史”错觉，从而将李至刚的负面形象牢固地塑造起来，并最终由清修《明史》盖棺定论。总而言之，李至刚身后“蒙垢简牍”，或许是以杨士奇为代表的江西士人集团在明代中前期持续秉政，并掌握社会舆论和历史书写话语权的表现。

　　明清文献中“扬解抑李”的集体书写，还可能与明代中后期复杂的士人心态有关。在明代士人书写中，解缙不仅是文坛领袖，还是士人的精神楷模，其事迹也有拔高溢美之嫌。刘吉赞誉他“文章事业，独步当朝”，时论“其诗辞夺李、杜之神，笔法绝钟、王之妙”[88]。其政治操守也被普遍推崇，洪武朝上《大庖西封事》针砭时弊，永乐朝密议建储，反对用兵交阯，抗争朱高煦集团，其言行颇合儒家之直谏臣道，甚至被视为比肩魏征的诤臣[89]。其洒脱恣意之才情、率直疏狂之个性为士人所激赏，被誉为“疏陈贾董，文擅班杨”[90]。然而，解缙受诬入狱，英年惨死，举家戍边辽东。如此境遇，绝似西汉时期少年得志、受谮遭贬、年寿不永的贾谊，这唤起了明代士人对命运沉浮、世道人心的极大共鸣和同情。正如廖道南所云：解缙“负奇气，抱儁才”，以“意兴所到，肆笔成章”之才华，早登庙堂，以一意气少年，疏陈万言，“批鳞逆心，罔所讳忌”，从贬谪河州再入庙堂，创“密赞建储”之功，然而，“谏沮交阯，力抗权幸，卒罹于谗，莫之敢白”[91]。此言大体代表了明代士人对解缙的基本看法。

　　在痛惜解缙的贾谊式悲剧同时，明代士人将矛头直指李至刚的“中伤陷害”。明人唐鹤征云：解缙“卒不免抑郁以死，其惨甚于贾生，《大学》所以深恨于妨贤病国之徒，而放流迸逐之必亟有以也”[92]。所谓放逐“妨贤病国之徒”，显然是指李氏远谪兴化。诸种《解缙传》出现了解、李命运对照的叙事句式：“（永乐）十三年正月，公（解缙）卒狱中……至刚不死，仁宗时以宫臣得为通政，寻亦谪远郡。”[93]以此方式揭示“解李恩怨”，进而彰显“多行不义必自毙”之理。正如何孟春云：“解死狱中而李不死，此则命也。仁宗临御，既明解冤，又官其从子为中书；李虽缘旧宫臣，故为通政，寻出知远郡。贤否在圣衷，其彰彰矣乎！”[94]

　　不惟如此，明代士人“扬解抑李”的集体书写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动因和心理基础。永乐之初，朱棣为加强皇权政治，持续重用靖难功勋阶层，同时采取了摧折士风的。由此，永乐朝士风不振，既不敢为解缙翻案，对朱棣酷政更是讳莫如深。正统元年八月，明英宗下诏归还解缙所籍没之家产，此事标志着解缙案的解禁，社会舆论可以公开谈论解缙。其时距离解缙之死已有二十二年，距朱高煦造反也有十年之久，明代士人长期压抑的情绪开始释放，解缙悲剧顿时唤醒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随 即触发了“扬解抑李”的道德书写。明代士人对解缙的称颂和痛惜，暗藏了对朱棣摧折士风的不满发泄。他们明知朱棣应对解缙受 冤惨死负责，但不敢公开批评，而将矛头直指朱高煦、李至刚等人。解缙以“宁为有瑕玉，勿作无暇石”为人生格言[95]，其人确实存在器量狭小、结党营私等道德短板，但由于明代江西乡党控制话语权的特殊环境，以及出于影射朱棣摧折士风的心态，明代士人的“历史剧本”自觉选择忽略解缙的“小节”，而以宣扬解缙悲剧、控诉奸佞、发泄不满为基本叙事格调。

　　正德以降，官方对建文帝的态度有所缓和，明代史学一改沉闷气氛，私人撰史之风日益盛行，出现了编纂建文朝史籍的热潮[96]，这实际上撬动了明成祖永乐朝的合法性。其时不能公开表达对朱棣“篡逆”的不满，“于是通过对建文帝的怀念来表达。他们肯定建文帝，赞扬建文帝。实际上就是反对明成祖”[97]。明代士人关于解缙才高罹祸的书写上，传达出解缙时遭闇主的情绪。李贤云：“缙才独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论谏，岂下乎魏征？若留乎仁宣时，事业必有可观者，士奇辈远不及也。”[98]换言之，解缙逢唐太宗则是魏征，遇明仁宗则远过杨士奇，这实质上是解缙不遇明主，朱棣不尽其用的潜台词。唐鹤征甚而大胆直言：解缙之悲剧，“两君（太祖、成祖）皆不能无过矣”[99]。

　　与之相应，嘉靖以降，明代史家据《太宗实录》将李至刚请贺月食当食不食、请贺陕西野蚕成茧、祸连黄信受诛及其中伤解缙事、解缙臧否十臣事乃至“羞死人李至刚”笑话，广泛增补入各类私修史籍之中，以此彰显李至刚为“篡逆”的永乐新朝积极谋划之大量“实迹”。其主旨在于，借谴责李至刚助纣为虐、趋炎附势这种隐晦方式，影射朱棣“篡逆”之实。

　　此外，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权臣擅政，党争频起，其时的史家对党争纠纷和宦海沉浮感同身受，解缙“力抗权幸，卒罹于谗”的悲剧更容易激起他们的强烈共鸣。郑晓《吾学编》是明代私人修史著述中广受推崇的一部代表作，此书几乎全袭《解铭》，并总结解缙悲剧云：“早遇圣明，名动天下，晚罹谗毒，中道夭阏，不尽其用。”[100]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郑晓奏请杜绝各衙署私相受理词讼以求事权统一，被御史郑存仁所劾，严嵩“从中构之，遂忤旨”，郑晓由此落职还家，再未出仕[101]。郑晓对解缙人生悲境的认同，与自身受诬落职的遭遇形成了情感呼应；雷礼《国朝列卿纪》完整抄录前引廖道南评价解缙的文字[102]，对解缙深为惋惜。雷礼任职工部尚书之时，遭太监滕祥掣肘刁难，愤而“乞早赐罢”，然而 “帝不罪祥，而令礼致仕”[103]；袁袠《皇明献实》几乎全文抄录《解铭》，并给予解缙“高才不达，直木先伐”之同情[104]。袁袠因不附权臣张璁而遭其嫉害入狱，后编戍湖州卫所。文征明惋叹其“首忤权臣，几蹈 不测”[105]；指斥李至刚为“妨贤病国之徒”的唐鹤征，为官屡次被劾，曾自道：“鹤征独浅衷狭植，悯俗病时，偶有所触，不恤毁誉。故以此见于正人君子，亦以此取嫉于庸竖佥夫。”[106]称颂解缙才似贾谊、直如魏征的何乔远，曾多次直谏，被谪广西，归后“里居二十余年”[107]。历史书写每多感同身受，明代史家身处党争漩涡，其个人境遇多有解缙的影子，因此在他们以彰善瘅恶为旨归的道德书写之中，对于“解李恩怨”情节往往感触更多，自然也更认同“扬解抑李”式的道德褒贬。

　　罗新指出：“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去探究现有的在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108]明清史传中李至刚品行不端、趋炎附势、倾陷忠良的书写，正是明代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主导下“在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杨士奇《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及“解李恩怨”记载的史料来源，二文奠定了李至刚的基本评价以及“扬解抑李”的叙事基调。以此为基础，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呈现出集体书写特征。

　　永乐至景泰时期，大量江西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和内部提携获得相当份额的朝堂控制权，形成荣辱与共的江西士人政治集团。杨士奇作为集团利益的代表，以其内阁重臣、文坛领袖的地位及其总撰实录的广泛影响力，主导了明代社会舆论和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使其极富情绪化的“解李恩怨”书写转化为社会集体记忆。明代中后期，私人修史之风勃兴。诸多明代史家的“解李恩怨”书写，持续受到杨士奇的影响，而且基于对解缙受谮死狱的极大同情，对朱棣“篡逆”、摧折士风的不满，对宦官专权、权臣擅政的现实批判以及在党争中宦海沉浮的命运“共情”，“扬解抑李”叙事得以延续，曾积极为朱棣新朝谋划的李至刚遭到口诛笔伐，成为明代史家反思永乐朝历史和影射现实的标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个案研究的主旨，并非为李至刚个人“翻案”，而是希图呈现复杂的社会机制与历史书写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历史个体书写对集体书写产生的影响，并反思传统时代历史人物书写是如何呈现道德性和主观性的，进而揭示特定时代的政治生态、地缘背景、社会关系、文化心态等因素对历史人物书写的塑造作用。概言之，历史从来就是由生存于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中的人书 写的，历史真实被包裹在复杂的主观表达和书写体系之中，很多看似盖棺定论的历史书写，往往是依据特定人群在特定情境下传递出的有限信息拼接而成的局部图景，而不尽然是事实之呈现。这个特定人群，可能是本文谈及的乡党，也许是其他利益集团或特殊社会阶层的代表者，他们或受利益驱使而有意为之，或执拗于某种“傲慢与偏见”，或受困于“文献不足征也”，或囿限于被歪曲的文本知识，抑或单纯是言此意彼、指桑骂槐式的心态作祟。总之，由他们传播或书写的历史，主要表现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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